世界女性政客的险与难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首次出庭受审7月20日下午，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与“收受国家情报院（NIS）特殊活动费”两案首度开庭审理，检方要求判刑15年，韩国法院对两案各判决2年及6年，一共8年刑期，同时没收朴槿惠33亿韩元，约合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资产。在今年4月6日“闺蜜门案”一审中，朴槿惠被判处2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180亿韩元（约11016万人民币）。
朴槿惠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是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也是东亚第一位民选的女总统。但2016年12月9日，因闺蜜干政事件，韩国国会对总统朴槿惠进行了弹劾动议案投票表决，总统朴槿惠被停止执行职务。从韩国首位女总统到该国首位被罢免的总统，朴槿惠的从政之路可以说是十分坎坷。
在宣扬男女平权的当下，究竟女性政要的从政之路有多坎坷？从近期巴基斯坦大选中一位特殊的女性身上便可窥见一二。
女性从政遭遇更多难题
今年38岁的玛丽亚·汗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她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省的参选人，也是参加省议会选举的11名跨性别者之一。就在今年5月，巴基斯坦刚刚通过了法律，保证跨性别者的参选权，而玛丽亚正是第一批能以跨性别者身份参加选举的候选人。
玛丽亚14岁时，她的母亲给了她2000巴基斯坦卢比（约107元人民币），便将她逐出了家门，因为不能接受家里有一个跨性别人，她的父亲也因为她受尽白眼与屈辱。
玛丽亚说，因为参加竞选，自己受到了恐吓和嘲笑，有人甚至撕碎她的竞选海报以泄愤，但这并不能动摇她“赢得竞选、服务巴基斯坦人”的坚定意志。
除了玛丽亚·汗之外，希拉里可谓国际政坛上极具代表的女强人。她不仅经历过丈夫、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事件，还曾以近70岁的高龄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却又不幸两度败北。希拉里的从政之路可谓跌宕起伏，她内心的强大绝非常人能及。
另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女性政要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执掌德国政权十多年。作为女性政要，媒体总是“纠结”于她的着装外貌，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从不会影响男性领导人。在2008年的奥斯陆歌剧院开幕式上，默克尔穿着一条低胸晚礼服出席，这与她一贯的着装格外不同。这使得在事后，联邦议会周一早上的例行记者会上，记者的提问都聚焦在她的晚礼服上。
哈西娜：穆斯林国家的女总理
在孟加拉，同样有一位历经过风云变幻的女总理，她就是谢赫·哈西娜。在2008年12月29日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哈西娜赢得了她的第二届任期，并出任总理一职至今。
哈西娜是孟加拉国“建国之父”以及第一任总统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女儿，她的父亲及大多数家人在1975年8月的一次军事政变中遇难。之后，哈西娜接任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的主席一职。在发生政变时，哈西娜和她的姐姐在国外，两人成为家中仅剩的幸存者。
哈西娜在1996年领导人民联盟获取政权，但是在2001年被其主要政治对手齐亚和她领导的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击败。
2004年，哈西娜再次死里逃生。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在一次政治集会中投掷了一枚手榴弹，炸死20多人，并导致数百人受伤。哈西娜在那次爆炸中也丧失了部分听力和视力。
孟加拉国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哈西娜的带领下，孟加拉是否能顺利完成脱贫创收，走上富强之路呢？
在2014年6月8日，我们就曾采访了这位孟加拉总理哈西娜。采访前，工作人员将哈西娜先父的遗照摆在了她的身后，国旗的旁边。
孟加拉的大部分人口都是穆斯林，大部分人可能会有一种陈旧的观念，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女人掌权应该是非常难的。我们也在采访中问道，在孟加拉做一名女性总理是什么感觉呢？
哈西娜：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我曾无数次被问到过。你知道，孟加拉人民的思想是很世俗、很包容的。尽管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们并不执念于只有男性才能担任总理，他们从来不这样认为。他们接受我做他们的领袖，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哈西娜认为是什么让自己如此特别，让民众接受她的呢？
哈西娜的父亲，孟加拉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
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哈西娜：我认为人民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他们知道我是为了他们在做总理，不是为了自己或家人，而是为了他们。在我父亲遇刺21年之后，我成为了总理，我知道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不是去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是为人民做一些实事。这是我的宗旨。我认为他们能感觉到，所以他们才拥护我来做总理。
哈西娜回忆道，在父亲被暗杀前，他们解放了孟加拉国。在国家解放期间，巴基斯坦军方逮捕了哈西娜的父亲和其所有的家人。当时，哈西娜还怀着她的第一个孩子，所以那是一段至关重要的时期。军方把他们关在被人监视的小房子里，而且房子的条件很差，只能住在潮湿的地板上。但正如哈西娜说的那样，他们一直都很受她的父亲拉赫曼的鼓舞。他想要解放这个国家，当时解放正刚刚开始，他们都期待着有一天国家被解放。最终，孟加拉国独立了。
讲起自己的父亲，哈西娜打开了话匣子。哈西娜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拉赫曼的：
哈西娜：事实上，自从我还是孩子时，就认为为国家和人民奉献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我出生并成长在一个政治家庭里。在我的孩童时期，我的父亲就做出过许多牺牲。很多时候，他都被关在监狱里。他常常会针对任何政府渎职的行为进行抗议，总是会为民众的权益摇旗呐喊。这鼓舞了我。
如果哈西娜的父亲没有不幸遇刺，那么哈西娜还会成为一名政客吗？
哈西娜：作为长女，我常常听我父亲讲他要如何发展这个国家，他要如何帮助孟加拉的穷人。他曾梦想要把孟加拉变成一个脱离贫穷的国家，他过去常常聊他所有的计划，我的父亲和母亲为此倾尽全部心血。这深深地鼓舞了我。所以我想：是的，我要完成父亲的梦想，要为孟加拉人民做些事情。
女性执政不易，在近期“ME TOO”运动声势浩大的浪潮中，我们仅以此篇致敬所有正在斗争或者奋斗前行的女性们。
德国总理默克尔是自我奋斗型女政客，但仍时常遭遇一些鸡毛蒜皮、独属于女性政客的小麻烦延伸阅读
女性政治家仍难以与男权政治体制抗衡
（来源：凤凰网评论）
公众看待女性政治家仍带八卦色彩
记者：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登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刘兵（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进步，这是近100年来全球女性追求平等解放的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结果。虽然说这些女性政治家标志着男女平等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进步是阶段性的、有局限的。按照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性别其实应当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前者很好理解，就是天生的、生物上的性别概念。而社会性别则区别于生理性别，它是自身所处的环境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两性所承担的性别角色不同和地位差别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以及国家参与运作下的制度化过程中形成的。
记者：您觉得中国现在走到了哪一步？
刘兵：从社会性别的意义上来说，特别是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走了第一步：生理性别上为女性的人能进入更多的领域，但是社会性别为女性——社会建构出的女性价值观、行为准则、文化观念、思维特点都没有进入主流领域，从而和社会性别意义上的男性共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一类人从政非常有优势，就是“无知少女”，这个“女”也仅仅是生理性别上的“女”。
记者：中国传统上对于女性政治家有没有偏见或者谬误？
刘兵：传统性别文化对于女性存在着诸多偏见，比如男权社会将女性塑造成一个贤惠、温顺、隐忍、依赖的角色，这样的角色会被质疑不适合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担任管理者和领导者——强劲、果断、待人有度量、看问题有高度、处理问题有水准的男性往往被认为符合管理者和领导者的要求。公众看待女性政治家往往都带有些八卦色彩，常用“女强人”之类的并非褒义的概念来界定这些“男性化”的女人。虽然很多女性进入了政界，但是他们主要采用的仍然还是男性的标准。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待女性政治家更多的只是关注传统上“政治家”的属性，而在一些名单里姓名后边括号中带着的“女”，就好像笑话一样。
女性的个人力量很难与大的政治系统相抗衡
记者：在您看来，女性得以进入政界的原因是什么？
刘兵：国际上有很多女性主义的学者也在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这类看似与文化研究、人文主义传统关系不那么大的领域。他们发现，按照女性主义理论和视角的分析，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实则已经，而且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打上了男性的烙印。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往往都存在着对立、抗衡和斗争，这些都是男性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是政治实践和国际关系上的传统理念和主流意志。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政界，但是她们的个人力量是很难与传统的、制度性的、男性烙印很深的制度相抗衡。如果她们想要在政界生存下去，有时候不得不屈服于政治体制。
记者：能否举一些例子？
刘兵：现代政治中，政治家更多是由政党“捧”出来的，政治利益才是政党决策的核心。女性政治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党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比如在美国，希拉里之所以能够参与到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后起之秀，民主党与妇女运动——当然还包括有色人种、同性恋等亚文化群体运动——结成了政治联盟，为了获得女性选民的支持，民主党将希拉里推向了前台。
记者：观察很多女性政治家的案例也发现，除了少数像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的个人奋斗型女政治家，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男权而获得的政治领导地位，您怎么看？
刘兵：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形，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都是“妻承夫志”；韩国的朴槿惠、菲律宾的阿罗约都是本国前总统的女儿；泰国总理英拉则是前总理他信的妹妹。在一个优势地位仍然是男权的社会中，女性要有所改变，不得不采取这样的策略，这也是一种现实的严酷。
记者：中国的女性政治家和西方有什么不同？
刘兵：中国近十年来也出现了若干位女性高官。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女性高官更多地产生于中组部配备女性干部的规定——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女性政治家们不仅表现出了很强的“男性”特征，而且也由于整个官员选拔机制的因素，她们经常无法代表广大女性公众的利益——即使她们想，有时候也感到无能为力。所以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很多女性在政界的打拼往往需要依靠政治体制的某个遗漏或者其所提供的某个契机。从宏观上看，女性政治家只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当然，她们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也做出过一些细节的努力，这些也是有价值的。一个大系统不可能被一个人的力量所颠覆，这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
性别政治：中国是“一元价值观”的问题
记者：中国是世界上非常早提出男女平等，并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是不是说中国其实还是在一些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刘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在形式上号召强调男女平等的理念还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构成了我们传统的特色。但是按照今天的立场，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更多的是基于生理性别的平等，并且是忽视了女性特点的平等——这其实又是不平等的。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这种平等，实际上追求的是无差异的、绝对的、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在承认差异存在基础之上多样性的平等。比如，高个的人适合打篮球，矮个的人可能就适合练体操，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没人会认为矮个的也适合打篮球。如果要追求这样一种绝对的平等，那么为什么不要求男性去绣花？难道也要要求女性去砸石头吗？其实这种平等的追求，实际上正是反映了一个男性主义的社会，一个没有追求多样化的社会。
记者：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现实？
刘兵：可能学界、政界、大众传媒都有原因。一方面来自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现代中国社会的约束。性别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和它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深层的运作相联系。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度地强调一元价值观的存在，强调一个标准、一样正确、一种真理。两性之间不平等，就在男性群体内部来说，不平等的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员和平民、富人和穷人。
记者：西方女性走过的权利觉醒之路，对中国有什么启示？或者说，中国如何走自己的性别公正之路？
刘兵：回顾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传统，我们发现，它与中国现在问题所关注的焦点也是有所不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兴起。在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运动以追求权利为主要诉求，选举权、受教育权都是其中的内容。所以很多人经常将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看作是一件事，基本是受到这一时期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出现了发展，被称为“第二次浪潮”。人们那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简单单地追求权利的问题，需要学理上更加深层次的讨论。自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开始广泛进入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中。而到了后期，女性主义运动又开始进行了自我反思，因为早期女性运动主要代表的是白人中产女性的价值，缺乏对有色人种、边缘人群价值观的关注。后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入对多元价值和多样性的讨论上。从欧美社会的深层来看，女性主义不仅是女性主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是否允许多元价值并存的问题。看待政治家，如果她作为女性人们可以认可，那么作为女性同性恋能否认可？我想国内对于同性恋议题的讨论，并不尽如人意。不仅是女性，奥巴马能当选美国总统是种族的问题。我想在中国其实依然也存在着种族歧视的现象，虽然中国并非是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国家。
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精神就不是追求全球普遍化，解决什么问题，通过何种路径解决，平等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不存在确切的标准答案。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国家制度都有所不同，女性主义对于性别的认同价值只是大格局里的一项内容而已。如果不承认一个全方位的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单单从女性主义的问题出发再回到女性主义，显然是一条死路。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应该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在多元价值共存的情况下，实现和谐的平等。
在与阿萨德总统的采访中我们问道，在2004年访问中国以后的五年间，叙利亚是否与中国政府保持着沟通渠道？叙利亚有没有什么想对中国与中国人民传达的信息？
阿萨德（叙利亚总统）：叙利亚在中国设有大使馆，叙利亚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交流，两国间的关系并没有退化。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中国四次投了否决票，支持叙利亚政府，支持叙利亚人民，维护了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所以几十年来，中国与叙利亚关系一直十分稳固，没有受到影响。
阿萨德总统还提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是对中国人民而言最重要的。中国人民所拥有的不仅是一个军事强大、经济发达的强国，更是一个有着强大价值观的国家。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反映着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它们之间是无法割裂的。
因此，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其影响力就会越大；一个国家越强大，对全世界的责任也越大，比如恢复全球平衡、维护正确的价值观和《联合国宪章》等等。叙利亚期待着中国人民和政府能在将来，为世界继续作出贡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因丝绸之路相知相交，中阿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今天，中阿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互利合作领域越来越广。
习近平主席曾用“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形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我们衷心希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谐相处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