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人物

时代巨变，追求自由的冠军归去来。他也没有豁免权。

2018年7月28日， 55岁的李宁先生起了个大早赶到鸟巢。他需要在台上做3分钟的讲话，台下是一群5岁的小足球运动员。这是他周末繁忙行程中的一个。时间匆匆，他来不及多做停留。

一晃十年已过。眼前巨大的场馆空空荡荡。比起白天，他更熟悉鸟巢的夜。十年前，他曾每天在这里训练到天明。直到2008年8月8日夜里，万人瞩目之时，他升入高空，环场一周，点燃火炬。

那是李宁和李宁公司共同的高光时刻。随后，却是一路跌宕，李宁不得不强迫自己成为一个代理CEO，落入繁杂的事务之中。

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奥运“点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隐喻李宁被国家赋予的高光时刻，也隐喻落下之后，才是他和他的企业，把脚放到真实大地上的日子。

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总结奥运后的这十年：希腊神话般的“诸神诞生”不再出现，遍地英雄皆凡人，商业回归到世俗的本意，体制突破的戏剧性下降，模式创新、资本驱动和法治规范成为商业运营的主轴。在某种意义上，感性突变的“艺术时代”结束了，诸神黄昏，理性的“科学时代”降临。

时代巨变，追求自由的冠军归去来。他也没有豁免权。

救火

2014年11月中旬，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朗豪坊大楼45层，视野开阔，窗外是平静的维多利亚港，但无人有心情远眺。

会议室内，正紧急召开董事会。这一天，51岁的李宁公司董事长李宁，在离开具体管理职位16年后，再次被推到前台——眼下正是公司的危急时刻。

李宁公司已连亏3年，亏掉了31个亿。李宁面容平静，但股东们的心情不太好。公司元老们早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到李宁家里，劝他出山做CEO。

这些年来，创始人李宁对这家公司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一位离职员工对《人物》举了个例子：2011年他曾为李宁安排过一次采访，地点就在北京通州李宁公司总部的董事长办公室，结果李宁进去了想开灯，却弄不清楚哪个开关控制哪个灯。“可见他非常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待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面对劝说，李宁岿然不动。他闲散惯了，还是想找职业经理人，挑了两三个，最终相中一个西班牙裔的候选人，要价一年一个亿。双方已经达成意向，马上准备签约。李宁觉得钱是一回事，此人也确实有能力。

公司股东、董事、上下员工，都不同意。元老张向都苦苦相劝：“老板，你不是光对你一个家庭负责，你现在要对几十万人负责。这位西班牙人，首先有语言沟通成本，你说一句，给他翻一句，而且翻得不一定准，这是最大障碍啊。”

十几年来，李宁和自己创立的这家公司刻意保持距离，他不相信个人的力量，却笃信职业经理人制度，从1998年开始放手，他先后聘用了三任CEO。

2012年，他引入私募企业TPG的合伙人金珍君，这位哈佛毕业的美籍韩裔经理人，通晓三国语言，当时刚带领达芙妮走出泥潭。李宁把危机中的公司托付给他和他的团队。两年，金珍君没有上演奇迹。

伏笔早已埋下。金珍君入主不久，就被元老直接在会上炮轰：“什么你都懂，你都明白，你把这些人都开了得了呗，就你一个人做决策呗。你请那么多O（指CMO、CFO等高管）干什么，就你一个人说话啊？”

另一位元老对这个外籍团队的总结是：“他们的态度就偏离，他们的方法更是错误，所以两年内没有遏制住李宁公司的下滑，反而加速了下滑，坡行变成了陡行。他对公司不了解，请来的全都是英国人、台湾人、美籍华人、美籍韩人，这对公司的文化形成一种严重的扭曲。”

日积月累生长出来的不信任感，往往会在公司文化深处裂出缝隙。这时候需要的是一个有强大黏合力量的人。

在危急时刻，如果公司的创始人都不出来，还有谁能救公司？

李宁只好硬着头皮，接了。

吉祥物

即使已经回归公司3年半了，李宁脸上仍有一种疏离感。

7月18日，是李宁公司与代言人、美国NBA球星德怀恩·韦德续约的日子。《人物》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照相机停止拍摄的时刻，站在台上的李宁收敛笑容，两只手局促地晃来晃去。他穿了一款公司今年最热的、找黄牛加价才能买到的“悟道”球鞋，却搭了一条过长的卡其色长裤，鞋子被遮得严严实实。

副总裁洪玉儒对他这种穿衣风格早已习惯。2014年李宁回归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洪玉儒帮忙挑的衣服。“我要他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裤子。他那裤子，哎哟喂，我说你得这么穿大哥，‘咔咔咔’把他裤腿给挽上了，再把那个鞋绳拽下来。”

多年来，李宁都被公司上下视作一个吉祥物式的存在。对于员工来说，他更像遥远而模糊的精神象征。他出现的形式包括园区内“李宁交叉”的雕塑、年会舞台上那个遥远的身影，和每个新年一封加油鼓劲的员工内部信。李宁出现的次数之少，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一位设计师面试实习生，两个人出门时遇见李宁，设计师认为是大喜之事：“你运气非常好，你看前面是谁？可能注定你要在这家公司工作了。”

20年前，李宁就开始与公司的日常管理脱离。1998年，李宁到北大上学，把公司交给CEO，自己只做董事长。2004年公司在港股上市，他更是把家搬到香港，陪伴一对子女在那里上学。

他的放手是相当彻底的：只参加一年四次的董事会，每两个月和CEO见一次面，但极少在管理会议上出现。他任命了公司第一任CEO陈义红，但陈离开时，继任者张志勇是陈自己选的。CEO以下的管理层，李宁更不干涉。

在公司遇有重大决策时，李宁会出现，但他不一定拿主意。最著名的故事是，2010年夏天，公司决策层决定换标。他们要放弃那个打上李宁深深烙印的L型logo，换一个更锋利、时尚的——这是后来饱受诟病的决定。但出席了提案会的李宁并不显露喜恶，只推说腰痛复发，问他们：“我能不能不选？”

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宁带队到四川赈灾。当地许多经销商找到他，抱怨当时公司管理层的决策。李宁和他们是当年创业打天下时积累下来的交情，曾经互相成就，但即便如此，这些抱怨他也只是听听，几乎不会去和公司高层反馈或建议。

他曾这么解释自己作为董事长的作用：“结不结婚不是我决定，而是我参与拍板决定；而后具体跟谁结婚，怎么结婚，那就是志勇（CEO）他们的事情了。”

他不是那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创始人。7月23日，他再次向《人物》重申了他的观点：“我并不想做一个CEO，我是想做一个企业的投资人，或者创业者。”他打了一个比喻，2014年回归之前，公司对他来说可能有两米高，但其他的事情，可能也有一米九。

比如读书对他很重要，他对知识有近似收集的渴求。1998年他跑到北大法学院读本科，在学校里包了一间房，踏踏实实住下来。法学教授何兵对他印象好：“十几年前，李宁在北大法学院读书，听我讲民事诉讼法。他是个认真的学生，每课必到，远远地坐在后面的角落，是个低调的人。”读着法律，他还选修了经济学双学位，又去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还读了历史系的研究生。当时的北大学生曾在期末考试前，在熬夜复习的牛肉面馆里遇到他，听到他跟同学说：“这道题肯定考。”

他对体育比赛始终很有兴趣。作为曾经的体操国家队队长，他从1990年便开始赞助体操、跳水、乒乓等几支国家队，每逢这些队伍有重大国际比赛时，他常常亲临现场，与队员教练们在一起。李宁回归公司后，他的一位前员工去丹麦出差，正赶上李宁公司赞助的运动队在当地比赛。大使馆的人说，李宁会来看比赛，这位前员工马上给他发短信，李宁回复他，公司太忙了，这次没法来了。

射击队商业化程度不高，不挣钱，但早年许海峰找到他要赞助，他二话没说答应了，让许提要求。队友李春阳、师弟李小鹏、师妹毕文静，都先后在李宁公司任职。一直到现在，他的朋友还多是体育圈里的人。

高光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李宁一生始终和体育深度缠绕，他的性格和人生关键时刻都与此相关。

2008年，是他离开赛场之后的人生高光时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之夜，在苦练一月、瘦了10斤之后，45岁的李宁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被威亚吊起，在鸟巢上空绕场一周，引燃主火炬。

提起当年那一刻，他更愿意把万众瞩目的荣耀，降到自己为了克服恐高而进行的严苛训练，“我眼睛始终盯着我的手，把我的世界压缩得很小，我就只做我的动作。”

这个荣耀把18岁的李宁公司推向了最高点。对手的反应，最能说明此事的强烈程度—李宁刚点完火，北京奥运最大的赞助商阿迪达斯就去国际奥组委、中国奥组委投诉了，当时安踏一位高管还给阿迪达斯的市场总监发去短信：“你是不是得跳楼了？”

更直接的回馈是市场的反应。2009年，李宁公司实现净利润39.7亿元，同比上涨23.3%，它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首次超越了阿迪达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李宁参加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活动

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世界将变得更加开阔自由。这段时间里人们做的选择，往往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所在。

透过李宁这时候的选择，能勾勒出一个自由心性的李宁。也许是2008年的点火者形象让他更坚定了自己在商业之外的选择—国家和责任感又一次击中了他。

奥运后，来找李宁的事情无疑更多了。一位曾在2008到2011年间为李宁打理公共事务的前员工告诉《人物》，李宁不像其他企业创始人，他并不愿意参加商业性很强的活动。把什么活动推给他合适，把握分寸是非常难的，但有一点，“他确实更愿意做一些和国家相关的事情，这时候他会愿意听你安排。”

2008年后，他作为亲善大使，跟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出国访问，到过莱索托、孟加拉、柬埔寨，有些地方环境恶劣，出发前要打许多针疫苗。但李宁非常乐意做，他那是代表中国，所到之处都会有中国大使出面会见，而他向驻在国民众发放的每袋粮食上都有国徽，这些是他在意的。

数次与李宁同行的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新闻官许楠印象很深，李宁出行时格外专注，他对粮食援助的工作内容感兴趣，言谈间会很想知道联合国其他机构是怎么运作的。同时他在外面也很“闲”，没有什么公司的电话要打，关于生意，一句不谈。

2010年，他做了上海世博会健康大使，开幕之前排主题歌，他也愿意去上两三次。

公司品牌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张向都记得，当时国家体育总局想成立一个运动员基金，用于退役运动员的安排，他们约李宁在国家体育总局边上的天坛饭店见面。一位局长提出，希望李宁能投200万，李宁想了想说，他投2000万。局长没听清，问了两遍，没错，就是2000万。

那位曾经为李宁安排公共事务的前员工，是这么理解李宁的：“他当运动员时，每一场比赛都代表国家，这是一以贯之的教育，在赛场上听到的国歌，眼睛里看到的国旗，身上穿的国徽，经典的红黄配色，全部都是跟国家有关系。后来虽然在公司，他也觉得只要涉及国家，就应该把它当成责任来看待。”

也因为这一点，体制内官员对李宁认可度颇高。前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告诉《人物》：“李宁对体育的感情，福建那些企业是没有的。而且体育为国的这种荣耀，不是仅从电视上看到的，他是体会最多的。”

李宁和体制的这种互相认可也给了公司信心，进而让他们做出了更激进的判断。负责政府事务的张向都认为，政府也对李宁公司非常支持，能给到李宁的，在合法合情的局面下，都会首先给到李宁。

那时的李宁公司，上下情绪一片高涨，他们认为扩张是必要的，也想要一个更国际化、更年轻化、更有活力的公司形象。2010年公司换了商标，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新的研发中心开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波特兰。那是球鞋产业的世界“圣地”，耐克和阿迪达斯都在那里有设计中心。这足可见得当时李宁进军国际的野心。尽管这野心建立在尚未成熟的商业模型之上。

但是很快，命运的馈赠就结束了。过分的乐观最终需要一个偿还。2008年后是一个更现实的年代，它结结实实地撞了上来。

对手

一位体育从业者对2008年后的体育产业繁荣有一个比喻：李宁、安踏、耐克都进了电梯，一个在里边跑步，一个在里边做俯卧撑，一个在里边拿大顶。别人问他们是怎么上来的，他们说，跑步、做俯卧撑、拿大顶上来的，其实都错了—是电梯把他们拉上来的。这电梯，指的就是2008奥运刺激下的整个中国体育产业的勃兴。

也正是因为这种蓬勃，体育用品企业都带有一种盲目的热情投入生产。2010年初，整体供大于求，行业颓势已十分明显。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经历过几次经济危机，对市场更敏感，很快开始打折，但李宁还在大量生产。

2010年，李宁业绩发生断崖式下跌，净利润暴跌至11.08亿，股价在短短5个月时间内被腰斩。仅2011年，李宁就关店1821家。

时至今日，李宁公司的高管们已经能客观看待当年的“试错”。7月19日，张向都告诉《人物》，他认为这都是公司战略的问题，盲目扩张、投入，最后形成负债，“都是自己的事”。

尤其是2008年之后，公司因为战略重心从“体育”转到“时尚”，因此选择性放弃对中国奥委会战略合作伙伴的争夺。这后来被许多人认为，是第二任CEO张志勇任内错误的决策之一。它不仅意味着李宁失去了一个趁胜追击的机会，还意外地养大了对手—当时营业额还不到李宁一半的晋江企业安踏，拿到了战略合作伙伴资格，迅速进入发展快车道。

世界总是充满吊诡。最看重国家责任的李宁，在2008年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最终导致的却是李宁公司因为这认可放弃了自己本来宽阔的道路。

在亲历者的叙事里，安踏为得到这个机会，用心颇深。当时负责竞标的安踏副总裁张涛告诉《人物》，为了和体育总局建立关系，他从2008年春天起，就开始天天去总局“上班”。他知道要从处级以上领导里边诞生评委，就去敲了几十个处级以上领导的门，给人递一个简历，挨个介绍，“我来自于安踏，我们是晋江企业，我们生产这个玩意儿。”

下图这件在巴黎时装周展出的蓝色夹克，复刻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红色领奖服（上图）

他们做标书的团队分为两支，一支明线，一支暗线，“你不能对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表示信任。”他们最终用了暗线制作的那份标书，临出发前，张涛接到了安踏创始人丁世忠从总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投标的数字。他填好，封好，出了门。在总局门口，张涛还遇见刚交了标书的张志勇，两个人挥了挥手，没说话。

开标时，李宁的价格在6家企业中居于中游，而安踏则远高出所有对手。时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主任的马继龙吓一跳，马上给张涛打电话：“你们还有机会，后悔还来得及。别像当年的秦池酒在央视砸钱做广告，广告做完了，企业也垮了。”他甚至提出可以写个内部条款，“万一企业不行了，咱把钱退给人家。”

但这是安踏总裁丁世忠最珍视的机会，他砸锅卖铁也不可能放弃。2008年李宁在鸟巢上空点火时，他就感情复杂地坐在台下。当时丁的多数家族成员都强烈反对花这么多钱，在会上丁世忠就骂了一句晋江糙话，问他们，有没有比这个资源更好的？要有，他们提供，如果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那摆在眼前的就是机会。

“他像猎犬一样，一直在寻找这个味儿。”张涛说。

挫折没有就此结束，对李宁公司来说，触动更大的是2013年，安踏以高出他们一倍的价格，拿下了国家体操队的赞助权。体操队是李宁的“娘家”，当时的舆论认为，安踏已经攻破了李宁的禁地，它不仅是为了商业价值，更是为了打压李宁的士气。

2013年开标当天，李宁、张向都、时任CEO张志勇都在李宁办公室等着。中午11点，电话打来，告知安踏中标，李宁只说了四个字：恭喜他们。

提到这件事，张向都至今忿忿。“李宁是一个故事的传承，他是美好的传说。我去了体操队参加的所有世锦赛和重大赛事，每当李宁到的时候，跟教练们、运动员在一起，能说出很多术语。而安踏跟体操有什么关系？”

当时张向都找到体操中心问：“李宁公司赞助23年，这些情感和帮助你们都不算了吗？李宁个人对体操的支持，你们也都不考量了吗？”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的马继龙知晓事情的经过，他告诉《人物》，当年体操中心主任向他解释，为什么后来放弃李宁—不是为了钱，也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就是不是因为安踏的钱给高了我们就给它。也是为了钱，就是说李宁这么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支持，安踏确实没法比。安踏有一种狼劲，就是我一旦进来，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满意，让你觉得我比李宁好、比耐克好、比阿迪达斯好。”

没人知道这次对李宁的冲击有多大。李宁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没有大开大阖的情绪。他的表达谨慎、克制，说什么话都给对方留有余地。采访时，他对此事最严重的表达，也不过是，“有一点难受”，他说他现在不能常去体操队了，为了避嫌。

但李宁的一位同学曾在某个场合听见过他的感慨：“现在做企业不能再靠经验、感觉和关系了，企业要发展，必将会碰到训练有素的职业选手，所以我们也必须很职业。”

个中况味，里面蕴含的人情，商业，潮起潮落，残酷，也许只有李宁才知道这感受有多复杂。

善良就够了吗

体操队未中标的挫折不过是严峻商业现实的一种。当时虽未回归CEO岗位，但李宁已经看到了风雨欲来的危机。

不是不着急，但似乎又没那么急。做选择做决定，对李宁来说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

许多员工认为，李宁的气质深深影响了这家公司。一位离职员工给了老东家很高的评价：李宁有中国民企少有的令人愉悦的氛围，因为李宁本人的善良，公司的气质也是不斤斤计较，是相对宽松与自由的。

这种气质真实可感。李宁公司在通州的办公中心，园子宽阔，里面种着樱桃树、柿子树、海棠树，四季都有自家的果子端到员工桌前。园区里还开了职工幼儿园，收费比外面低，员工们可以放心地带着孩子上下班，有上世纪老国企的脉脉温情。在李宁公司的篮球馆上空，高高地、一丝不苟地挂着国旗。

前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对李宁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宽厚。即使是在公司最低谷时，李宁和他谈话，反思前几年的工作，也不会批评前人。他会承认以前是个烂摊子，但从不说某个人的坏话。“你想陈义红，李宁看到他的问题了，没有单刀直入和他谈，而是送他走，把卡帕（李宁公司原有品牌）送给他。后来张志勇折腾，修改logo，一会儿走时尚，一会儿要走国际，左右摇摆，李宁对他这个事儿都不再提，只是往前看。”

有时候，他的大度甚至让人生气。2009年是国庆60周年，天安门有花车大游行，奥运冠军们也在车上。这年已经进入了安踏的赞助周期，他们得穿安踏的衣服，但冠军中也有李宁本人，“很尴尬”。马继龙记得，当时李宁公司上下一片反对声，说李宁可以不参加也不能穿安踏。李宁说，“没关系啊，穿安踏就穿安踏，我得去啊，我不去怎么跟体育界交代呢？”后来马继龙怕他太为难，给了他一个国徽，盖住了安踏的logo，才算把事情解决。

在李宁公司初创时期，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波折或竞争。他那时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加身，他的多年好友张健记得，在闭塞的80年代，李宁从洛杉矶奥运会拿回来三金两银一铜，那是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柳州一个小城市有这么一个奥运冠军回来，轰动得不得了。他坐吉普车从火车站出来，沿途全是老百姓在路面上夹道欢迎，抢着就要摸他的奖牌。”

1990年李宁公司创业，向公众征集logo，6000份投稿如雪花般寄来。创业3个月，他便拿下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赞助权。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综合运动会。李宁当时跟组委会说：“您应该使用国产的、国家的、国内的企业，因为这对国人还是很重要的，对建立我们的自信、融合还是非常重要的。”组委会也非常乐意接受他的建议，最后国外的竞争者就没有考虑。

亚运会一役，李宁一炮打响，此后连续四届奥运会，他都拿到了中国代表团的赞助权。90年代的中国体育市场，是一片亟待开垦的荒原，国外的劲敌还没进来，晋江系尚处萌芽之中，整个中国都是李宁的天下。公司鞋研开发生产中心总经理徐剑光的回忆是，那时李宁的鞋供不应求，工厂的车子拉到仓库都不用卸货，经销商的车直接就搬走了，根本不落地。

但到了北京奥运会前后，行业处境已大不相同。且不说国际对手耐克、阿迪达斯，就说晋江这些品牌，他们是从上百家同类的企业里杀出来的，性格强势。比如安踏总裁丁世忠，对细节锱铢必较。张涛记得，赞助CBA时，丁世忠会盯着电视看安踏广告是怎么露出的。每隔1分半，广告牌有一次三连翻，“咔”翻过来，丁世忠就拿着秒表掐，掐这个执行是否到位，执行不到位，他就给他助理打电话了。

赞助中国奥委会也是，丁世忠会拿照相机对着屏幕拍下来，“这个，你看，他为什么没穿（安踏）？”张涛每回到厦门总部开会，董事会一大帮股东就会飙当地脏话，用普通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自己花了钱，还要被别人搞。”

为了增强竞争力，晋江商人都抱团。安踏丁世忠与九牧王林聪颖、鸿星尔克吴荣光，私交甚笃，生意上也合作。“比如说采购的时候，哥几个一块采购，采购完回来咱们自己掐。先把别人干倒，咱再窝里斗，这是闽南企业的特征。”这是张涛的观察。

但李宁的朋友圈几乎没有商人，也很少有官员，都是体操队的故人，或是早年在健力宝工作时的朋友。一位与李宁熟悉的离职员工记得，每回他去参加公益活动，喜欢叫上一帮朋友，爬爬山，出出国，这种活动他最喜欢。“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他这些年一直在延续这种生活方式，受外界改变的东西很少。”

曾给李宁授课的北大教授王亚非觉得，可能他本身也并不适合做CEO：“李宁个性比较朴实，其实某种意义上并不适合经商，你能想象他去追债的样子吗？”

归来

李宁的宽厚和疏离似乎需要一个更决然的时刻—真正的死胡同以及别无他法。

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后，天儿还热，马继龙接到张向都电话，约他到公司和李宁聊聊。马继龙已经许多年没见过李宁了。走进办公室，他的第一感觉是，李宁年纪不大，已经白发苍苍了。第二感觉是，他是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来了。

谈话间，李宁表达了对公司2009年错失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的遗憾，那时李宁已经明确，公司的定位要重新回到体育上，他希望能与中国奥委会谋求合作—但已经不可能了，奥委会所有权利都归属唯一的赞助商安踏。那是马继龙第一次打包做授权，他不能坏了规矩。

与这场会见几乎是同一时间，李宁引入私募集团TPG，其合伙人金珍君出任公司CEO，并携带团队进驻。2014年底，金珍君辞任。两年时间，尝试失败。

时隔16年，李宁重新出任公司CEO。

那时公司深陷泥潭，资金链几近断裂，他只能全力以赴。调整公司架构、清理库存、改良渠道……丁世忠曾在安踏艰难时留下一年走遍400地级市巡店的佳话，如今李宁也不得不事必躬亲。即使肠胃不好时，他也得和经销商一起喝酒。

他把侄子李麒麟带回了公司。2014年底，一天的下班路上，李麒麟劝他为了公司开个微博，“咱们既然回来了，就要全力以赴去做。”他当时没说话，第二天一早，李麒麟发现他已经开始发微博了。2018年2月纽约时装周后台花絮

原来李宁是个大家长，李麒麟12岁去英国读书，李宁告诫他，别老给家里打电话。18岁成年时，李宁一脸严肃地叮嘱：别吸毒，别犯法。然而现在，李宁也要向年轻人学习了。他开始注重产品，愿意听十几岁孩子关于篮球鞋的感受，乔布斯也被他挂在了嘴边。

他关于公司治理的理念也在变化。十几年来，他笃信职业经理人治理公司，把家族成员全部请了出去。但这次，他不仅对学金融的侄子委以重任，还唤回了一些离职的公司元老回到重要岗位，提拔了老将洪玉儒为副总裁。

时至今日，他不得不否认当年自己坚持的东西，“我也在总结自己过去20多年的发展。好的一面是我们还是给了职业经理团队很大的空间。不好的一面，在中国这种巨变的市场中，我们本身技能也不是很强，这个（职业经理人）模式也不是非常成熟。”

一个人在打翻身仗的时候很难享受。采访期间，《人物》记者也试图找到这3年半来李宁情绪起伏的一些关键时刻，但近20位外围采访对象的答案出奇一致—他们几乎没见过李宁有强烈的悲喜、焦虑，及其他浓烈的情感表达。

公司元老、副总裁洪玉儒觉得，李宁是个特传统、特含蓄的人。他回忆起2014年底，李宁决定把产品全权交给他负责的那个瞬间—他俩站在李宁办公室门口聊天儿，洪玉儒问，“你想好了吗？”李宁说，“我想好了。”洪说，“想好了就干吧。”就三句话，是他们这代人的情感交流模式。

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李宁的队友、现在的同事李春阳，见过李宁大哭的样子。那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体操男队在团体比赛中以0.1分的差距输给日本队，位列第四，李宁本人也没有拿到奖牌。比赛结束后，他们6个人在休息室里抱头痛哭，声音之大，走廊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时隔20年，李春阳已经变成了穿着职业装的企业高管。当时他年纪小，不觉得伤心，只觉得这样的失利简直不可置信。他还记得李宁当时带着哭腔的自责：“真对不起你们，我伴随中国体操队从1981年开始站上领奖台，从来没离开过。直到今天，因为我的失败，把你们从领奖台上给拽下来。”

那个时代，举国上下神经紧绷，民族情绪随着竞赛结果大起大落。回国后，李宁收到过刀片、上吊绳，还被人称作“体操亡子”。但他们在李宁脸上看不到失落，他很快退役，创办李宁公司，爬了起来。

这样稳定的内心秩序，马继龙认为跟李宁少年时经历竞技体育的摔打有关系，“他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有掉到地毯上的时候，他（对成败）的认识是最 最深刻的。”

打火的人

2018年，10年轮回，走过幽暗低谷，李宁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今年2月、6月，李宁公司在纽约和巴黎各做了一场秀。面目清冷的外国模特穿着的红黄配色的体操服、田径服、T恤衫上写着大大的“中国李宁”字样，印着李宁当年在吊环、鞍马比赛时的照片。那时他还是国之青年，丰逸俊朗，替国出征。

当他再次与国家一起出现，似乎一切都对了。这是60、70、80几代人的奥运回忆，同样符合90一代的符号表达。纽约时装周一月后，李宁公司升值近30亿港元。

时机让人慨叹，当年李宁公司想要争取90后，却失去城池。如今，似乎可以说水到渠成。

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窥见李宁些许柔软的样子。今年6月，他和老友张健回了趟佛山三水。那是28年前他事业起步的地方。他在街边大排档吃饭喝酒，同桌的老友是当年健力宝公司的司机。当年下了班，他们一块儿听邓丽君、谭咏麟和许冠杰的歌，看周星驰的片子。

2014年他回归时，头衔是代理执行CEO，至今“代理”二字还没有去掉。他的员工曾多次试图删掉这两个字，被他拒绝。“我随时想溜啊。不是我想逃跑，我就是要逃跑，我没想做这个CEO啊。”7月23日拍摄《人物》杂志封面时，摄影师问李宁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他疲惫地嘟囔了一声：“喜欢睡觉。”

原来他也是个爱宴客的人。如今在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任职的许楠常被他叫去家里吃饭。认识不认识的都有，一堆人。他家在郊外，地下一层宽阔，原本是他的书房，后来改成了大家聚餐的地方。有专门做铁板烧的设备，每回李宁备好食材，请厨师到家里来做，付一些人工费。他来往的人多，但无外乎是国家体操队的朋友、广西省体操队的朋友，以及和公司、生意毫不沾边儿的人。广西的队友每次都住他家，宾主尽欢，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现在这样的日子是一种奢侈了，公司的挑战一件接着一件。刀刃上行走，容不得半点疏忽。他具备了更多的警醒之心。

去年夏天，邹凯要从国家队退役，犹豫要不要离开体制，投身体育产业。在李宁的家里，李宁告诉邹凯，现在已经不是他创业时的那个年代了，资本的力量在更多进入这个行业，再靠自己单打独斗，出头太难。

资本时代，体育早已不是体育用品行业的游戏。

7月，正是公司竞标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商务运营权的决胜时期。过去5年，李宁是CUBA的运营商，篮球是他们最看重的业务。

7月19日上午，《人物》在李宁公司见到负责竞标的张向都，他前一天刚从现场回来，一坐下就开始感叹：“现在大家对体育资源这种掠夺的感觉，真是孤注一掷。一个学生联赛，我们去年最后一个赛季，两个比赛加一起才4700万，这次光CUBA一个赛季就有出到7000万的。我真没想到。”

当天下午，副总裁洪玉儒也提到此事，“太狠了那帮人，他们根本不是按照市场规模来运营。”

7月30日，另一家公司以10亿的价格，拿下了CUBA接下来7年的运营权，这一金额创下了CUBA商务运营权售卖的新纪录。

对李宁和李宁公司来说，这次竞标失败似乎又是一道坎。

要观察李宁对现行规则的适应程度，最直接的办法是翻开公司的营收成绩单。今年3月在香港的业绩说明会上，李宁宣布了2017年的年度营收：全年毛利41.76亿人民币，2014年这个数字是-7.8亿。

站在台上作报告的李宁，无论是否愿意，现在都是那个创业近30年、中国本土最知名的体育用品公司的实际管理者。

在2008年的高光时刻，媒体曾这样评价他：李宁的身上有着独特的烙印，从他进入健力宝开始，就一步一步离开体制，体验各种人生，最终回归到自由之路。

10年之后，并非如此。田园将芜，英雄也只能归来。他知道公司需要一个领路人，“中国的员工都愿意像盲人一样，他们需要人带路。同时他们像一个蜡烛，需要能把他们点亮。所以你得有一个人去打火，得有一个人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李宁曾经告诉许楠，当年他在国家队，每逢大赛前夜，他都会独自去爬长城。黑暗中沿着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城墙攀登，能增强他的使命感。现在这对他来说已经太奢侈了。

侄子李麒麟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宁常常在会议与会议的间隙，站在写字台边练字。时间只有10分钟，他就只想偷走10分钟的宁静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