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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兄弟”上演现实版《小偷家族》

作者:文/袁贻辰
最近,在中国公映了一部获得第71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的电影《小偷家族》,讲述了柴田家靠犯罪维持家计、后因一家之主柴田治捡回一个遍体鳞伤的小女孩而令家庭秘密被曝光的故事。

在中国陕西省渭南市,也上演了一个“小偷家族”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留守孩子。马昊在指认现场

亮亮在指认现场这个“家”的一切都是偷来的。

三年前,由四川流浪来的20岁男孩马昊在陕西省渭南市遇见了6岁的留守儿童亮亮,两人称兄道弟,在草丛里建了一个“家”,嵌进了这座城市的缝隙。他们要生存,哥哥要养活这个家,但他们没有收入。于是,兄弟俩在这座城市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场不光彩的盗窃、销赃戏码。

“哥哥,你不要走”

马昊真正的家在600公里外的陕北,他已经7年没回去了。在渭南,他遇见了亮亮。一开始,他只不过是托在路边放炮的亮亮顺手帮自己买一些食物。后来,他们多次相遇,兴奋的亮亮拉住马昊的手说:“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接受讯问时,马昊告诉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便衣侦查中队中队长周佼,说亮亮总是缠着自己,一口一个“哥哥”。他拗不过,就陪他去了一个还未建好的公园。天快黑了,马昊问亮亮:“什么时候回家?”亮亮一言不发,只摇了摇头。

亮亮是非婚生子,母亲生下他后就离开了。后来,外出打工的父亲组建了新家庭,他成了留守儿童。前几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爷爷奶奶带着亮亮举家从河南民权搬到渭南。跛脚的爷爷接手了老乡的废品回收生意,喜欢喝酒打麻将;有精神疾病的奶奶不能干重活,时不时躺在蛇皮口袋上傻笑。

亮亮不想回到那个废品堆里的“家”。他对马昊说,自己没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不会来找我”。

兄弟俩开始同进同出。独自流浪的生活突然硬生生挤进来一个孩子,开销成了马昊头疼的事。他带上亮亮,往城中村的巷子里钻,并趁机浑水摸鱼,干起了小偷小摸的勾当。

马昊坦承,自己是故意带上亮亮的,“抓住了,弟弟不用负法律责任。别人还会同情”。但连续的失败消磨了他的意志。以前,他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白天捡垃圾,夜里偷东西,不用为一个孩子的三餐发愁。他想离开,但亮亮扑到他身上又闹又叫,“哥哥你不准走,你走了我再也不帮你买吃的了”。自从兄弟俩混在一起,买饭的活儿都派给了亮亮。

一天,马昊悄悄地躲了起来。亮亮左等右等也不见哥哥的踪影。天快黑了,亮亮终于大哭起来,冲着门外喊:“哥哥,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啊!”

马昊心软了。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场景,他的父母离婚,母亲离开了老家。当年,6岁的马昊跟着母亲一路跑,一路哭喊,并央求母亲不要走。可最后,他的母亲头也没回。他觉得,自己和亮亮的遭遇重合了。

“哥哥抱着我一起看星星、讲故事”

兄弟俩在一处荒芜的草丛里安下了家,垃圾和蚊虫是他们的邻居。遇到雨天,他们就到附近废弃的一间电房里过夜。夏天,他们爬到房顶乘凉。冬天,他们用捡来的木板和塑料壳做床。

“他高兴,我就高兴。”接受讯问时,马昊难得地抬起头笑着告诉警察,“他(亮亮)说就喜欢跟我在一块儿。”

亮亮很敏感地发觉,哥哥似乎变了,一直沉默寡言的哥哥突然 嗦起来,不再允许自己吃零食。以前,他玩滑梯或看龙卷风时总被催快点儿,因为哥哥要“赶时间”。后来,他把哥哥给的零用钱弄丢了,哥哥只说“丢就丢了,没啥”,又塞给他几十块钱,并顺带嘱咐一句,“不能买垃圾食品”。

过去,一入夜哥哥就埋头看手机,跟“四五百个人聊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带着亮亮去遛弯,出门的时间往往是凌晨,街上空无一人。亮亮在前面跑,时不时停下脚步回头望望哥哥;马昊在后面慢悠悠地走着,偶尔开口:“慢点儿。”

亮亮很少回自己原本的家了。亮亮的爷爷已经57岁,已“无能为力”。他给儿子打电话,说亮亮天天夜不归宿,想让对方寄点儿钱。可儿子沉默许久后说:“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他组建家庭没多久,小儿子出生了,岳父、岳母的身体也不好……

“孩子被迷住了。那人(智能)手机,不像我只有老年手机。”亮亮的爷爷肯定地告诉记者。亮亮离开家的原因是手机。尽管与亮亮的新“家”只隔了几百米,但他从未踏入过那里。

亮亮和哥哥的那个“家”,比亮亮爷爷废品收购站的屋子还要简陋,可亮亮却在新“家”找到了久违的快乐,他在这个草丛里的“家”度过了两年时光。渭南的冬天,夜里气温常骤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天空不时飘雪。周佼问过亮亮,“冬天你睡在草丛里,冷吗?”“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着我,很暖和。”亮亮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干啥呢?”她接着问。亮亮的脸上露出了神采:“我们一起看星星,他还给我讲故事呢。有时,哥哥还给我唱歌。”

钱是唯一困扰兄弟俩生活的因子。马昊决定砸车窗盗窃。这一次,他拒绝了弟弟跟从的要求,一个人频繁地在深夜走上街头,扛着撬杠砸车窗。他对亮亮说:“不要学我,以后大了会被抓的。”

马昊陆续砸了30余辆汽车的车窗,将车内的烟酒、数码产品甚至食物悉数偷走。那个草丛里的“家”,被一点儿一点儿偷来的东西组建起来。

2017年年末,马昊被捕了。警察在他草丛中的“家”里查获了价值数万元的赃物,有各类高档烟酒和笔记本电脑,还有大量未开封的牛奶。那次,马昊砸开 一家商店的玻璃窗,搬走了20多箱牛奶。监控视频里,他胳膊夹着、手上拎着,一夜运了好几次。他有个朴素的心愿———让亮亮每天喝两盒牛奶。“哥哥说我个子不高,要被人欺负,喝奶可以长身体。”亮亮说。

兄弟俩分工明确,那些高档烟酒和数码产品交由亮亮去销赃。亮亮还不怎么识字,但已能分辨各类数码产品。马昊被捕后,9岁的亮亮说自己害怕销赃,也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但比起这些,他更怕失去这个偷来的“家”,怕失去那个从天而降的“哥哥”。

当年的马昊“很善良”

马昊被捕半年后,亮亮回到了他们曾经的“家”。

第一次和马昊打照面时,周佼压根儿没想到,这个流浪汉是系列砸车盗窃案的主谋。看起来他很脏、很瘦弱,甚至分不清性别。

被捕时,马昊编造谎言,年龄、姓名、经历全是虚假的。直到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他的真实信息,他才哑口无言。

说起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他忽然情绪激动,眼睛里有泪花。

那一瞬间,周佼意识到,也许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当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她询问亮亮案情的细节,对方同样满口谎言,一会儿说“和哥哥很久没见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哥哥在偷东西”。可当她提到“要想哥哥早点儿被放出来,就应该把东西都还给别人”时,这个孩子扯下了挂在脖子上的玉石、掏出了兜里的转运石,说:“能不能把哥哥放出来?”

如今,亮亮9岁了,还没有上学,字也识得不多。但他能清楚地分辨苹果手机的型号,也知道有划痕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最多能卖多少钱。这些经验都是马昊教他的。

“他感知不到脏、善、恶这些东西,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却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重要。”周佼说。

大多数时候,他们待在“家”里各玩各的手机,马昊看电视剧,亮亮打游戏———马昊教他玩的。他困了就睡,睡醒了先喝一包牛奶,再去附近的小餐馆去买两个人的饭。

偶尔,马昊会跟弟弟分享此前自己的经历。他告诉亮亮,当年自己在北京卖唱,一夜能挣一两百元。可在一天晚上,他被一群坏人抢走了当天晚上所有的收入,对方还用刀捅伤了他。但他没有报警,只想赶紧离开。

马昊去网吧过夜,有人瞧见他身材瘦小,主动打招呼:“你当我弟吧,跟我混得了。”他同意了,两个人一同上网熬夜。第二天一早,马昊醒了,身上的钱一分未剩。那是他最后的积蓄。此后,未满18岁的马昊开始在全国流浪。

“哥哥跟我说,这个世界坏人比好人多。”亮亮说。马昊从不让他一个人在夜里出门,因为“有的人连苹果也会抢”。

亮亮打开话题后,周佼注意到了马昊表现的绝望感:“这么多年,他家人不关心他,他又在社会上接触了大量阴暗面的东西,所以才让他那么消极,对生活完全不抱希望。”

十几年前,马昊曾一度发了疯地想找妈妈。他多次离家出走,但每一次都被家人抓回来。后来,有关妈妈的消息越来越少,他“不找(妈妈)了,因为心里没有了”。

因为父亲外出务工,马昊和姐姐曾被寄养在叔叔家。马昊的姐姐告诉周佼,当年弟弟“很善良”。母亲离开后,弟弟一度变得沉默寡言。进入青春期后,马昊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试着向父亲提出,学音乐、做歌手。

这个想法遭到父亲的反对。再长大一点儿时,马昊变声了,他厌恶自己不再清澈的嗓音,认为自己永远失去了做歌手的梦想。

心理医生诊断,马昊“严重自卑,存在语言交流障碍”。

案发后,马昊的亲属来了。但22岁的马昊告诉周佼,自己唯一的要求是“不见任何一个家人”。

对于马昊,周佼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身为成年人,马昊应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另一方面,这个年轻人在最该接受教育的年纪流浪,一路遭遇相对阴暗的人和事,始终没有一只手将他拽回来。

周佼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亮亮让马昊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渴望,也正是因为想为弟弟多留一些钱,他才会疯狂地砸车,导致东窗事发。

最终,法院宣判,马昊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了解到亮亮原生家庭的情况后,周佼开始替亮亮在渭南上学一事奔走。她带着孩子办理学籍、补打疫苗、买保险、做体检……

最终,一所公办小学接纳了亮亮。在这座城市流浪两三年后,亮亮终于拥有了一张课桌。只是,他偶尔还会想起那个草丛里的“家”,想念半年未见的哥哥。他会问每一个来看望自己的人,“哥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到确定的答复后,他又忍不住自言自语:到时,哥哥也许“头发变短了”,自己“会不会认不出来他了?”

(文中亮亮、马昊为化名,摘编自《冰点周刊》)

专家说法

合力挽救孩子

周佼从警11年,接触过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他们中,有的在单亲家庭生活,有的是留守儿童,有的结成了团伙,也有的选择独自犯罪。他们的共同点是缺乏关爱,缺乏经济来源,很多人性格自卑、敏感。

在周佼看来,孩子犯了错,一些家长将孩子推给学校和公安,“可关了又如何,一样治标不治本”。

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卫英康也一直关注这起案件。他认为:“人的因素是千变万化的,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去保障。”他希望能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共同挽救案件里的弱势群体,同时形成常态化机制。预防很重要,但绝不是公安一家可以承担的。它需要司法部门、孩子的家庭乃至全社会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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