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2010年8月13日，唐东平（左二）参加《中国摄影家》杂志与唐山市委宣传部、唐山市文联联合主办的“凤凰涅槃—中外摄影家看唐山”活动时，在“军乐院”与老红军们愉快交流。一本杂志，三十年的故事，是诉说不尽的……如果将三十年的杂志，当作一个巨大的被摄物体，那么我们从各自的取景框里就可以获取不同侧面与多种细节的观看，拍摄下来，那便是我们在一起的成长见证！

一、不是任何时候你都能按下快门的

2010年8月13日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摄影家杂志社与唐山市委宣传部、唐山市文联联合主办的“凤凰涅槃—中外摄影家看唐山”活动，记得当时组委会将我与藏策分为一组，负责拍摄常玉珍的“常记军乐院”、唐山市截瘫医院和路南区“友谊福寿公寓”。拍摄垂暮老人与肢体残疾者，对于机不离手的摄影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我俩平时一直就缺少实拍机会的切磋，藏兄倒是胆大之人，不管不顾，敢冲敢撞，但其实我内心一直非常忐忑：是拍摄成政府口径的宣传类摄影作品，还是遵照摄影自身的规律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从拍摄现场中去寻找并发挥出最适宜的主题？因为拍摄内容与拍摄基调已经初步决定，其实也就是“行活”的寻常思路，可以发挥的余地十分有限。按照边拍摄边采访的程式，我们还是较为顺利地拿下了“军乐院”和“截瘫医院”的拍摄任务。但是，到了“福寿公寓”这个社区养老院，我的问题就来了。

因为天气太热，又适逢连日雷雨天气，晾晒的衣服干不了，于是，那些生活上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且二便失禁的老人，再无性别区分之虞，赤条条地坐在轮椅上，最多在下体掩上一块白纱布，他们绝望的眼神里透露着些许羞涩难堪，本已经失去尊严的衰老躯体，加上失去语言能力的痛苦表情，一下子让我再也无法直面，刚要举起的相机顿时觉得有千斤之重，按快门的手指僵硬了……

我想，倘若在平时，这里是绝对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摄影者肆意入侵的，今天只是因为我们脖子上挂着政府部门授权的胸牌，他们就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隐私，接受我们其实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帮助的拍摄，那么，当我们在从事所谓的摄影创作时，我们到底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拍摄对象，将摄影创作这一行为本身，置于了何种的位置？诸如此类的摄影究竟又该作如何处置和评判呢？

这时的尴尬让我意识到，不是任何时候你都能按下快门的，即使是宣传类摄影，政府部门口径内的规定动作，也必须全然遵从人道与人文关怀的立场，毕竟，释放爱与善意是一切艺术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

当然，我至今仍旧十分钦佩那些在任何状况下都能够不动声色地按下快门的人，殊不知，他们的内心需要怎样的坚强？在那一刻，他们需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

“凤凰涅槃—中外摄影家看唐山”作品，残亚会铁饼冠军李冬梅，唐山友谊福寿公寓，2010年8月。唐东平　摄二、批评家的反思

2010年11月11日，我有幸被《中国摄影家》杂志邀请，参加了丛臣亭《叩首沂蒙》的作品研讨会，杂志编辑李红霞老师事先通知我，让我准备一篇发言稿，基于对中国当时所谓的“纪实摄影”的痛惜认知，我很快便形成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檄文。本打算借助于这次研讨会，来对中国纪实类摄影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一一清算，不料原先精心准备好的发言稿，到了研讨会现场根本就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因为研讨会针对的毕竟是丛臣亭个人的行为—他作为一名主管宣传的地方官员，能以摄影这一远远优胜于文字叙述的最为直截了当的形象化手段来调研，来亲民，来深入社会底层，来服务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不仅没有任何不妥，而且实属难能可贵，应当加以倡导。席间，我暗地里出了一身冷汗，原来瞄准的靶子，一下子变得“无迹可寻”了！

也就是在那次研讨会上，我终于领略到了什么叫“笔下留口德”，什么叫“接地气”，什么叫“尊重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什么叫“包容”，什么叫“仁者爱人”，并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摄影人之“可爱与可贵之处”，尤其是深刻地认识到了在社会思潮与摄影发展的大变革时期，作为一名摄影教育工作者和摄影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与担当！中国的摄影批评界,往往文风犀利有余，而仁心丰厚不足。我暗地里告诫自己，今后写作再不可图笔头上的一时之快，还需要站在对方或他者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对于自己的不同观点还需要深切地反思，很显然，真正的摄影批评是离不开再批评与反批评的！

自此以后，拙文拙著，无论言语内外，都有很大的改观。我要感谢《中国摄影家》杂志举办的这次研讨会，给了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成长机会。

三、“摄影发生学”

承蒙《中国摄影家》杂志的信赖，作为特邀评委，本人多次参与了“中国摄影家大PK”，有幸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活动的精心策划与全方位的合力运作过程，领略到了由杂志社一线的编辑老师们所组成的高素质团队所提供的温馨体贴而又周到细致的服务，从观看全程录像，到现场评判，后来几乎步步跟随，亲眼目睹了许多国内外摄影大家的现场创作全过程。杂志主编李树峰先生近十年来所极力倡导的数字摄影时代研究摄影创作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路径—“摄影发生学”这一系统理论，经历次“大PK”，经各位“大PK”选手，经各位评委，经每一位竭诚服务的杂志编辑，经每一位《中国摄影家》杂志的读者，早已深入人心，在中国摄影理论与实践的领域里生根发芽，并茁壮地生长出了许多新的枝叶。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出色的“大PK”选手，蔡焕松、张惠宾和李德林，这三位先生先后分别成为杂志社的艺术总监、副主编，继续为“大PK”作贡献。而历次“大PK”的总顾问吴鹏先生，则宝刀不老，思路清晰，每次必达一线现场，亲力亲为，善始善终，其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在历次“大PK”活动期间，我们亲眼目睹了众多摄影名家在各自“战法”方面的“独家秘笈”或“看家本领”。

在河北蔚县，我们特意比较了当地摄影家与外来摄影家在各自主观发挥方面的优缺点，验证了摄影艺术造型中的铁律—“间离原则”，发现“陌生化”与“间离感”在被摄事物的选取、剥离过程中，与在影像架构的确立、建造过程中的地位同样重要，建立陌生的熟悉感和亲近感，让人觉得熟悉而又陌生，既能形成一定的审美距离，又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共情与共鸣的审美效果。也就是说，我们摄影人对于自己熟悉的拍摄题材，一定要注意避熟就生，避巧就拙，才能拍摄出完全新鲜的不落俗套的奇妙意趣。

在甘肃华亭，我们从朱宪民、王文澜、贺延光和解海龙这四位著名摄影家的身上，观察到摄影基本功对于每一次深入社会基层生活进行摄影创作的重要，无论是在与陌生人交流沟通方面，还是在现场迅速捕获一个新专题的题材组织方面，还是在结构画面形成拍摄主题方面，还是在瞬间灵感的超常发挥方面，作为立身之本，他们依仗着各自过硬的摄影基本功，演绎成一出出的连台好戏，让人交口称赞。

在内蒙古响沙湾，我们经历了三次“大PK”，作为高校摄影教师，本人觉得最值得纪念的自然是2012年8月21日的“两岸三地高校摄影大PK”，我们从新一代摄影人的身上，欣喜地看到了全新理念和各类创新手法的自觉运用，同时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这些新理念和创新手法的“水土不服”—它们在被运用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大众审美面前所遭遇的尴尬与困境。所幸的是，艺术思潮的呈现，总是领先于常人的，只有具有超前意识的艺术家，才能独领风骚，成为时代的翘楚，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深入研究“摄影发生学”的真义所在。

如今，一晃六个年头了，我曾经的好搭档，北京电影学院的领队郑涛老师已于年前光荣退休了，那些当年在响沙湾参加“大PK”的大学生选手，都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发光发热，进入到了人生三部曲中的华彩乐章。北京电影学院的周民同学已经辞去《京华时报》图片副总监一职，去了“今日头条/东方IC”，担任摄影部主任；袁柳回到了西安，走上了理工大学的讲台，成为新一代大学摄影教育的台柱子；洪亮随新婚妻子去了澳门，不久也成了大学教师，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并且与当年的PK对手—澳门队的黄俊杰一起组建了“澳门国际青年艺术创作人协会”。

一本杂志，三十年的故事，毕竟是诉说不尽的！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

唐东平撰文《一次影像本真意义的回归—写给“百姓·百年”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刊于《中国摄影家》杂志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