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不忘：我与《中国摄影家》的交往故事
1996年9月我在阔别祖国8年后，首次回家探亲。记得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前往单位，就是寻访东四某条胡同里的《中国摄影家》杂志。我“按条索址”找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所在水泥建筑二楼，那天编辑部里只有孤零零一个办事员在。我买了几本近期杂志，见书橱里摆有徐勇的《北京胡同101》画册，一并买下。
那年我首次回国时，顺路先到日本会见同为《人民摄影》撰稿的顾铮。首次见面他就谈到《中国摄影家》杂志编辑程小玲很开明，连载了他撰写的批评介绍西方摄影家的文章，也建议我为这份刊物供稿。这便是我前往《中国摄影家》编辑部的来由，可惜没有见到相关人士，包括此前我在故乡长春早就认识的创刊总编朱宪民。
《中国摄影家》杂志1998年第4期封面。
王瑞《检视莫毅》一文发表在《中国摄影家》杂志1998年第4期。
《中国摄影家》杂志1998年第5期封面。
王瑞《引起兴趣》一文发表在《中国摄影家》杂志1998年第5期。后经顾铮书信引荐，我把两篇文章《检视莫毅》和《引起兴趣》越洋邮寄给程小玲，得以刊发在《中国摄影家》杂志1998年第4和第5期。之后程小玲调离，我至今也没见过在此刊首发我文章的这位编辑，谨藉此文章向她致谢。
又过去8个年头的2006年底，收集、考证、策展1910年在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任教并逝于成都的美国学者那爱德影像遗存的友人王玉龙，邀我写一篇关于那爱德的评论文章。说明是为新改版的《中国摄影家》杂志的专题，文稿写就可直接发给该刊的新任主编林茨。
新世纪的发稿已是通过互联网传递，未曾想收到的电邮回信令我一惊：王瑞兄，谢谢来信。吾危矣，正在接受复杂漫长极其痛苦的治疗。感谢你为《中国摄影家》杂志供稿。按我愿望，这本刊物你介入越多越好，只是目前难以提供满意的回报。我花的气力，限于改变杂志的编辑系统，以后也许有改善的机会。但身体缘故，我对此刊的用处也可能到此为止。希望回国时有机会见面。张谦 2007年1月10日
此时我才想起，这个“林茨”，就是曾有过书信往来但未曾谋面的那个张谦。2005年，我与策划《中国人本》影展的广州Fotoe合作，拟以本人编辑一套民间摄影人作品集丛书。适逢《逝者如斯》大型摄影画册编辑出版，其中收入我三十余幅拍摄于1980年代的社会纪实照片，由此与主编王鲁联系上，便让他推荐我所希求的人选。不久收到了一位名张谦者越洋从北京邮寄来的照片光盘，浏览一遍，感到那人的影像实在奇异，果然是我期待见到并予评议的特别东西。一时兴起，随笔一篇无标题评文。
就是这即兴信笔而就的一则评文，起始了我与张谦的首轮通信交流。他回信：王瑞先生，你好。评价高低并不重要，从那篇文字看，应该说您是我的首位知音。所以您的选择加评述肯定对我是一种提升和启发，可以尽管按您想法办。（2005年6月8日）未曾想，急切邀我编辑丛书的Fotoe出版公司通知我，因为中宣部整顿收紧出版政策，此丛书的编辑策划搁浅。此事于是胎死腹中，不了了之了。我与张谦进行不久的通信也随之悄然中断，从其信里我才知“林茨”是他的笔名。
张谦于2006年接手主编属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的《中国摄影家》杂志，他筹划改版以影像学术为方针，据当时该刊编辑蔡萌所言：2006年8月，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配合《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张谦改版杂志。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决定将这份刊物办成一本纯学术的摄影杂志：每一期都会策划一个围绕老摄影家进行挖掘整理的大专题，以此对其展开个案研究。
2007年按其意向编辑改版的《中国摄影家》杂志，学术声誉一跃而起。感慨张谦以罹患绝症之身舍命投入，我就奉上积累多年的关于世界摄影史书研究的系列等未发稿。当年与担任执行编辑的蔡萌配合默契，陆续发表的文章计有：《纪念那爱德》（第1期）、《今夕是何夕：彼得·亨利·埃默森与摄影》（第6期）、《思索沙飞》《她使沙飞重生》（第7期）、《西风东渐与洋为中用》、《插图本摄影史概览》（第10期）。此外我还策划和协助组稿李振盛摄影专辑，不料在付印前被时任杂志社长做暂缓发行而寿终正寝。而后张谦病重离职，领导层改组，杂志改版，我的稿件顿然中止。
7年后的2014年4月27日，我正在接待北京映画廊总监那日松，带队来好莱坞参展第二届洛杉矶巴黎国际照片展销博览会。当日收到《中国摄影家》编辑一信，邀请我为杂志开一个专栏，主要谈摄影文化、思想和重要事件的深度分析，并为我的专栏起名为“后现场札记”，有两个意思：“后现场”，意思是专栏文章不是重在报道一个消息，哪儿又办了一个展览之类；而是以之为一个由头，对某个摄影事件或现象的深度解读和分析；相较于时间性而言，乃是在现场发生之后。其次，这个“后”，还是“后”现代的后，更注重于个人化解读、摄影文化与摄影史的背景勾连。
我想起曾于近两年前的2012年9月专程去了趟英国，参观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举办的一场影展《事过境迁 留影长存：自1960和1970年代的世界摄影》。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此影展将若干选自世界各地域摄影记者的照片，归结为摄影艺术予以展示，其中入选有普雷基策划的中国摄影记者李振盛作品。我花费了一个季度的时间，阅读资料和写作，次第投给某几媒体，皆不了了之。过了些时候也就淡忘了。与编辑提及此文，其欣然应允，决定分几期在杂志连载。
这般我就成了个《中国摄影家》杂志的“专栏作者”。随后我的稿件都由段琳琳编辑经手，一路下来就有了这些合作成果：《一个挑战性的展览—读<事过境迁 留影长存：自1960和1970年代的世界摄影>》（2014第9、10、11三期连载）、《琐议中国摄影画廊之一 进军：中国摄影画廊与国际接轨历程》（2015第6、7两期连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亲历记》（2015第9期）、《日本女性摄影的传承》（2016第2期）、《AIPAD30周年庆展回顾及国际摄影艺术经纪人协会（AIPAD）发展历程》（2016第3期）、《“摄影原作”那些事儿》（2016第8、9、11三期连载）、《剪切！当代摄影中的纸艺游戏》（2018第5期）、《新物影造像：萨姆·弗尔斯的植物壁画》《纸质史证：美国早期摄影》以及正在编辑作业中的《表情表达》（Expressions）影展、美国的摄影画廊。
不期然而然，自1988年创刊到而今的2018年，《中国摄影家》杂志已然走过了30周年的历程。于此时刻约稿受命，即将我与此刊一路走来的履历，藉此机会梳理一遍。作为一个中国摄坛的业余写手，我基于即兴撰写的那些只言片语，能得大多摄影报刊的陆续登载，已是不胜感激。尤其是与《中国摄影家》杂志这样的学术刊物合作，彼此间的默契更令我念念不忘。
此文或可算作《中国摄影家》杂志的一例插曲，记录下我与一份杂志和两位邀我合作主编的交往故事。我的摄影文章发表频率，皆跟媒体编辑待我的态度密切相关。如果我的个人表现，会对中国摄影事业发展起到微薄之力的作用，我不能不首先特别感谢处理我文稿的那些编辑们的竭诚努力。尤其在中国摄影发展的生态环境中，作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摄影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而摄影媒体编辑的从业态度及其专业学识，也不可忽视地影响到作者的评议品质与撰稿积极性，以及制约着社会公众对摄影事物的认知观念。
至今，中国摄影史研究对专业媒体之于事业发展的特定作用着力有限，对媒体编辑的个人作为也着墨甚少。作为一员还算勤奋的业余写手，我的实际作为跟与我配合的编辑人士们之作为密不可分。今受命撰写此文，即以我的亲身体验，细数我与《中国摄影家》杂志编辑的交往经历，或可留为后人摄影史研究的一份有意味的参考资料。
（作者系影像文化学者，《中国摄影家》杂志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