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2011年6月，李树峰（左二）在巴黎布勒松基金会纪念馆与史蒂夫·麦凯瑞（左一）、乔治奥·萨科洛普罗（右二）、久保田博二（右一）在一起。阳丽君（以下简称阳）：你是哪一年来《中国摄影家》杂志工作的，当时杂志社是什么情况，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吗？

李树峰（以下简称李）：来杂志社正式调入是在2007年12月，实际上动意是在2007年8、9月份。当时我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部当主任，还是党组秘书。有一天我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王文章打给我的，他想请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摄影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我当时已经41岁了，一直渴望做学术研究，在协会因为活动特别多，工作繁重，没有时间做摄影理论研究，也希望有一个岗位能够专心下来做学术研究，这是我终生的一个梦想，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工作会很重，难度也很大，能不能承担也确实是需要下决心，后来我跟王院长说很难，他说没事，我们支持你，一定帮你把杂志、所都做起来。后来我就答应了他。之后他又找我谈了一次，连所长带主编一块当，因为前面已经答应了他当所长，后面再加一点任务也没有办法，当就当吧，有一个媒体也是一个窗口，挺好！

来了之后发现杂志社严重亏损，当时印刷都成问题，就要停印了。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跟院里打报告，获得支持，另一方面跟印刷厂协调。坚持了大半年之后，院里又让我当杂志的法人代表。怎么把杂志这个难关渡过去，成了我那时最大的心事，当时压力特别大，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到处跑，找人帮忙。在摄影界原来那些朋友的帮助下，我一点点渡过了难关。

2008年7月开始负责杂志的法人工作，当年就没有再亏损，撑住了，渡过了第一个难关。接着后面又不断地扩展和发展，经过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最后杂志社摸索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有了自己的生存模式，创立了自己的活动品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内容方向，然后逐步地使杂志从滑坡、萎缩、悄无声息的泯灭状态走了出来。从2008年开始，每年增加一个印张，一直增加到了180页，就是现在这个模样。原来只是很薄的一本，现在是厚厚的，特别硬挺的一个杂志，原来的债务也还清了。这个过程是相当艰苦的。就我本人的生命历程来说，那些年也真的是拿命来干，跟雅昌的合作，跟好多地方的合作过程中，大家都有体会，好多人都说，从我身上看见了什么叫使命。使命就是用命来干，要不然的话，这个杂志是打捞不起来的。

2012年6月，新疆帕米尔，中国摄影家大PK的旗帜在慕士塔格峰下飘扬。 李德林 摄阳：你说想做学术才来艺术研究院工作，但实际上你来之后的那几年，因为经济困难，一直在努力地想办法把杂志从泥坑里拽出来，那你怎么做学术呢？

李：那个时候，我管经营，又得管内容，在外面刚刚把钱跑回来，马上连夜进入编内容的状态。那时候编辑力量非常弱，只有两三个人，而且跟摄影界的人都不熟悉，从学术水准，到理论训练，各个方面都不行。我又要管家里，又要管外面，里里外外一把手，每天24小时连轴转。为了搞这个经营确实是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学术也不是没有做。当我一开始接手这个杂志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和目标。作为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我要考虑基础理论建设，所以一直在基础理论探索、摄影概论、摄影美学这方面有思考和研究，特别是从摄影家的创作实践里直接提取案例，展开分析。这一块，就形成了我后来卷首语的模式，每期一个小问题，从实实在在的日常拍摄实践中总结提炼，最后也有好多读者特别喜欢。另外摄影艺术概论，作为摄影本体属性的探索，经典摄影创作的分析，还有摄影语言的分析，一直在脑中萦绕，一直处于推进状态。当时虽然是没有太成型，但一直是属于不断积累、不断加厚的过程，逐步形成我自己的一本专著—《摄影艺术概论》，也快重新出版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总结吧。这里面有我这些年积累的关于创作、方法、路径、个人道路的形成、总结和提炼，跟中外摄影家大PK活动密切相关，因为每一场PK就是一场影像实验，就是一次学术探索，而且都是跟摄影家的个性、路径和实践紧密结合，把观看方式和编辑方式糅在一起。还有一块，关于摄影本体属性的摸索，也有我自己很多的体会。还有关于摄影的形式探索，摄影师风格的形成，有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体会和认识。2011年7月，内蒙古响沙湾，第二届中国摄影家响沙湾国际摄影周，中外摄影家大PK选手、评委、主办方代表合影留念。张惠宾　摄另外，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做中国摄影史的资料整理、搜集、梳理工作，到了艺术研究院之后，我一直还想，在原来王文章院长主编的学科大系，陈申和徐希景编撰的《中国摄影艺术史》的基础上，再做一种更加本体的摄影史研究，继承他们学术研究的成果，同时继续往前推进，这个工作也是有很多心得体会和认识，也有一些积累，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落到具体的书或者是工程上。借着这次中国大百科全书摄影卷的编写，我们组织力量，编写条目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这方面的一种铺垫和前期梳理工作，作为我本人来说这个工作肯定不会放弃，这可能是终身的，百科全书的条目也是要不断的重新修订，中国摄影史这个任务肯定是一直在自己心里头担着。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当下最想做的是出一本《中国历代优秀摄影作品鉴赏》的书，这是摄影史建设的一个基础。如果说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一颗珍珠的话，我们要形成一个珍珠链，而且能看出这种观念演进的过程，方法改进的过程，器材推进的过程，和整个社会传播的演变的过程，这就是做史的基础工作。

所以从基础理论和摄影史建设两个方面，在我的内心来说一直有目标的，很具体，虽然有好多东西，因为自己的精力，在杂志经营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这个梦想没变，心思没变，得空了就干，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继续往前做，把它完成。

从整个文化艺术界的变迁来说，随着十九大的召开，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学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更加明晰了。其实这些年我也在不断的校正学术方向，对于影像在发挥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对于影像承载历史，影像作为一种当代艺术，它的观念性和传播力都有了很多新认识。应该说，有一个特别值得提的是，从2009年起我们做摄影艺术发展年度报告，一直写到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已经成了一个系列性的东西，这也是学术成果。虽然做起来觉得很平常，可是如果一直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就能看出来它的效果。

从学科建设来说，我因为和黑明一起带摄影艺术专业的硕士，也和保国一起带摄影学术硕士，实际上是对摄影学科的一种探索，我们要建立一种不同于其他院校的，同时又继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前海学派传统的一种课程体系，争取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理论和实践都过硬，又会唱念做打，又会总结规律，能够切入到摄影艺术的深层和进入历史深处的优秀学者和艺术家，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不会纯粹的借鉴西方，也不会固守过去的老模式，我们会摸索出一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培养学生的方式方法。

教学，基础理论建设，摄影史建设，三位一体，真正使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摄影所成为中国摄影界的学术重镇，成为一个实实在在做研究，踏踏实实搞实践，认认真真搞教学，培养人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是很有信心的。

2011年6月，我们的精神家园—201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展展览现场。阳：你当年来杂志社当主编的时候，对杂志的内容、版式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样一个调整？

李：给杂志定位是相当繁复的一个过程。刚来的时候，杂志经常登一些人家出版过的画册内容，都已经是出版了很长时间的，而且也不去要原图，就从画册上一扫描，然后一登就草草的印刷。与摄影界也缺少联系，整个处于做一期是一期的状态。我来了之后就考虑到整个摄影界的生态结构，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和《中国摄影报》以及他们的网站，是背靠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系统来生存和发展的。他们有会员发展这样的号召力，有各种活动的支撑力，有广大会员的群众性，所以会做得比较好，跟摄影界是水乳交融的。

可是《中国摄影家》杂志就不同了，我们跟院里横向的研究所是不同的行业，摄影所在院里是一个小所，杂志是一个小艺术门类的杂志，所以做起来会很难，尤其当我们的编辑都不熟悉业界情况的时候，就更困难了。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必须改版，当时就定了一个方案，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杂志内容的策划上设定一些直接跟摄影家接触、对谈、交流和切磋这样的栏目，比如封面摄影家。另一方面，办大型活动的时候，直接从推进摄影创作的角度去考虑和策划，我们做的中外摄影家大PK，就是这样一种实验。最后正好把摄影家推向封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举措，也是摄影家个案分析的一种尝试，比较成功，最后形成了摄影家访谈的系列，现在有一百多个人都已经访谈过了，也是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另外，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直接请摄影家出场来拍摄，结合他自己的学术研究、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进行现场PK，是一种非常好的研究方式，这样把摄影界都动员起来了，一种激昂的斗志，一个纯粹的目标激励着大家一起往前走。到后来大PK已经成为摄影界的热点和品牌项目，参与的加上集体PK可能有两三百人。咱们中国摄影家和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家出场最多，香港、台湾、澳门的摄影家也都参与了，后来高校里面的学生和老师都参与进来，所以动员力、凝聚力、号召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效果，最后这个活动变成了一个品牌，也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个案研究的材料和实证。这些材料到现在为止都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创作的基础材料，现在这个活动还是要往前推进的。

还有，我们用摄影直接推进旅游。我们很早就发现了摄影和旅游的姊妹关系，我们专门开过摄影与旅游的国际高端论坛，我们持续性的研究一个人和一座山的关系，一个人与一片水的关系，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一个古老乡村的关系，实际上都是在摄影与旅游之间架起了桥梁，找到了它们内在美的一致性，对美的探索，对文化体验的一致性。这方面形成了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包括响沙湾在内，都是这方面成功的实验案例。响沙湾很快从3A景区到了5A，使一片空无一物的沙漠，变成了一个文化空间，这都是相当令人欣慰的成功案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组织过中外摄影家看某座城市、看某地这样的活动，也组织过为一个景区特意去拍摄和征稿，也组织过野生动物摄影高端论坛。实际上就摄影界来说是一种学术探索，就当地政府来说是一种文化宣传和旅游资源的提炼、发现、呈现，所以两者的结合是非常紧密，非常好的，最后我们在这方面也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和肯定，也给杂志社创立了多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又有学术的内容，又有为经济服务发展的目标，又有社会发展这种融合的内在规律性的适应，都在一起，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其合理性，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觉醒的比较早，然后做的也比较早，在好多方面都起了这种领先的作用，比如野生动物摄影论坛是2009年创立的，现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高度一致；如对无人机拍摄的提倡，后来全国都蔚然成风，我们是最早做专题，做PK的。比如关于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的挖掘，反复的给摄影家施加影响和引导，让他们不是一般性的拍摄，而是直接奔着当地特色的发现和有特质摄影资源的发现开掘去拍摄，我们做的都很早，都不是一般性的随意拍摄。

我们举办五届响沙湾国际摄影周，每一届都有自己的主题，其中有几届就是关于摄影本体艺术的探索，比如关于摄影艺术本身的本体属性，现实与超现实，因为摄影本身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表里之间，在动与不动之间，在虚与实之间，在彩色与黑白之间，它都是一种微妙的状态，它同时又是现实和超现实的，所以我们在响沙湾在这方面都有个人化专题拍摄的推进。我们甚至直接就把现实与超现实作为主题，动员各方面的摄影家来拍摄，就让他们拍出不一样的东西来，这在全国都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因为全国摄影界拍东西都是雷同，谁拍的跟谁拍的都一样，结果我们响沙湾就能推出完全不一样的个人化的拍摄，这就是对于摄影艺术的一种推进和探索，这种推进和探索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很多人。

2013年7月，参加“现实与超现实”—第四届中国摄影家响沙湾国际摄影周的中外摄影家合影。第三届中国摄影家响沙湾国际摄影周中外摄影家大PK作品。　米沙·厄韦特　摄阳：你在杂志社当主编的时候办过大大小小各种活动，你满意的或印象深刻的，除了刚刚说的还有些什么活动？

李：除了中外摄影家大PK，印象深刻的应该是两类活动：一类是我们组织了一些主题性的大展，包括受院和文化部工作要求做的。比如“中国人中国梦大型摄影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受到了中央领导和部领导的肯定。“时代影像 奋进中国摄影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大圆厅展出，现场很震撼，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有力度，显示了影像的力量。在国博我们还做过“乡土中国摄影艺术大展”，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些展览都是贯彻中央精神，有鲜明的时代主题，都下了很大功夫，部里也非常肯定我们的努力，以至于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里面，直接让我们承办了一次摄影展览。

另外，我们创立了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这样一个大型文化品牌，已经办了四届，今年要做第五届，我们用双年展这样的形式，直接积累学术性的文化作品，比如第一届“百姓·百年”就是奔着历史去的，直接用中外摄影师拍摄的影像来诉说一百五十多年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而且是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这个角度切入。因为这个角度特别的朴实和打动人，有感染力，结果就被国家艺术基金选中，先后在全国16个城市巡展，每到一个地方都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第二届我们用影像的方式，直接面向自然和文化遗产，我们利用双年展的形式，直接把中外摄影家拍的世界各国的自然文化遗产进行了荟萃，在中华世纪坛大圆厅里面进行集中展示，有四百多幅作品，当时有好多部队、学校团体参观，而且要求延长展览时间。

第三届就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来组织展览，这是对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又一次荟萃，中外作品各一半，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四届双年展主题是乡村—人类永远的家园，我们从乡村的角度去审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寻根的工作，以影像的方式让人们对乡村这种人类的生活和存在样式、方式进行一种再回顾，并且与我们到底要建设怎样的生活，建设怎样的城市，建设怎样的生活方式相关，也与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相关联。我们今年还要把第五届做好，并且把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这样一个品牌延续下去，包商银行对这个活动进行了十年五届的支持，从第六届开始我们可能要有新的赞助单位合作伙伴，但是这个活动不会停，这个品牌不会消失。

这几年我们承办文化部和中国非遗中心交办的全国性非遗展，有“根之韵”“我们的精神家园”“春节文化”等主题，在全国的摄影界，使大家认识到，原来摄影在特别适合拍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之外，还适合拍非遗，非遗逐步成了大家特别热爱拍摄的一个内容，这是我们尽自己力量，配合部里、院里工作做的一次推进。

广岛和平纪念碑（原爆遗址，日本），选自文明与遗产—第二届“包商银行杯”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

阳：前面你介绍到杂志社做主编的时候，杂志社属于严重亏损状态。你当时是怎么一步一步扭亏为盈，或者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些什么人帮助了你，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李：首先要感谢院领导，王文章院长，刘茜，张庆善、高显莉、王能宪、吕品田等领导，还有方宁，李新风等部门领导，他们都给予杂志大力支持。感谢摄影，也感谢这些摄影的朋友。他们有的给予方向性提醒，有的出主意，有的帮助审稿，有的帮助选片，有的帮助拉赞助，特别是陈勃，袁毅平二老，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支持，朱宪民老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一大批领导、专家学者，没办法一一列出名单。摄影让我们结缘，摄影让我们热爱生活，摄影让我们共同前行，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你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找到相互支撑相互帮助的途径和渠道，都能互相抱团取暖。我真的觉得做人是这一切的基础，我们老老实实的做学术，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别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做不能做的事情，我们挺上去做，让业界的人看见我们的诚意和不怕苦的精神，别人都争的抢的利多利大的事，相反我们不那么急着去抢，我们另辟蹊径，去找自己的生存道路。摄影界的人都是搞观察和聚焦的，心明眼亮，时间一长，他们看得准，看得透，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这个问题上我是非常感动的，我也特别的尊敬这些人，爱惜这些人，感激这些人，包括刘远在关键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支持。感谢跟我们合作过的这些单位，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做一个事情找谁做也都可以做，怎么做也是做，但是为什么找了我们呢？我的体会就是，我们杂志社的人做事认真、有头有尾和诚实，对人负责任的态度，让他们选择了我们，选择了《中国摄影家》杂志，在这一点上是毫无虚言的，他们事隔多年都说，当时之所以要合作，就是因为你们的态度和做事的精神，看见了做这个事能够做到好的亮光。

雅昌作为中国印刷行业的标杆企业，在摄影作品印刷这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也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为了让他们给我们优惠，我们多次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感人的事数不胜数，他们的领导都特别理解我们，愿意长期支持，一以贯之的来帮助。所以如果说这个杂志救活了的话也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实际上是我的这种状态感染了很多人，大家伸出援助之手，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帮助，就像拢起一堆火，大家都来加柴，都来加油，结果火就越烧越旺。我无非就是负责火堆边不断把柴拢堆起来，让火更有力烧的那个人，但是力量是大家的，自己是很微末的。付出是必然的，但是付出是有回报的，这种回报不一定是世俗观念里面一些物化的东西，我们也不求那些东西。我们就求的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那种关系，友谊，相互提携和帮助的那种融洽，那种心心相印的契合，其实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都是金钱买不来的，也是不可替代的。我最真切的体验就是，人世间最让人留恋的，不舍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爹娘姐妹是有血缘，而这种心心相印的相互帮助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最难得到的。我特别欣慰的就是有一批特别肯帮我的朋友，这是让我觉得人世间特别美好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上海，选自时代影像 奋进中国摄影艺术大展，秦智渊　摄阳：杂志社最困难的时候，其时你的身体和精神压力都特别大，在那种状态之下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呢？

李：从我内心来说，我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但曾经有人提示过我，你不一定非得要拿出命来这样干，你把自己累死了又怎么样呢？可能是因为性格，我这个人什么事情不做便不做，一做就是百分之百的努力，我不是一个能够含混对待自己工作的人，那样我做不来，你让我对一个事情半吊子去应付，对我来说是痛苦和难受的，要不就放弃，要不就去真的做好，去付出，去热爱，没有中间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媒体人，也是一个学者，我还是有自己的理想的，我做学问不遗余力，做文化传播也是竭尽所能。他人有他人的活法，社会有社会的状态，我自己还得沿着我自己的性格和方式来生活和工作，很难改，想放弃也放弃不了，想放松点也放松不了。

阳：现在纸媒全面衰落，你觉得杂志未来走向如何，或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李：我相信后来者会越做越好，因为这几年我们的学术队伍越来越汇聚起来，力量也组织起来，大家各有各的学术视角，这对整个学术研究来说是一种互补的状态，也是一种更合理更科学的结构，这是保证我们越做越好的基础。另外，正如中央刚刚举行的人才工作会、组织工作会上说的，我们也培养年轻的学者、专家、年轻干部尽快走上岗位，把杂志的传承做好，一拨人有一拨人的使命，各自完成各自的使命就好。

阳：作为《中国摄影家》杂志前任主编，你在其三十岁生日之际，有什么想跟读者说的？

李：我希望我们的杂志能够给大家提供真正有价值有营养的东西，也希望大家能够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爱护我们。我希望通过摄影艺术研究和摄影文化的传播，能够让大家的创作更加丰富，更加有原创力，更加有国际影响力，在全世界真正地确立起中国摄影艺术的地位，能够摸索出一条与其他艺术形式齐头并进的道路，同时又带着摄影艺术的风风火火，锐意、扎实、直接面向生活潮流的精神，发挥摄影的作用，参与构建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工程，站在潮头，立足现实，专心研究，不断创新。

阳：谢谢你！

（李树峰，曾任《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编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