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刊名与编稿琐事
人们回忆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常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的，回忆文章里常常描绘出神采飞扬的精神状态，现实中它是一个民众刚刚可以公开谈论挣钱和实践挣钱的年代，知识阶层从国门渐开的缝隙里看到眼花缭乱的科技成果、接触各式各样的学术思潮，政府则历经十年之痛，痛定思痛，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整个社会在理想主义光环之下，波翻浪涌人心思变。
我是1986年进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中国摄影》杂志做图片编辑，那时的杂志比较简单，只负责编辑工作，出版、发行乃至财务皆无需过问，今日杂志最重要的广告彼时乃是新鲜事物，刚刚敲开杂志的小门，门内还不知如何应对。正式编制只有7个人，主编袁毅平，编辑部主任夏同生，经理王玉淑，图片编辑朱宪民和我，文字编辑吴常云和徐江。那时老师是尊称，都是“袁老师”“夏老师”“朱老师”，后来这些年风气有变，改称“袁老”“朱公”，甚或“大师”，我则旧习难改，只觉得“老师”自然亲切恰当。八十年代末，几位颇有能力的中年工作人员相继离开中国摄影家协会，除了朱宪民老师，还有龙熹祖、韩子善、朱正明等。说这么多《中国摄影》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琐事是为引出《中国摄影家》杂志的诞生。
1988年初朱老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立即谋划创办一本杂志，不多时，徐江也正式调过去协助朱老师打天下。说起杂志创刊，尤其是第一年，徐江劳苦功高，只是离开时间久了与摄影近乎绝缘。袁毅平真是一位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的领导，当知道我也要协助朱、徐编杂志时，他表示完全支持。几年之后协会其他领导正式向我提出不得帮助他人编刊，我才从《中国摄影家》杂志的版权页上隐去姓名。
春天，我们开始商量办刊之事，直到7月份创刊号稿件发往深圳排版印刷，杂志似乎还没有正式的办公室，平时都是在东石槽胡同朱老师家商议事情。一本刊物首先要有个刊名，才能开始履行一系列手续。朱老师提出“中国摄影家”这个名称，我和徐江则认为在“中国摄影”后面加一个“家”字，首先是容易混淆，再说也缺乏新意，必须要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哪怕与摄影无关也行，甚至我们想就叫做“飞鹰”，让这本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滩声名显赫、影响深远的摄影杂志接续新的生命。当然，当家的是朱老师，最后还是确定刊名《中国摄影家》。三十年后回看当年，朱老师的想法既现实又实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政策宽松，是中国平面媒体爆发期，大量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创刊，随后不久政策逐渐收紧，如对“中国”字头称谓便有了明确规定，只有“国”字头单位才有主管主办“中”字头媒体的资质，换言之，一旦报刊具有“中国”字头，就标示其居省市地县之上的最高一级。这与共和国之外大不相同，标以“英国皇家”的机构大概与英国皇室没关系，《美国摄影》或“美国摄影学会”与美国政府也没有半毛钱关系，中国国情的确不同，这两个字至今更是金字招牌。
时至今日还常有人搞混两本“国”字头的摄影杂志，但不妨大局，确定的是今天“国”字头通行力是绝对优势，在一个以行政级别排队的空间里，若按我们当年不接地气浪漫的理想，杂志冠以“飞鹰”一类的刊名，为行走、为经营不知会添多少困难。但人生难免浪漫，社会需要理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侯登科作品《秦川大地》刊于《中国摄影家》杂志1988年创刊号做一本杂志最难不是编辑工作，而是一个字—钱。当年上级好像没有多少经济上的给予，只有政策上的支持，是朱老师凭一己之力启动了《中国摄影家》，这应当请他好好谈谈，我完全不了解其中的艰辛。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是多年之后全面负责一本杂志运作时，才真正体会到朱老师的能力与不易。
朱老师忙于创刊事务，徐江和我进行具体编辑工作。在那个勇闯禁区的时代常常是先干起来再说，三个月的筹备时间就出笼上马，从创刊号上“代发刊辞”摘一段文字，或可窥见当时匆忙状况下的编辑思路：
……摄影报刊纷纷破土而出。且不说山西、北京的两张报纸（《人民摄影》报和《摄影报》），单看这摄影杂志便是五光十色，风格各异，普及的有《大众》，提高的有《中国》，先锋的有《现代》，前卫的有《青年》，更左有《国际》，右有《世界》，我们怎么会吃了豹子胆，不看势头，竟还敢出笼上马呢？告诉各位，这是因为我们想着了另一招棋……摄影终究还是要看摄影家的。我们准备在刊物上拿出比其他摄影杂志更多的篇幅来介绍和研究他们的创作和思想，给他们一个更广阔而又自由的天地。
既然名曰《中国摄影家》，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刚刚设立的摄影研究室，关注和研究摄影家是必然的选择。
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摄影已经热闹非凡，港澳沙龙之风影响最大，但最有活力的是新闻摄影的变革，天时—改革之风劲吹，各行各业以变为荣；地利—一批老报人充分鼓励年轻人突破禁区，北京的《中国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成为耀眼明星；人和—杨绍明以特殊身份的助推，例证是李晓斌1977年拍摄的“上访者”，出现在他1986年主持的 “十年一瞬间”展览上，似乎标志这一类形象不雅揭露社会问题的照片有了公开展示的通行证。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我们关注这场新闻摄影改革，但没有作为杂志的重点；另外，三个月出版一本的季刊，也的确无法跟上新闻摄影的步伐。
胡武功、侯登科、邱晓明作品《四方城》刊于《中国摄影家》杂志1997年3期
胡武功、侯登科、邱晓明作品《四方城》刊于《中国摄影家》杂志1997年3期 我们的目光更多聚焦在当代的、前卫的影像。《中国摄影》的风格一贯过于稳健，好像束缚了年轻人总想施展的拳脚，有机会编辑一本全新的《中国摄影家》，信马由缰放开手脚我们劲头十足。我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与不少学生尤其是喜好摄影的学生熟悉，他们身处1985美术新潮之中，得风气之先用摄影手段更极端的表达个人感受，相较于摄影圈常规的捕捉、刻画对象，这类陌生的影像显示出更大的张力。这些美术刊物不会刊登，其他摄影刊物也难以刊登的照片，成为初创的《中国摄影家》杂志连续不断的稿源。今天看这些作品也还蛮有意思，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有影响的艺术家，王友身、洪浩等人还在以影像为媒介从事艺术活动。上海的摄影不同一般，当年《飞鹰》杂志创办人之一金石声老先生是我们第一个采访对象，年近八旬的老人给我们谈过往，展示在房间里拍摄的日常家居小照，轻松的摄影心态展现出曾经沧海的见识。而雍和与“北河盟”一群朋友的影像，似乎可以找到所谓“海派”相隔几十年间的联系。陕西更是摄影重镇，我与侯登科、胡武功、邱晓明、石宝琇等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且立即成为好朋友，图片尤其是文字，多多倚重这几位善思考能拍照还能写文章的朋友。这些杂志上图文俱在，有兴趣者可翻阅。
创刊最初一两年我热情高干劲大，后来编辑力量逐渐增强，程小玲调来任编辑部主任，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又因为有机会到英国小住半年，过问的事情逐渐减少。一晃三十年，国门乍开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互联网、新媒体兴起，杂志报纸这类传统媒体面临严峻挑战，祝愿《中国摄影家》杂志在新的征程上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作者系《中国摄影》杂志原主编，曾任《中国摄影家》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