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振兴协力队：对封闭思维的一种冲击
石川雄挥正在山里设套捕麂子(胡俊凯/摄)夷隅市位于千叶县房总半岛太平洋一侧，从东京乘特快电车到夷隅约需 70分钟。夷隅境内海滩秀美，是日本知名冲浪胜地。腹地为丘陵，产业以渔业和农业为主，人口约3.8万。夷隅有1%的居民在东京上班，周末才回到这里享受阳光与沙滩。
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位于首都圈、离东京不远的小城镇，居然同许多偏远乡村一样，“居民不了解本地优势，政府职员不了解外部世界。人们似乎没什么发展动力，想不出办法来利用本地优势。”夷隅市副市长早川卓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早川卓也是日本总务省派来夷隅挂职的副市长。其所言几乎是日本大部分村镇都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人口急剧减少，亟待通过地方振兴来增加人口；另一方面又缺乏有知识、有眼界、有能力的实干人才。
2009年起，日本开始推行“地方振兴协力队”模式，试图以此破解上述矛盾。本刊记者最近在夷隅市采访了三位地方振兴协力队员，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该市市长、副市长，以及日本总务省负责此项事业的官员，也向我们介绍了这一模式的进展情况。
捕麂子者说
日本本州原本没有麂子。大约25年前，夷隅市一个动物园破产，麂子没人管，跑出园后自己繁殖，越来越多，终至泛滥成灾。它们晚上出来啃食庄稼，对夷隅市农业构成严重威胁。农民们一度不知该如何对待这种外来动物。现在，夷隅市有约1.4万头麂子，千叶全县大概有4万头。麂子们开始向县外发展，一项预测说，十年后，包括茨城、枥木等县在内的关东地区都将出现大量麂子，数量可达百万头……
我叫石川雄挥，今年40岁，大学读的是日本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曾去伦敦留学1年半，学习中国、日本和东南亚政治。我以前做过电视制片人。因为有报道经历，便和朋友一起开了家“报道吧”酒吧。但生意失败了，我一下子失去了金钱、信用和常年构筑的人际关系，跌入了人生谷底。消沉至极之时，我想去探索自然，于是成了一名猎人。那时我还在东京，没法打猎，所以就想移居。我找了不少地方，后来注意到了夷隅。
夷隅是我奶奶的出生地，父亲也在这边长大。小时候，这里有亲戚，我也会过来玩。正巧碰到市政府在招募协力队员，于是就报了名。我属于孙辈返乡吧。
2015年5月，我作为猎手来到夷隅。在这边的工作主要是驱除野猪等有害动物，去山里下套捕猎。这些动物会闯入人家里。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再有就是捕杀麂子，现在还组织狩猎体验旅游，开了不定期的麂子皮加工体验作坊。
来夷隅后发现这里有很多麂子。早川副市长要我想想对策。我当时对麂子一无所知，但协力队员里有狩猎执照的就我一个，不得不做。我查了资料，发现麂子皮很有名，其实是一种高级动物皮毛。
麂子皮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中国殷朝是国宝，吉祥之物。古代中国还将麂子皮作为礼物送给日本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在中国历史上麂子皮还用于过滤污水。麂子皮在日本也有使用传统，如以前被用于日本武士盔甲。现在，日本传统工艺品“印传革”还在使用麂子皮，当然是从中国进口的。
我查到这些历史后，觉得开发麂子皮周边产品有戏。麂子皮虽然产量不大，不容易弄到，但如果能够好好挖掘这些故事，会很有意思。
夷隅市没有屠宰场，没法开发麂子肉产品。于是我先从麂子皮入手。当时什么都不懂，连怎么剥皮都不知道，还去请教专业公司。在日本，使用动物皮会给人不好的印象，而在中国古代，麂子皮很适合做婴儿的第一双鞋，人们认为可以讨个吉利。为了消除负面形象，我首先想到的是做麂子皮婴儿鞋。当然光靠婴儿鞋是不够的，还试做了其他产品。
日本很少有专门的麂子研究者。人们几乎没有关于麂子的知识。动物来到新地方后，会随着生态环境变化而变异。最近有人说，夷隅这边的麂子可能原产于台湾，而不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产的麂子和台湾产的麂子毛皮不同，个头不同。台湾产的体型像中型犬。
现在，日本有贸易商进口中国麂子皮，这家贸易商现在和我也有往来。听说现在中国每年出口10万张麂子皮。我前阵子和东京一家电视台的节目组同去台湾采访了当地麂子利用情况。在台湾，一头麂子售价在6万日元左右。
我们这里的麂子皮还没有产业化。我给你们看的这些麂子皮产品都是试制品，是我组织麂子皮加工体验作坊时做的。这种体验式作坊一年开几次，参加者来自东京和千叶等地。这些东西从没有对外销售过。
这边的麂子皮质量很不错，比鹿皮要好。中国麂子皮一张卖6000日元，我们这里的应该能卖1万日元吧。
因为有麂子，我还组织过几次狩猎体验旅游。有一名参加者是中国企业家。他说他小时候是吃麂子肉的，但现在太贵，买不到。他说他是因为听说能吃麂子肉才参加狩猎的。在中国，麂子肉是不是很稀罕？
麂子肉味道不错，我们用西式传统烤肉做法。千叶这边没有野生动物屠宰场。我们希望在这边建个屠宰场。不过日本人不爱吃野生动物肉，各地的野生动物屠宰场听说都亏本。
我的协力队员任期，今年8月就到期了。我考虑9月开始组织狩猎体验旅游，然后开始销售麂子皮产品。
采访后记：日本总务省地域力创造组地域自立帮扶课课长助理中井孝一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日本地方振兴协力队始建于2009年，为日本地方振兴重要措施之一。农村人有时不清楚本地优势，比如对日常吃的食品他们觉得很一般，其实在大都市人看来那是美味。地方振兴协力队员的作用，就是用新的视角发现当地的优势。
这项措施首先由各市町村在各自官网上发布招聘信息招募队员，然后对应聘者进行面试。选中后，让队员将户籍迁到地方，在当地居住一到三年，以自治体临时职员的身份参与当地振兴活动。活动结束后队员可自愿选择是否留在当地定居。
2009年只有89名队员，以后逐年增加，到2016年全国共有4158名队员。其中40%为女性，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占70%。2017年3月结束活动的2230名队员中，有60%选择留在当地定居。
该措施实施主体为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总务省提供财政支持，相关预算从2014年的48亿日元增至2016年的132亿日元。总务省为每个队员提供每年200万日元工资补贴和200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如果钱花超了，由各地方政府负担。200万日元的工资补贴不算高，但队员在当地可以做兼职。而且与东京相比，地方房租很便宜，生活费也不高。
总务省还举办地方振兴协力队全国大会，加强队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并对队员进行研修教育，跟踪扶持。
夷隅星空（草原学/摄）拍星空者说
“该队员喜欢拍摄星空，为了拍到美丽星空，辗转于日本各地，北到北海道，南下冲绳，发现夷隅市的星空很美。2016年3月起，该队员邀请著名摄影师中井精也老师来夷隅市举办‘感受夷隅市魅力摄影会’。该队员表示今后也将利用摄影来振兴夷隅市。”
——摘自夷隅市地方振兴协力队队员简介
我叫草原学，57岁，出生于山口县下关市。30岁时因公司转岗来到了东京。50岁那年，我已在公司干了26年。那时工作非常忙，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觉得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51岁时，我开始把主要精力花在爱好摄影上。那一年，我周游日本各地拍摄。后来，原来那家公司的供货商邀请我去做个项目，没办法，去那边又干了三年，又很忙。那项目结束后，我便开始考虑移居。考虑到没头没脑地一下子移居有风险，知道有协力队这个制度后，便报了名。在面试中我展示了自己的摄影作品，提出以摄影带动地方创生而被录取。
夷隅市有魅力的地方很多。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摄影，与一家旅游公司策划组织夷隅星空摄影旅游。此外也试做麂子皮产品和其他杂事。
我从30多岁开始迷上登山。那时候经常爬海拔两三千米的山。登上山顶，空气透彻，星空灿烂。我特别想给不登山的人看看这美丽的星空，因此喜欢上了摄影。拍人物很简单，门槛低。拍星空则很难，相机调试等不按照手册来的话，拍不到的。自动模式完全不可能拍到星空。拍星空难，但有趣。
我去冲绳石垣岛星空保护公园拍过星空。石垣岛靠近台湾，是日本唯一能够稳定看到南十字座的地方，就观测星空而言，是日本最棒的地方。我为何选择了夷隅呢？如果要去石垣旅游，至少得提前8天预约。但8天后谁也不知道天气怎么样，很多时候看不到星星。夷隅则靠近东京。傍晚身在东京，如果发现今晚星空漂亮，马上就可赶过来，不太会失望而归。这是夷隅的优势。石垣岛的星空肯定更美，我去过石垣岛20多次。但花高价去石垣岛最后看不到星星的风险很大。
夷隅与石垣不同之处还在于这边可以融星空于风景。比如可以把铁路闸口与星空拍在一起。还有，夜晚的夷隅特别黑，也适合拍星空。五六月，这边还有萤火虫。这种美景夷隅比比皆是。对于这种美景，当地人都习以为常，不知道可以感动城里人。我希望通过摄影，让当地人能够对自己的家乡怀有自豪感。
在日本，有靠星空盘活当地经济的先例。摄影的意义主要在于吸引游客。长野县阿智村每年有100万游客造访，其中星空游游客就有三四十万。全国星空漂亮的村落很多，夷隅的优势在于靠近首都圈，这是其他地方替代不了的。其他星空漂亮的地方距离东京特别远。夷隅当地人没意识到这一点。看星空的人一般都会住一晚，在当地的消费要比普通游客多不少。
星空本来就有，不需要人工雕琢。不需要资金投入。只要保护好现在的环境，开设一些星空观景点，就可以发展旅游。能够以最少的投入，实现各种可能性。
我在东京近郊有房子，以后不会只住在这儿。大概80%的时间在夷隅，20%的时间在东京近郊家中。协力队员任期结束后，我会两头跑。我不总待在这边，所以对夷隅一直有新鲜感。要说工作的话，当然还是东京更方便。
我平时还兼职做些摄影讲座，有时也带学生去外面采风。现在最主要的兼职是与大型旅游公司一起做的夷隅星空摄影游。2017年11月18日组织了一次狮子座流星群摄影游，吸引了42名游客来夷隅拍摄。我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兼摄影老师。12月组织了双子座流星群摄影会，也在夷隅。今年还和这家公司一起组织樱花夷隅铁路摄影会、萤火虫摄影会等。
我们请过著名铁路摄影师中井精也来这里，花了不少钱，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来这边后，夷隅在网上的搜索热度上升很快。不过，邀请著名摄影师还是太贵，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策划摄影游。
协力队员工作上也有困难。2016年刚来时，我是第一次担任协力队员，市政府工作人员也没什么经验，双方沟通起来很困难，都想掌握主动权。我来自民营企业，在政府预算使用方面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们民营企业总是在预算范围内精打细算地花钱，政府工作人员则没这种意识，双方难以彼此理解。
地方政府预算都是上一年确定的，2016年给协力队的预算很少，因为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头一年经费不足，没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不过，经过磨合，现在和市政府方面关系融洽。
我的协力队任期结束后，除继续摄影外，可能会搞个麂子皮产品生产作坊。现在，夷隅市政府向给夷隅市捐故乡税的市外人士赠送土特产。我考虑以后向市政府销售麂子皮产品，他们可以将这作为特产。
日本各地都在搞地方创生，竞争激烈，犹如零和游戏。但不论怎么样，不尝试一下是不知道结局的。有人对协力队有微词，说浪费税金。我觉得重要的是做好效果验证。协力措施实施后，到底有多少人留下来了，带来了什么样的成果，一定要好好验证。应该等十年到十五年后再来评价吧。
采访后记：夷隅对地方振兴协力队很感兴趣，千叶县一共才有30 多名协力队员，夷隅就有18 人。早川卓也副市长说，为振兴夷隅，以渔农业为主的夷隅制定了一顶“美食之城夷隅市——圣塞瓦斯蒂安化计划”。圣塞瓦斯蒂安本身没什么旅游景点，但因美食而名扬天下。夷隅的优势也在于食材丰富，其伊势龙虾产量为日本第一，还盛产鲍鱼、蝾螺等，海产品质量上乘。“遗憾的是，当地人一直住在这里，不懂当地海产品有多好，天天吃就会变这样吧。倒是外地人能够发现夷隅海产品的价值。其实夷隅各种资源很丰富，是能够发展得更好、吸引到更多人的地方，只是当地人没认识到而已。”早川认为缺乏人才和视野不广是地方振兴面临的最大问题。
早市达人说
夷隅有一个著名的大原渔港。2013年当地在渔港开设“港之朝市”，今年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最初每个月开一次市，后来变成半月一次。2016年改为每周一次。这是以农渔业为主要产业的夷隅市地方振兴的一个重要平台。每到周日，渔民们运来各种海产品，农民们带来生鲜果蔬，小工商业者摆出当地特色产品。市场内人来人往，不少人专程从东京赶来。近两年，除专业渔民外，来这里兼职摆摊的人也不少。“港之朝市”有一个事务所，只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叫吉田庸子。
吉田40来岁，看上去还要年轻些。她出生于神奈川县横滨市，有个姐姐。3岁时移居东京东山市，在那里长大。父亲是中央政府公务员，已退休。10年前父母移居到距夷隅车程一小时的长柄町。那以后，她常来夷隅市玩，觉得这儿挺好的。长柄町没有海，都是山。因此她经常来夷隅看海，冲浪。
我毕业于大东文化大学，专业是国际关系，第一外语是印度尼西亚语。大学时在菲律宾做过植树志愿者。大学毕业前，很想做非营利组织和与国际合作有关的工作。大学毕业后，去澳大利亚待了一年，在小学教日语。回日本后，跳了几次槽，在东京做过大学教授助理，还在东京都政府做过前台。后在“公平购物”公司工作了十年。这是份致力于国际合作的工作，很适合我，我也很喜欢，也没想辞职，直到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
我在东京长大，志在海外，没怎么关注日本国内。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每天消费的电力来自哪里。才知道东京电力的核电站竟然建在了福岛。海外确实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但核电站事故让我意识到，日本大都市是在地方城市作出牺牲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的。这以后，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日本地方城市，并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核事故一年半后，我去仙台参与灾后重建，在一个民间灾后重建援助财团工作了两年。这份工作任期满后，当时有三个选择：一是留在仙台，二是重返东京，三是去新的地方城市。那时父亲身体出了问题，我想还是尽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比较好。找工作时发现地方振兴协力队在招人，便报了名。
2016年4月面试的时候，被问到过早市相关问题。那时，夷隅招募各种协力队员，比如做旅游的等。我在简历上没写想做早市。但市政府从我的经历考虑，觉得我适合做早市。要我自己选的话，我对有机农业更感兴趣，还有重建山林等。
现在我早晨8点半来市政府打卡，然后去早市事务所。工作日要做事务所的各项工作和杂事，包括会计、宣传，还有物品管理、外联等事务性工作。有早市的周日，6点半就集合，要参与摆摊、撤摊，还要在会场的引导台引导顾客，并帮助摊主处理问题等。有时还要去东京的展销会做会务助理。早市事务所就我一个专职工作人员。
在“港之朝市”工作的吉田庸子（穿粉色T恤者）（吉田庸子供图）我考上协力队员后搬到了夷隅，住在距市政府步行5分钟的大原。房子是自己租的，市政府每个月给我5万日元的房补，我的房租加物业费才5.2万日元，可以说是白住吧。房子很大，一个人住都不好意思。
不过协力队员的待遇真的不好。每个月只能拿15万日元。好在这边物价便宜，能够做副业。我加入的是国民健康保险。我觉得，从身份上看，我是自由职业者吧，做市政府委托的项目。
通过运营早市，我遇到了很多从没见过的人，如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没在东京住过的人。有的是早市摊主，有的经营农产品直销所，有的从事水产加工。我觉得他们比在东京工作的人还勤奋。特别是做水产相关工作的。渔民都是冒着生命风险在捕鱼。在东京时完全不知道的生活智慧，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我刚来的时候大家不怎么认可我，觉得我是哪来的小姑娘，但经过自己的努力，我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大家现在都很乐意在早市运营方面帮助我。
感到困难的主要是这边的大男子主义。我是女的，有些地方不太适应，特别是一些需要交涉的问题，都麻烦别人帮忙。最惊讶的还是当地人的沟通手段太落后。在东京和仙台的时候，有事沟通发份邮件就好了，而在这边，和摊主联系基本靠传真。甚至有一些人连传真都没有，只能靠书信往来。不过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刚开始真的是觉得在地方工作要经受考验。
作为协力队员，从发现地方魅力和存在问题的角度看，这是一项对乡村振兴特别有意义的制度。不过，如果地方政府不告诉队员当地明确的发展目标和相关政策，队员也不努力去理解这项制度的理念和意义，地方政府的需求和协力队员的抱负就可能错配，达不到合作的目的。
我的任期到明年3月。任期结束后尽量住在这边吧。至于以后靠什么为生，我去年从同事那里租了块网球场大小的地，开始种香草，还有一些珍稀蔬菜。将来，我想把它们加工成装饰品、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而不只是吃。这也算是农业六次产业化吧。
我在东京代代木有套房子，是父母的。以后打算把这套房子作为连接都市和夷隅的一间工作坊，来展示香草装饰品等。去年，我在这间工作坊组织了5次体验式活动，展示香草装饰品等，并介绍了协力队员的活动。
采访后记：采访中我们感到，“地方振兴协力队”这种模式，对人口流失、人才匮乏地方的振兴，有一举多得之效：
既能通过这些有见识、知识和技能的外来协力者，发现当地人看不见的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成潜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能对当地具有惯性、封闭甚至僵化的思维方式形成冲击，激荡出一股发展的新风。既能通过他们的工作，提升当地对外地人的吸引力；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任期结束后选择留在当地定居，又增加了当地的人口。地方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他们也找到了适合或满足自己精神追求的空间。
协力队员既不同于在地方政府挂职的中央政府官员，也不同于普通志愿者。他们来自民间，自愿参加。政府以合同约束，择能录取。协力队员中不少人与当地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这使他们对当地的协力工作有了动力和感情基础。他们每月有固定工资报酬，虽然不高，但政府给他们开了可以兼职的口子，以弥补不足。
当然，正如几位协力队员所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协力队员与当地政府之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评价一项事业的成败，也需假以时日。但活跃在886个府县和市町村的4000多名协力队员的实践，表明这种模式对于日本地方振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