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师,这个在刀锋上行走的职业,并不太为外人所知。也许有人隐约知道手术中麻醉师的重要性,但是,麻醉师在手术中所面对的“多变风云”,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千钧一发的历程,这是病人及病人家属永远也无法尽知的。
麻药的最高境界是“安全无痛”。最佳的麻醉深度,是保证手术安全的基础。麻醉太浅,病人会抽动、肌紧甚至呕吐;麻醉太深,病人一睡西去,或者醒来却站不起来,瘫了。还有,比经验积累更棘手的:病人对麻药的个体差异,及夹杂的其他疾病。所以,每一台手术,对一个称职的麻醉师来说,都是一场考验;每一个夜晚,麻醉师都在担心推出手术室的病人能否平安过夜,尤其对手术中有麻醉不顺情况出现的病人;而每一个早晨,麻醉师奔向病人的路上,就像在等候宣判。
有一天,做了几十年麻醉室主任、每次都能把病人平安带回来的吉夫医生,遭遇了一场意外。一个高压180mmHg的病人经过控制,血压回到正常后,要做一项手术。吉夫开始麻醉前奏诱导——镇静,肌松。他根据病人的身高及平时体现的心肺功能状态,给予正常剂量用药。然而,麻醉给药还没有5分钟,病人就血压骤降,竟然降得只剩下80mmHg、40mmHg!这样的血压,将马上导致呼吸停止、心脏停搏。“我们立刻供氧,打升压针,提高血压,纠正危象。整个过程十几分钟,确实惊心动魄。”吉夫说。
“我不理解,高血压病人的手术你应该参与过很多场,为什么这个病人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因为血压降得太快、太恐怖了!还没有 5 分钟啊!而血压由高走低,再回升就比较困难,因为弹性比较差。血压由高往低走,容易发生脑栓塞;由低到高,容易发生脑溢血。所以,抢救时,我们只能小心地让血压逐步上升,不能一下升太高,不然非常危险。”
“你当时是否感觉已经拉不回他了?”
吉夫笑了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之后,这个病人知道医生们为他做的惊心动魄的抢救吗?”
“不,不会。病人和家属永远也不会知道。”
“就这样永远地沉默而过?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吗?”
“也不是吧。没必要让病人紧张、多想。何况现在医疗环境也不好。”
“如果那个病人真的因此死亡,由于用药量正常,你们是不是没有责任?”
“不,有的。我们的教训是,这样的病人,心脏代偿能力差,用药量可以比正常剂量再低一点。不要听他说自己能爬山、能爬多少层楼梯、什么都正常之类的。”手术若是一艘船,麻醉师就是舵手。作为舵手,不仅要善于应对瞬息而来的惊涛骇浪,更要防患于未然。业内人士都知道生死一线的危情迫人。正是这样,麻醉师一定要一直监护到他的病人在手术后“初醒”,必须把他送出去的病人带回来。而仅仅“初醒”还不够,他的牵挂一定会持续到术后次日看望过病人。麻醉师一天至少一个病人,有时甚至一天两三台手术。所以,从业46 年的麻醉师吉夫,睡觉时心都是悬着的。
这样的情形,日复一日,麻醉师需要特别镇定、坚韧的神经。到最后,麻醉师往往是肝病、高血压缠身。职业病为这个高危岗位做出了简单的注释。
2009 年退休的吉夫,现在也是高血压患者,之前他先遭遇了胃癌袭击。那个几乎等于死刑宣判的报告到来时,他正在手术台边。
那是个胆囊大手术的女病人。他的麻醉方案正在实施。这个时候,他已经胃胀难受了一个多月,什么都吃不下,人暴瘦了十几斤。书记勒令他去做检查。那天,手术麻醉平稳后,他让其他麻醉师盯着,自己去做检查。切片活检,前后半小时。晴天霹雳,他得到了最坏的结果。但是,他把报告放进口袋,回到了手术室。
手术室的门被敲响了。医院的负责人冲了进来:“你给我出来!马上出来!”
知道检查结果的书记火急火燎。吉夫觉得这样的领导很温暖,但是,当时他没有理睬。“这是我的麻醉方案,我不能让别人插手。我必须做完。”
手术完毕,病人按时醒来。医生按照唤醒程序,叫她的名字,检查她的喉反射、眼睛反应、抬手反应。他确认把他的病人带回来了。这个时候,书记在手术室外已焦急地等了半个多小时。
吉夫自己面临大手术时,他没有到外地挑选麻醉师,而是选择了自己的同事。手术中,他的血压忽然掉到70mmHg。“平时那么好,突然掉得一塌糊涂。”但是,他的同事禁受住了考验,他们没有辜负这位优秀的资深麻醉师,他们把他安全地带了回来。就像他把处在生命转折点的那个女病人安全带回来一样。
“接到报告单,你真不害怕吗?”
“害怕,心慌,”吉夫说,“可是,手术才做了一半。我想,反正就这样了,我不能让麻醉出问题。”
吉夫胃部手术后一个多月就上班了,那是 1992 年。他一直工作到 2009 年。现在,这位被医院留用 10 年的医生,终于退休了。他依然健康地活着。
(余长生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打败时间的不只是苹果》一书,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