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and White Photo Club
Text & Photos Provided by Zhao Junyi
民国时期,我国有众多摄影团体,活跃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有:广州景社、北京光社、上海华社、天津北洋、南京美社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新一轮的摄影团体又拔地而起,以上海为例,大大小小的摄影团体有:青影社,棣华社、落伍社、企鹅影社、黑白影社、华联影社、银联影社、上海摄影学会、圣约翰摄影学会、震旦摄影学会、沪江摄影学会、沪江大学附中银鸥摄影学会、复旦摄影学会、复旦大学附中摄影学会、同济摄影学会等等。在上海众多的民间摄影团体之中,黑白影社独树一帜,在陈传霖、聂光地等人的领导下,影社社员齐心协力,为我国的摄影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摄影家陈传霖
《黑白影集》1934、1935、1936-37
黑白二、三、四届影展
黑白影刊、陈卢影集影社创立
1929年10月,上海著名摄影家陈传霖与摄影画报总编林泽苍、电影演员林雪怀在摄影画报馆聊天,聊着聊着聊到了上海摄影团体的现状,陈传霖提议搞一个摄影团体,林泽苍、林雪怀表示赞同,随后陈传霖又征求好友聂光地的意见,同年12月,陈传霖等人在四川路大中华酒楼召开了筹备会,讨论了成立黑白影社的具体事宜。
1930年元旦,黑白影社正式成立,创社社员有: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聂光地,曹云甫、林云声和畲堂庸,社址设在上海跑马厅路485号卢施福的寓所。影社一成立就制订了《黑白影社社章》,对于定名、宗旨、社员、纳费、组织、社务、取消资格、修改社章等各条都作了明文规定。它对于入社成员的要求是:“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而品行端正者,不论摄影经验深浅,及营业与非营业者,签立志愿书请求入社,经委员会审查合格,均得为本社社员。”规定由全体社员选举组成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五人,负责领导全社一切事务。在执行委员会下面,设编辑、展览、研究、文书、会计、庶务、旅行、交际八个股,各股正副主任均由社员推选。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各股正副主任均为职员,任期一年后由年会改选,允许连选连任,社章还对八个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影社社员
黑白影社前后八年共有社员168人。社员以上海本地为主,也有浙江、江苏、广东、北平、天津、南京、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社员,社员分布在新闻、电影、教育、法律、工商、金融、宗教、医务、军界、政界等社会各界,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是荣毅仁,当时他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解放后他成为红色资本家、国家副主席。尝旨 陈传霖 摄
勤俭 沙飞 摄黑白影社是摄影家成长的摇篮,在影社成长起来的著名摄影家有:1930年创立影社的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聂光地、赵沄等人;1931年加入影社的陈昺德、张建文、徐德先、吴印咸、吴中行、卢施福、计鹤鸣等人;1933年加入影社的敖恩洪、叶浅予、陈嘉震、胡澜生等人;1934年加入影社的陈瑾诗、姚伯宽、王钰等人;1935年加入影社的荣毅仁、司徒怀(沙飞)、毛松友、王劳生、魏南昌、沈昌培、伍千里等人;1936年加入影社的刘体志、刘澄等人;1937年加入影社的吴寅伯等人。
黑白影社经常组织社员参与国际赛事,其中聂光地、吴中行、卢施福、陈传霖、吴印咸等人的作品,多次参加英、法、美等国举办的国际摄影展览,陈传霖等人还被吸收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会员。
历届影展
自黑白影社成立以来,每月召开一次例会,讨论摄影创作以及举办黑白一届影展的具体事宜。创社伊始,社员人数较少,举办影展之事只能等到时机成熟。
1932年元旦,在浙江路小花园时报馆3楼,黑白一届影展历经两年的筹备,终于与观众见面了,展览共展出17位社员的180幅作品,还有5幅作品是非社员提供的。黑白一届影展在上海引起了巨大轰动,原定展出三天,因每日参观人数不下五千,展期只好延长一天。
1933年,原定在当年举办的黑白二届影展,由于“一 · 二八”事件的阴影一时很难淡去,民族危机感加剧,社员们逐渐明白了摄影艺术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创作欲望低沉了好一阵子才慢慢缓了起来,创作题材也由原来的美术摄影往民族存亡的现实摄影上偏移。
1934年3月25日,在南京路大陆商场3楼,黑白二届影展延期举办,展览共展出33位社员的248幅作品,展期由原来的四天增至为10天。
1935年7月6日,在南京路大陆商场3楼,黑白三届影展如期举办,展览共展出59位社员的268幅作品,展期9天,观者4万余人。由于上海大大小小的媒体均报道了黑白三届影展,影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轰动效果,各地的摄影团体纷纷要求巡展,影展在上海展出后,又移到北平、天津、南京、广州、青岛展出,五座城市的影友大饱眼福受益匪浅。
1936年,绥远抗战的烽火燃起,民族危机感进一步加剧,影展暂时停滞,但社员们的相机并没有束之高阁,他们积极地创作,有些社员拍摄的题材也由风光转变为纪实,为的是来年的黑白影展。
1937年4月3日,在南京路大新公司4楼,黑白四届影展延期举办,展览共展出74位社员的252幅作品,展期10天,由于影展处于抗战前夕,参观人数不及黑白第三届影展。
难兄难弟 吴印咸 摄
不自由 金东篱 摄社员作品
社员作品以风景、肖像、花鸟、静物、建筑、裸体为主,淞沪抗战之后,有一部分社员的镜头对准了社会底层的民众,作品越来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有一些作品还起到了抗日救亡宣传的作用。吴印咸拍摄的《难兄难弟》、金东篱拍摄的《不自由》,前者两头驴都戴着嘴罩,后者两只猴子颈系铁链,作品以借物喻情的手法,表现了劳苦民众的生活状态;沙飞拍摄的《勤俭》、敖恩洪拍摄的《荷锄晚归》、胡澜生拍摄的《刻字者》、苏锦元拍摄的《搜刮》、卢施福拍摄的《百炼金刚》、水祥云拍摄的《自食其力》等,作品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底层民众的艰辛劳作;卢施福拍摄的《凯旋》、罗静予拍摄的《听训》、程居浩拍摄的《浮雕》、林泽苍拍摄的《关山静寂,壮士无颜》,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全民族抗日救亡、守土抗战的决心。
出版刊物
黑白影社成立八年来,举办过四届黑白影展、两次陈传霖卢施福联合影展、吴印咸个人影展和沙飞个人影展。为了配合每一届影展,影社先后出版了《黑白二届影展》《黑白三届影展》《黑白四届影展》三本特刊;《黑白影集1934》《黑白影集1935》《黑白影集1936—37》《陈卢影集》四本影集;《黑白影刊》原为季刊,因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的原因,仅出版了一本。只有黑白第一届影展,1932年1月4日闭幕,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所展出的底片大部分损失,影社未能出版第一届的特刊和影集。
理论文章
黑白影社非常重视摄影技术和摄影理论。在影社的出版刊物中,技术方面的文章有:卢施福的《论莱卡康泰时的小镜箱》《艺术摄影的放大操纵》《底片霉点预防法》,陈传霖的《小镜箱实验谈》《摄影的光学》《镜头要义》《靶形测距法》《滤色要义》《测光表》,吴印咸的《光线与摄影》,吴中行的《一座小桥摄影的布局谈》,聂光地的《小镜箱之细纹底片显影液》《论广告摄影之布局》,沈毓炳的《小型放大机构造法》《远射镜头》,罗静予的《业余电影的摄制》,张慧安的《闲话阴影》,王劳生的《三十五公厘软片罐中显影的实践》,卢毓的《测光表》,卢势东的《山岳摄影》。理论方面的文章有:聂光地的《世界第二高峰上之摄影》,敖恩洪的《泛论摄影与艺术》,毛松友的《新闻摄影概论》,吴印咸的《摄影艺术的欣赏》,陈传霖的《八年来的黑白影社》《美术摄影之指南》。
关山静寂,壮士无颜 林泽苍 摄奉献精神
黑白影社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影社执行委员陈传霖、聂光地、卢施福、向慧庵、丁升保五人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摄影狂人陈传霖,从影社的创办到淞沪会战之前,他为影社倾注了全部心血;从表面上看,陈传霖是黑白影社的掌门人,在众人跟前挺有面子,其实掌门人只是一个虚的头衔,影社又不是商业机构,仅凭社员的会费,很难支撑影社日常的开销,陈传霖不但要为影社出力,还要自己掏腰包往影社里搭钱,持续八年毫无怨言;陈传霖不只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影社的大事小情,他都能轻松搞定;陈传霖为影社的工作任劳任怨,善于团结同志,久而久之,他在影社里的领导风范慢慢树立起来了,并得到了社员们的尊敬。
社会意义
在《黑白四届影展》特刊里,刊登了陈传霖撰写的“八年来的黑白影社”文章,文中有一句话发人深思:“艺术是现实的反映,真正的艺术是写实的,这是一切艺术最高的法则。”特刊还刊登了聂光地的文章,文中以抗金英雄岳飞的《满江红 · 写怀》为开场白,有一段文字特别精彩:“摄影是时代的反映,一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动,都可以在摄影作品中反映出来。”陈传霖、聂光地阐述的摄影理论是从摄影实践中感悟得来的,他们的感悟与“九一八”“一 · 二八”“七七事变”“八一三”日寇一步又一步侵蚀我国领土紧密关联;他们的感悟与陈传霖、聂光地长期参与国际影展、关注国际影坛态势密切关联;他们的感悟与陈传霖、聂光地热爱祖国、关注民生从而产生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密切关联。陈传霖、聂光地阐述的摄影理论,给长期沉迷于美术摄影的人们迎面泼了一盆冷水,文章隐喻着太平盛世的才子佳人、花花草草之类的摄影,不能唤醒中华民族;抗日在即、国难当头,摄影应该把刚争取到的“艺术”新衣脱下来,换上时代的铠甲,把中华民族的使命挎在肩上,抗日救亡宣传的摄影,才是摄影最佳选择,也是摄影的必然选择,否则摄影就失去了意义。
民国时期,黑白影社是我国最为活跃的摄影团体,它为我国的摄影事业培养一批又一批摄影家,并为我国摄影史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黑白影社由崇尚美术摄影过渡到推崇现实摄影,印证了摄影就是时代的墙头草,它要跟着时代的风向跑。陈传霖、聂光地提出的摄影现实性理论,开创了中国纪实摄影理论的先河,并由沙飞、吴印咸、林泽苍等众多社员在抗战中得到了实践。黑白影社是一个伟大的摄影团体,它的伟大就在于从美术摄影中自拔,它的伟大就在于从民族危难中感悟出摄影的真谛。
责任编辑/阳丽君
特别说明:
刊于《中国摄影家》第6期,陈文撰写的《西德尼·甘博的三峡影像》一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三峡影像志:水电工程蓄水淹没背景下的三峡摄影发展史研究”(16BF08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