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木刻的战时宣传
–An Artistic Propaganda War Surrounding the “Decisive War in Ping Xing Guan”
Text by Hao Bin
平型关大战我军机枪阵地 1937年 苏静 摄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畔一声突然的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由此爆发。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八年全民族抗战的时代。也正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关头，在抗战初期极为艰难的战争环境下，极具图像性、形象性的艺术宣传显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要。不久，随着“平型关大战”胜利消息的传来，各个宣传部门、艺术家都迅速地工作了起来，试图通过各自的艺术方式积极宣传表现这一重大“胜利”，而摄影、宣传画、木刻则成为这场“艺术宣传战”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艺术创作也在悄然推进，积极为艺术大众化目的开展探索。
八路军攻克平型关之一、二 1937年 沙飞 摄一、“平型关大战”及其艺术宣传战
抗战爆发后，全国的抗战局面迅速恶化。在华北，作为全国重要城市的北平（今北京）、天津等相继陷落，日军正试图突破内长城防线进攻太原，解除中国军队对其主攻方向的侧背威胁；在上海，“八 · 一三”抗战激战正酣，但随着日本大批军舰的驰援及增援部队的陆续赶到，战况正急转直下。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已然开启。
在华北，为了“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1，日军开启了平绥路作战。8月8日，南口—张家口战役爆发，居庸关—八达岭一线成为防御日军进攻的重要防线。但该防线并未阻挡日军的进攻步伐，当月底，日军即突破该防线并占领南口、张家口，随后继续向西进犯，最终攻陷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平绥路作战结束。与此同时，9月中旬，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则由平绥线东段迅速向内长城防线逼近，连克广灵、浑源、灵丘、涞源等重要关隘，试图突破该防线进攻忻口、太原。内长城防线危急。国民党军队正积极在内长线沿线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线布防，试图凭借长城天险阻绝日军进入山西腹地。刚刚组建的由中共领导的第八路军也即刻投入了阻击战的序列。“平型关战役”即成为内长城防御战系列战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大战”正是其中的一次重要战斗。2
“平型关大战”发生在1937年9月25日，林彪率领八路军第115师集中优势兵力，针对日军第五师团后方一支补给辎重车队组织了一次精心的伏击。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八路军有意将该补给队分割成几个小股，各个击破。尽管如此，在此次看似对比悬殊的战斗中，八路军也只缴获了大约100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3战斗最终歼敌数百人，但缴获大量军需品。4此次战斗虽然战果不大，在战略上也并不重要，但在抗战初期屡战屡败的严峻局面下，战斗的胜利仍十分令人振奋。
得知“平型关大战”胜利的电报后，中共立刻将该消息发往全国，并引起了强烈反响。“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其中有蒋介石、杨虎城、马鸿逵、范长江、龙云、孙蔚如，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救国会，杭州、福州、湖北、广东、陕西、开封各省党部，武汉行营，开封绥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后援会等。”5其中，蒋介石在26日发给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中说：“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6平型关的胜利在当时引起抗战宣传各部门的极大关注，各大报刊、画刊等均刊出图文报道。在这些报道中，除了新闻类、纪实类、诗歌类等文学手段外，摄影、宣传画、木刻等艺术手段颇受重视。“平型关大战”成了当时抗战艺术宣传、鼓舞士气的一个重要题材，艺术家也在积极开展相关创作。
在当时，战地摄影已被广泛采用。“平型关大战”胜利消息传出后，八路军总参谋部参谋处长并兼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得到指示：“急需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报道，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军队，刚出师华北，便取得胜利”，并委托其物色新闻记者前去拍照。7“平型关大战”过后不久，著名战地摄影师沙飞已经赶到了八路军115师驻地（五台镇城东的河东村），他在这里见到了林彪和聂荣臻，希望“收集平型关胜利品等新闻照片和通讯材料”8，并获准拍照。于是，在随队途径平型关的时候，沙飞敏锐地捕捉到了八路军凯旋通过平型关堡城北门的历史场景，即他的3幅十分著名的《八路军攻克平型关》照片，产生了重要影响。9此外，苏静拍的《平型关大战我军机枪阵地》也是一幅重要的纪实摄影，清晰地展示了八路军居高临下对敌军的“一次精心的伏击”。
八路军骑兵挺进敌后 山西灵丘(115师向晋东北古长城隘口挺进) 1937年 沙飞 摄
八路军之炮兵阵地 1937年 沈逸千、顾廷鹏、俞创硕 摄除了沙飞以外，当时《良友》画报特派记者王小亭、沈逸千、顾廷鹏、俞创硕等也及时赶赴华北前线。他们在拍摄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照片的同时，也拍摄了部分八路军照片。1937年10月6日出版的《良友 · 战事画刊》第10期在报道“平型关大战”胜利战况的同时，刊出了王小亭拍摄的一组5张名为《平型关我大军挺进》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用作了杂志封面，另一张则用作了封底。与沙飞拍摄的著名的“战斗在古长城”系列类似（甚至比沙飞拍摄还略早），王小亭也自觉地在拍摄中将军队与蜿蜒伟岸的古长城融合在一起，其拍摄十分成功。在这一组照片中，都取我军队在长城上行军的构图，其中两幅作品还标注了文字说明：“我第八路军奉命抢防平型关口，以保此晋东门户”；“第八路军英勇杀敌之事迹与此万里长城同垂不朽”。但实际上，与沙飞跟随八路军115师拍摄的系列纪实性照片相比较，尤其从部队着装来看，很明显可以辨别，王小亭所拍摄的并非八路军，而是国民党其他部队。显然，王小亭原本应是随国民军部队拍摄行进在内长城防线上的国军形象的，但因“平型关大战”胜利消息的突然传来，为了获得及时性的宣传效果，尽快报道这一胜利，便将表现国军的这组照片直接拿来作为表现八路军光荣事迹的图像了。
不久，11月1日出版的《良友》画报第131期刊出了特派记者发回的一组八路军抗战的图片报道，题为“坚守晋北天险”，刊出了题为“八路军战健儿出平型关击敌”、“八路军游击战士”、“八路军夜战场上勇士”、“第八路军之炮兵阵地”等多张照片，及时地报道了八路军所取得的光辉战绩和英勇军姿（但未注明拍摄者）。而同日出版的《东方杂志》1937年第20-21期也刊出了反映“平型关大战”的专题图片报道，题为“晋绥一带之游击战”，并注明沈逸千、顾廷鹏、俞创硕“合摄”，刊出了一组照片，有“平型关外八路军之游击战士”“平型关杀敌得功之八路军军官”“游击战士在平型关外作战”“八路军游击战士之炮手”“炮轰”。此外，此三人“合摄”的作品还在《抗日画报》1937年第12期获得刊发，刊出了两张“八路军夜战场上勇士之影”照片，以及一张沈逸千与八路军军官的合影。从风格分析的角度来看，王小亭的长城摄影作品具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而沈逸千、顾廷鹏、俞创硕“合摄”的作品则具有明显的纪实特征。但也很难说沈逸千、顾廷鹏、俞创硕“合摄”的照片即是对“平型关大战”的真实反映，仍很可能是在“平型关大战”胜利后的补拍。无论如何，王小亭、沈逸千、顾廷鹏、俞创硕等对“平型关大战”以及八路军形象的摄影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1937年11月出版的《大抗战画报》第3期刊登了有关八路军115师关于“平型关大战”的一系列照片，其中尤其《第八路军一部埋伏平型关附近某要点伺敌》《晋北某军游击队大刀战士翻岭急进》《第八路军先头部队开抵晋北山地》《第八路军之青年训练》等都具有极强的纪实性。在图后简练的文字说明中，更指出：“尤以平型关之空前胜利，足使暴敌气沮。”《辛报 · 战情画刊》1937 年第2期刊发一幅采用俯视视角拍摄的画面开阔的照片《平型关之敌军弃甲曳兵而走》，则具有强烈的战斗现场感。这些照片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八路军的军容、战斗胜利的现场，从而发挥出更大的抗战宣传功效。
尽管如此，在当时严峻的战争环境下，许多摄影师仍无法及时赶到现场拍摄，许多刊物也难以获得第一手的摄影资料，但为了能够及时通过照片生动报道这个胜利，与沙飞的做法类似，当时也普遍存在着采用其他作品作代替处理的做法。同时，虽然是为着抗战宣传的实际目的，但如沙飞、王小亭、苏静拍摄的摄影作品仍可视为优秀的摄影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平型关大战”当时也成为国统区宣传画创作的重要题材。1938年4月，武汉政治部三厅正式成立，其中专门设立了第六处第三科主管美术宣传。10王琦曾记述三厅的工作情景：“美术科附属的美术工场是大家作画的地方……经常在这里作画的是我和王式廓、冯法祀、丁正献、翟翊等。王式廓正在画《台儿庄大会战》，冯法祀在画《平型关战役》……” 11作为曾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随后改称“八路军”），具有实际八路军从军经验的冯法祀12，自然在创作选材上主动选择了使八路军扬名的“平型关大战”题材，并创作了一幅大型水粉宣传画13。遗憾的是，该作品并没有留存下来（甚至图片也未曾查到），冯本人也并未对此作过更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已难以知晓该作品的具体面貌。然而，冯并未亲临前线，他“在接到上级的命令制定要画这张图的时候，便只能在照片和画报上去寻找参考的资料，翻到一张平型关的照片，便把它临摹到画布上，另外再加上了一些人物，便成功一张构图。实际上平型关战役究竟是在怎样一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上获得胜利，八路军究竟采用怎样一种巧妙的战术打败了敌人，这些具体的情况，作者不曾体验到当然也无法观察到”。14尽管如此，在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机构创作八路军题材宣传画，却也显示了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平型关大战”所具有的特殊而广泛的影响力。
第八路军之防守战士 1937年 佚名 摄
第八路军一部埋伏平型关附近某要点伺敌 1937年 佚名 摄
平型关我大军挺进 1937 年 王小亭 摄
《大战平型关之一》套色木刻版画 1940年 艾炎在同期的解放区，“平型关大战”则成为木刻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其中，最早的就是江丰大约在1938年年中创作的木刻连环画《平型关连续画》。该作品以单线的时间顺序展开叙事，通过5幅画面，以明朗清新的画面和为民众所喜欢的连环画的创作方式，刻画了“平型关大战”战前会议、进军途中、英勇杀敌、搬运胜利品以及发放胜利品组织自卫军的情景。另一位延安木刻家艾炎曾创作两幅木刻《大战平型关》，其中一幅为套色木刻，刻于1940年（国家博物馆藏）15；另一幅为黑白木刻，刻于1944年（中国美术馆藏）16。这两幅作品构图相仿，集中刻画了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前与日军进行近距离激战的场景。但实际上，该两幅作品中的“平型关”，并非是真实的平型关，而是沙飞摄影中的“平型关”。对比沙飞3幅《八路军攻克平型关》的照片，可以看到，无论是“平型关”的城楼、城墙，抑或“平型关”左后方山丘上一大一小的两株树木，都几乎一致。只不过，在艾炎的木刻中，他将原沙飞摄影中城楼上的两个哨兵换成了一面高高飘扬的中华民国国旗。大约在1937年年底，艾炎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也正在八路军“平型关大战”刚刚取胜之后，但艾炎同样未有幸赶上这次战斗。他刻的两幅《大战平型关》的木刻，其图像直接源于沙飞的摄影。此外，在1944年，延安木刻家范云也曾创作过一幅黑白木刻《大战平型关》17，是抗战时期表现“平型关大战”的一件代表性作品。该作品突出刻画了平型关关隘及其附近地势的险峻，通过一种艺术夸张的表现方式将八路军奋勇杀敌的形象与敌人的惊慌失措、一败涂地的形象作了鲜明对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平型关连续画》与木刻大众化实践
在抗战初期的艰难环境中，抗战宣传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而这也构成了抗战艺术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抗战艺术在积极发挥其宣传工具效用的同时，也在努力探寻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所在。其中，木刻作为抗战艺术的先锋，已经在为抗战艺术的崭新变革作出尝试—开展木刻大众化的实践，而江丰的《平型关连续画》就成为其中一件重要的探索成果。这件作品的创作不仅选择了容易为大众／士兵欣赏的连环画的创作方式，在木刻的表现形式、风格上作出探索，还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
江丰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曾在鲁迅先生的直接教导下积极开展木刻运动，并因激进的革命态度和艺术态度而两次入狱。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具革命信念的江丰便迅速行动起来，他携带着原本为“第三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筹备所征集的木刻作品毅然离开上海，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总会赴各地开展抗战救亡宣传活动，投入到了抗战救亡的行列之中。此后，在武汉作了短暂的停留后，他显然并不安于此，并于1938年2月几经跋涉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成为最早抵达延安的木刻家之一。
抵达延安之后，江丰被分派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在宣传科长魏传统领导下，与沃渣一起筹办《前线画报》；江丰的木刻创作也翻开了新的篇章，《平型关连续画》的创作即成为这一时期江丰木刻创作的重要代表18，积极推动抗战艺术宣传的编辑出版和艺术创作。
《前线画报》创刊于1938年7月1日，32 开，套色印刷，每月出一期。19画报内容为适应战士们的文化水平，力求通俗易懂。江丰曾记述《前线画报》当时“选刊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对待战俘政策等图解，还发表过大战平型关的连环画。”20而这正与江丰创作《平型关连续画》的时间基本吻合。也很可能，江丰《平型关连续画》创作出来后，首先就刊发在了他自己负责的《前线画报》上了。
《前线画报》第八期（1939年3月1日）曾刊发编委撰写的《致读者》一文，阐明了本刊的编辑方针和希望：
“《前线画报》与你们见面，已经有几个月了，它抱着无限的热情，希望担负起下列任务：一、表扬前线战士的英勇战斗与伟大的战绩，来加强全国军民之胜利信心；二、揭发敌人的残暴行为与汉奸托派等无耻奸细的阴谋罪恶，来加强全国军民的杀敌意志与彻底肃清一切奸细的决心；三、介绍前线军民之亲密合作之模范行动，来影响和推动全国各地之军民合作；四、介绍敌后游击战争之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造之经验，供给全国抗战部队作为参考；五、提供一些课外工作的材料，给前线部队采用。其目的是很清晰的，为着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21。
该文同时体现出与江丰在编辑《前线画报》期间创作《平型关连续画》的某种内在关联，而《平型关连续画》的创作似乎自觉践行了《前线画报》的“方针和希望”：
其中，第一幅描绘了在夜晚的小屋中有6位八路军指挥官正在举行战前会议的场景。从独自端坐于方桌右侧的指挥官的神态来看，作战会议似乎已经达成了重要共识。第二幅描绘了八路军在行军途中与人民群众公平买卖、“不拉夫”的情景，描绘了两位八路军战士分别手持硬笔和纸币正在与一位老农民开展公平交易的情景，谱写了一首军民团结的赞歌。其中，“买物公平”集中表现于前景，而“不拉夫”则更像是一种暗指。第三幅是作品唯一一幅表现“平型关大战”战斗场景的画面，画面中八路军正英勇地冲锋追击，而敌人则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形象生动、对比鲜明。第四幅表现了八路军取得胜利后，军民合作搬运所缴获的“胜利品”的愉快而热烈的情景。最后一幅则表现了两位八路军战士将缴获的枪支发放给民众，组织自卫军的情景，体现了民众才是我国对日进行“持久战”和全民族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更寄寓着抗战新的方向和希望。5幅画面不仅构成了不同情节，同时也因其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指向，又构成了抗战中的不同层面，表达了作者对抗战的现实关怀和深切希望。此5个层面亦层层推进，由八路军抗战，到展现军民团结、军民合作，再到组织抗日自卫军，人民的抗战力量正逐渐强大，进而将日本侵略引向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漩涡，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寓意。
《平型关连续画》中所描绘的在战斗中英勇杀敌、战斗结束后军民合作搬运胜利品与将所缴获的胜利品发放给民众、组织抗日自卫军的情景，鲜明地体现出了“方针和希望”的第一、三、四条，表扬了“前线战士的英勇战斗与伟大的战绩”，介绍了“前线军民之亲密合作之模范行动”，展望了“敌后游击战争之发展”。作品不仅实现了向前线士兵进行战斗激励、教导的作用，也为敌后游击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了很好的图说；不仅向前线部队提供了阅读和学习的材料，也通过其所表现出的胜利的信心和全民抗战的乐观前景产生鼓舞全国军民的作用。这正是江丰开展创作所期望实现的艺术抗战宣传目的。而在形式语言方面，《平型关连续画》的创作通过采用木刻连环画的创作方式、去除了画面中繁复的背景、注重线条的表现、削弱了黑白对比等方面的变革，使得画面清新明朗、通俗易懂，也正是“为适应战士们的文化水平，力求通俗易懂”在木刻创作上的变革。由是，江丰果断放弃了自己先前已趋于成熟、但难为前线战士理解的新兴木刻风格，进而在木刻大众化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创作了《平型关连续画》，标志着其在木刻创作上的新转向。
《平型关连续画》所刻画的内容还明确隐含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2的要求，如《平型关连续画之一 · 会议》所刻画的八路军官兵正在专心聆听指挥官讲话的情景暗示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平型关连续画之二 · 买物公平“不拉夫”》通过对八路军在行军途中与民秋毫无犯、公平买卖情景的刻画暗示了“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以及 “不拉夫” 23，《平型关连续画之四 · 搬运胜利品》所刻画的军民合作将缴获的“胜利品”搬运到后方的情景暗指“一切缴获要归公”。同时，正如吕蒙的《士兵八训—最起码的纪律》所刻画的那样，24《平型关连续画》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具有一定相似性，具有鲜明的插图性。《平型关连续画》所体现出的浓厚政治因素，既是江丰当时作为一名八路军文艺战士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在抗战初期我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下，前线士兵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站在抵御侵略、守卫国土的最前线。因此，如何服务、激励、教育前线士兵，提高前线士兵的作战素质，就成为当时至关重要的大事。江丰在八路军政治部的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更使他肩负起为前线八路军士兵服务，以及鼓励他们、教育他们的重要使命。这一使命显然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编辑《前线画报》的实际工作中，也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中。
《大战平型关》木刻 1944年 范云在抗战初期急需抗战宣传的特殊环境下，因连环画在叙事、推动木刻大众化方面的优势，实际成为了抗战初期极为重要的一个创作方向，并深受胡一川、江丰等人的重视。早在1937年9月，胡一川就已经开始筹划要创作连环木刻，将之作为其木刻创作的主要任务，并已经关注到了“大众化”方面的目的。胡一川在日记中记道：（1937年9月28日）“我希望尽可能地把木刻刻得通俗一点，使大众可以看得懂”；（10月1日）“连环图画是目前教育大众的武器，我决定在这环境里建立一个连环木刻的基础，因为过去是未曾有过啊！”25当时，胡一川就创作了《卢沟桥抗战》（1937年10月）26《壮丁》《夜袭》《在敌人的后方》（1939年）27等木刻连环画。江丰同样对连环画十分重视，其所主编的《前线画报》即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创作，正是延安连环画创作的重要推手。从现存的《前线画报》第8期以后的情况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报的基本面貌），该报刊发了为数众多的连环画和木刻连环画作品，如第8期刊发了辛的连环画《一个烈士》、西野的连环画《日本鬼子送礼物》；第9期刊发了《马上英雄》、启明的连环画《军民合作》、连环画《从监狱到战场》《日本兵的价值》《日寇与中国游击战》；第10期刊发连环画《二颗子弹》等28。这就不难理解，江丰为何在当时创作木刻连环画《平型关连续画》了，既为了符合前线八路军战士的欣赏习惯、发挥艺术的宣传作用，也是为了推动艺术大众化发展的需要。
概之，“平型关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反响。各个宣传部门、艺术家都试图通过各自的方式进行表现，尤其摄影、宣传画、木刻等图像手段受到了很大重视，在当时的抗战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展了一场多媒介互动的“艺术宣传战”。在抗战初期那个极为艰难且混乱的特殊时期，抗战艺术宣传既具有强烈的战斗紧迫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混乱的局面。尽管如此，如沙飞、王小亭、苏静拍摄的一系列摄影作品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成为不可多得的摄影艺术经典。
随着抗战宣传的及时性需要渐渐淡去，艺术创作也开始逐步深入。此时，“平型关大战”主题再次受到重视，延安木刻家江丰、艾炎、范云等先后为之创作了木刻作品，这也使得围绕着“平型关大战”的艺术宣传进一步深化。江丰《平型关连续画》是以“平型关大战”为主题创作的一套木刻连环画，是这一“艺术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崭新尝试，体现出了鲜明的抗战初期的时代艺术特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作品不仅迎合了前线战士的需要，通俗易懂且故事性较强，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木刻在抗战中作为宣传工具的作用；而且通过其所进行的新的变革，推进了木刻大众化，也为江丰本人之后的木刻创作以至延安木刻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该作品不仅是一件将宣传性和艺术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木刻作品，因其连环画的形式、清新明朗的画风、简洁的构图、平面化的处理等因素而具有强烈的大众化色彩，又是对八路军相关政策、纪律的图解。江丰在《平型关连续画》创作上的探索也对其后来的木刻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1939年春节前，江丰被调至“鲁艺”工作，离开了八路军政治部，又重新回归到一名延安文艺工作者。他的木刻创作也摆脱了在编辑《前线画报》时期较为单一的军事题材的创作，并在继承《平型关连续画》探索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到了延安生产生活，创作出如《开荒》《女生开荒队》《五小时开地六分》《街》等更为生动活泼的作品。与此同时，江丰还最早开始了木刻新年画的探索，创作了木刻新年画《保卫家乡》，这都显示出了江丰艺术创作的活力和持续变革的创造精神。
《平型关连续画之二—买物公平不拉夫》木刻 1938年 江丰
《平型关连续画之三—英勇的伟绩与卑劣的丑态》木刻 1938年 江丰作者系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杨梦娇
注释：
1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第241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25-26页。
2 以上事件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21-39页。
3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卷，第351页。转引自[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37页。
4目前，对于“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军的人数，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目前主要有4种观点：一种是歼灭3000余人，一种是歼灭1000余人，一种是歼灭200余人，另一种是歼敌数百人。一般认为，大陆学者认为是歼敌1000余人，以《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为代表；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则认为是歼敌200余人，但上次两种观点都很可能存在各自立场和偏见。本文采用第四说法，即歼敌数百人，请见：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期。
5《毛泽东致博叶、小开电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6-527页。
6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9页。
7王雁：《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8沙飞：《我的履历》，1942年3月为申请入党撰写。
9实际上，关于沙飞3幅《八路军攻克平型关》中所拍摄的对象，之前一直有误解。最早，沙飞女儿王雁女士在其2005年的著作《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一书中，认为沙飞未曾到达平型关，而是当时一直在五台县河东村一带活动；吴雪杉在其论文《不到长城非好汉：沙飞抗战摄影的历史建构》（《美术研究》2015年第6期）中则直接引述王雁的“推论”（未作悉心考订），即认为沙飞《八路军攻克平型关》所拍摄的场景并非平型关，而是五台县河东村附近的某关口。然而实际上，也正此稍早，2014年8月，王雁跟随“寻找沙飞”项目组，亲自达到了山西繁峙县平型关遗址，并留影。（请查看王雁搜狐博客之“《寻找沙飞》-6. 山西繁峙县平型关”，网址：http://sha1912.blog.sohu.com/304827867.html）。故，王雁应当已经知道了她书中的笔误，只不过该书早在2005年就已经出版，已经无法修改，只能再版时候再作修订。综上分析，并经笔者查证，沙飞3幅《八路军攻克平型关》照片所拍摄的建筑对象确为平型关，且属于平型关堡城北门，目前原址仍完好保存。即是说，沙飞当时的确曾随一一五师抵达了平型关拍摄，虽然这个时间也是在“平型关大战”之后了。
10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2页。
11王琦：《王琦美术文集·艺海风云（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2陈卉：《为人生而艺术—访冯法祀先生》，《美术研究》2003年第1期。
13郑工、谢依阳、赵丹编著：《延安文艺档案·延安美术·延安美术家（一）》，《冯法祀创作及活动年表》，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73页。
14王琦：《关于抗战以来的宣传画》，《战斗美术》1939年第4期。
15该作品收录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宣传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页。该作品也有可能是先制成了黑白木刻，后又为了实际的需要，重制成为套色木刻。
16该作品收录：《抗战八年木刻作品集》，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
17该作品收录闻立鹏主编，《历史的硝烟，血染的记忆—老艺术家笔下的抗日战争》，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18关于《平型关连续画》的考订，请参看郝斌：《作为武器的艺术—江丰<平型关连续画>考证与初步研究》，《美术研究》2015年第3期。
19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71页。
20江丰：《温故拾零》，载孙启元、尚德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回忆录》，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20-121页。“鲁艺”，即鲁迅艺术学院，以下都简称“鲁艺”。
21孙国林、曹桂芳编著，《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90页。依据江丰自己撰写的简历表，江丰于1938年2月调至延安鲁艺工作。尽管该文的刊发时间略微稍晚，但从提前编稿的编辑程序以及江丰在《前线画报》编辑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看，该文都不可避免与江丰有重要关联，很可能是江丰撰写。
22“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物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23“不拉夫”是八路军的重要纪律，指不抓壮定，是否参加八路军，完全由自己决定。出台这条“注意”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而设的。
24吕蒙：《士兵八训—最起码的纪律》，《抗战漫画》1938年第12期。
25胡一川：《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48-49页。
26胡一川：《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第47-53页。
27郑工、谢依阳、赵丹编著：《延安文艺档案·延安美术·延安美术家（一）》，《胡一川创作及活动年表》，第415页。
28孙国林、曹桂芳编著，《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第690-7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