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告别的《漫长的告别》
漫长的告别作者：[美] 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宋碧云
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这话实在不像出自酗酒潦倒的侦探之口。偏偏，冷硬又温柔，正是这个故事质感的基底：就像是一个人，即将崩溃，可还是忍住，然后你会为自己成功应对拙劣生活而骄傲。
侦探马洛：“我不文雅，我就不配活”
读惯本格推理再读《漫长的告别》，立刻会觉得，啊，这是哪门子的侦探小说。首先，悬念在哪儿呢？一直读到第八十几页，令人心中为之一动的犯罪故事才露出点端倪，我心里默念，终于来了：马洛起先在酒馆遇到的这位伦诺克斯，从墨西哥给他寄去一封信，说自己“被困在一家肮脏的小旅馆，只有一条出路”。他让马洛忘了他，但做两件事，一是去维克多酒馆替他喝一杯螺丝起子，二是喝咖啡的时候给他倒上一杯，加点儿波本酒进去。随信还附上一张5000美元的超大额钞票。
这种5000面额的钞票不知真假，我就去查了一下，历史上的确有。美国最后一次印发这类大面额钞票是在1945年，最高面值达10万美元。这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式的道具，也算得上这个故事的时代提示之一。
伦诺克斯跟马洛看上去只能算酒友，两人在维克多酒吧一同喝过几回螺丝起子（这种鸡尾酒很简洁，由伏特加和青柠汁调成）。最后一次见面在马洛家中。伦诺克斯
疲惫不堪地来找马洛，一开始说“我没开枪杀人”。等马洛把他送到机场，临别时，说的却又是“抱歉，这一点你错了”，因为马洛表明相信他“没开枪杀人”。
伦诺克斯到底是不是凶手？这是个正儿八经的谜团。
读者好奇心起来了，警察好奇心也起来了，可马洛完全没有。他顺顺当当地把这位朋友送去机场，面对几波人马的质疑，口风一丁点儿都不松，还为此挨了揍，受了威胁，吃了几天牢饭。
不看其他作品，光看到《漫长的告别》的前四分之一，侦探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的形象已了然于胸。
马洛第一次出现是在钱德勒首部长篇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中。他是个身高1.87米、体重86公斤的大块头。在干私家侦探前，曾是洛杉矶警署一员，因为不服管教被解雇，但按照马洛自己的说法，则只是跟上司顶过几句嘴。在《长眠不醒》里，马洛才30出头，到了《漫长的告别》，已经40多岁，整个人颓唐了不少。
因为伦诺克斯，一位警员揍了他，一位刑事组组长向他泼咖啡，用力打他的脖子，差点打裂动脉，甚至，他还成功惹怒警察局长，被吐了一脸口水——马洛还是一点儿屈服的念头都没有。照理讲，这家伙硬汉得不得了，可同时，也总讲出文雅温柔的句子来。这大概就是马洛讨人喜欢的地方，我看到这种地方会感到心软，倒不是因为“强硬外表下脆弱的心”这类cliché（陈词滥调），而是，他在自己认准的事上，一点儿都不肯妥协。所以，说讨人喜欢还不够准确，美剧《绝命律师》（Better Call Saul）里的索尔就老给我同样的感觉：可怜兮兮，又叫人肃然起敬。
马洛未婚，独居，先后搬过几个地方。他抽骆驼牌香烟，偶尔也会“紧紧卷一支烟”。他在《重播》（Playback）里说：“如果我不强硬，我就没法活；如果我不文雅，我就不配活。”《漫长的告别》里最动人的则是：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
伦诺克斯跟马洛几无交集，因为一点机缘，生活轨迹有了交错。马洛在某一次伦诺克斯到访结束后，应当也不会再有他的任何消息，“法国人有一句话形容这种感觉”，钱德勒写道，这句话来自法国诗人埃德蒙·阿罗古（Edmond Haraucourt）的一首诗：
Partir，c'est mourir un peu
雷蒙德· 钱德勒（视觉中国供图）（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
C'est mourir à ce qu'on aime
（是对往昔所爱的一种死去）
On laisse un peu de soi-même
（我们割舍一部分自己）
En toute heure et dans tout lieu
（留在所有往昔和故地）
电影《双倍赔偿》剧照（东方IC供图）
作家钱德勒：马洛精神气质的来源
《漫长的告别》里所有硬汉式惆怅几乎都来自侦探马洛的个人魅力，是这小说之所以经典的原因之一。
所谓硬汉派（Hard-boiled）侦探小说，主人公肯定是位硬汉子，就看他是哪一款。雷蒙德·钱德勒笔下马洛这款，自有股跟作家本人相通的气质。比如神秘，几乎没有生活前史；比如喝酒很多，多少有点酒精依赖；心思敏感，牢牢守护心中某一块领地。
雷蒙德·钱德勒本人的确相当神秘，尤其是他成为有点儿名气的职业作家之前的45年。奇怪的是，钱德勒成名后，他年少时在德威士学院（Dulwich College，英国最好的寄宿学校之一）的旧友，和他在石油公司的前同事，都没有人跳出来写类似“我所知道的雷蒙德·钱德勒”的文章。甚至，连流传下来的书信都很少。
人们只能知道个大概。比如，从德威士毕业后，他短暂去过法国和德国，1912年回到美国，又从军，参加“一战”。战后，他回到加州跟母亲同住，这一住就住到他36岁——很少有男人到了这个岁数还不肯搬出来独立；更少有男人会在母亲一离世，就娶一位比他大17岁的女人为妻。
雷蒙德·钱德勒结婚那年36岁，妻子53岁。30年后，他妻子去世，钱德勒试图自杀，但那两枪最终射向了天花板。从此以后，他依赖上了酒精。
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钱德勒被他所在的石油公司解雇，决定开始以写作为生。直到1939年，他写出了《长眠不醒》，随后，他开始持续用侦探马洛的第一人称讲故事，这本《漫长的告别》被公认为马洛系列里最成熟的一部。村上春树甚至说：“如果允许我用夸张的表述，那几乎达到了梦幻的境界。”
中文世界并没有村上春树这样的畅销作家为以侦探小说出名的雷蒙德·钱德勒背书，而且这种背书不仅是时时提及，称他是自己最爱的作家之一，说自己毕生梦想就是“写出托尔斯泰和雷蒙德·钱德勒合二为一的小说”。而是，干脆亲自翻译了一版。村上版《漫长的告别》2006年在日本出版，这让此书在日本进入大众阅读清单。
村上春树提到《漫长的告别》中他喜欢的两处闲笔，其中一处是排查医生之行。
书中，马洛自接到伦诺克斯的信后，似乎就将此事放下了。再往后，马洛接过几个莫名其妙的小活儿，有几个跟伦诺克斯相关的人物出场，正当感觉读着没有着落时，一位作家的妻子出现。她请马洛帮助寻找她酗酒、失踪的丈夫，马洛就开始大海捞针式的排查，定位几个私人诊所，挨个儿上门，跟看上去并不清白的医生耍狠。
马洛拜访的这几位医生里，势必只有一位要紧人物，其余全是铺垫，像是悬疑片里常出现的故布疑阵。但这种远离故事主线的描写，正是钱德勒侦探小说的一种特点。村上春树管这个叫“伟大的绕远道”（Great Detour），而且不是那种草绳灰线式的闲笔，而是，纯正的闲笔。
这几段很有画面感，受过好莱坞电影训练的我们，已经立马脑补出来倘若这个故事拍成电影，这几场戏可以来一轮快速剪辑——实际上《漫长的告别》倒真有过一个电影版，这不奇怪，钱德勒的几部马洛都被改编成电影，有的还不止一次。
1973年，钱德勒逝世15年，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导演了《漫长的告别》。《纽约时报》对这部电影表达不满：“对钱德勒的书迷来说，这部电影改编得过分俗气，好比顶层公寓里永远会出现的裸体石雕一样。”而至于马洛的扮演者埃利奥特·古尔德（Elliott Gould），“无用至极，以至于连他自己的猫都糊弄不了”。
的确，《漫长的告别》可以是任何东西，但不会是“俗气”。钱德勒文风豁达，“在《漫长的告别》达到顶峰”。他行文粗粝，有时候通篇都是对话，马洛和唯一的警察朋友耍狠斗嘴，并无脏话，可读下来的感觉仍像在看一场风声鹤唳的暗战。但钱德勒注入的一丝通情和柔软，仍然会被读者感知到。
相比于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另一位代表作家达希尔·哈梅特（Dashiell Hammett）活得无所顾忌，在生活里也是个硬汉，钱德勒活得谨慎，“从来不允许汽车没油”，在生活里是个善感之人。“温和表面之下有钢铁意志。”这句也绝不能用来形容钱德勒。他欣赏的是去到陋巷里的人，“一个自己并不卑鄙，也没有污点、并不胆怯的人”。这些精神气质，正是书中马洛应对生活时的勇气来源。
好莱坞之星钱德勒：“我最爱的武器是面值20的钞票”
上世纪40年代，好莱坞和钱德勒显然互相吸引。1945年上映的《爱人谋杀》（Murder，My Sweet），是小说《再见，吾爱》（Farewell，My Lovely）的第二次改编。第二年又有《长眠不醒》和《湖底女人》（The Lady in the Lake），与小说同名。四五十年代，钱德勒和他的硬派风格流行一时，文学和电影互相给养，同共步入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风格要素是“固执又充满乡愁的宿醉”。
这几部成功的电影之外，钱德勒还给比利·怀尔德和希区柯克当过编剧，尽管这几次经历都算不上愉悦，比如他称跟比利·怀尔德合作是“受尽折磨的体验，并很可能缩短了我的生命”。所以，钱德勒一贯以过路者视角看待好莱坞，有种陌生人的宽容在里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你问我是如何忍受好莱坞的，我必须说，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获得了不少乐子。一位作家倘若能够与导演或制片人凑到一起，那一定是因为他们给写作者非常公正的待遇，而这种待遇让作家获得极大满足感。
《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让钱德勒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经济层面，为比利·怀尔德编剧《双面赔偿》时，经纪人为他谈下来“周薪750美元，总计13周”的报酬，而给杂志投稿时期，他一年的收入都超不过2000美元。但这些没能为好莱坞留住他。
1951年，钱德勒在好莱坞做最后一次尝试，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他自我说服“我没准儿会喜欢希区柯克”，另一个答应的原由是：“老是拒绝真令人疲惫，没准儿同意一次能阻挡后来的邀请。”
希区柯克发现钱德勒的剧本“没法儿用”，因为钱德勒显然没好好干，还给了大导演一些难堪。《火车怪客》最后挺受欢迎，这使钱德勒感到困惑，他感到，以情绪善变著称的美国人，怎么就察觉不到他写作中滑稽可笑的部分呢——人们总以严肃态度对待他，超过了他自己释放出的预期。
所以他狠狠地拿自己开涮，读一读他写给经纪人的信，能感受到这种对好莱坞的嘲讽：我跟我书里的角色一模一样，我很强壮，能徒手撕开一块维也纳面包卷。我从金制餐盘里吃饭，偏爱裸体舞女为我上菜。我并不认为自己称得上神枪手，但的确是个非常危险的男人，随身携带湿毛巾。但总的来说，我最喜欢使用的武器是面值20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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