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五章》和“政治剧场”
《轻松五章》7位儿童演员，此次到中国是他们的第100场演出“柏林戏剧节在中国”今年行至第三年，带来的作品中《轻松五章》最受关注。7名儿童演员与1名成人演员，而孩子们扮演的人物，来自20年前比利时娈童杀人案。这桩对比利时社会产生过“9·11”式影响的现实案件，交由戏剧舞台重塑，产生的是何种效果？
“间离”直面禁忌
2016年，《轻松五章》在布鲁塞尔的一个艺术节上首演后，立刻引起关注。原因有二：一是它以上世纪90年代比利时一桩骇人的恶性事件为故事人物出发点；二则是除了一名成人演员外，其余7名演员全是12岁以下的儿童。
真实事件是比利时人马克·迪特鲁（Marc Dutroux）在80～90年代先后绑架、囚禁以及性侵了7名女童，其中仅幸存2名，其余5名在遭受非人待遇后被杀害。此案因为涉及“娈童”（Pedophilia）而异常敏感。该剧导演米罗·劳（Milo Rau）面对这部戏上演后的争议与成功时，曾说：“观众既受震动又被感动，因为《轻松五章》讲述的是隐密之事，而娈童，是这个社会少数几个禁忌之一。”
但《轻松五章》并未将重点放在罪犯迪特鲁本人身上，而是关切案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按照米罗·劳的说法，它只是寓言式故事外壳，内在主题是我们如何应对创伤，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轻松五章》剧照,右一角色是迪特鲁的父亲[图片由歌德学院（中国）提供]米罗·劳并不希望“煽情”，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他们的愤怒与悲伤，都不是他想见到的。当排练进行了一个多月时，米罗·劳意识到，倘若不与现实故事本身保持距离，将很难保持冷静。所以，要谈论案件，又需从案件抽离，米罗·劳在剧中添加了一层“戏中戏”设置。
我们看到的因此是这样一个故事：彼得·塞纳夫（Peter Seynaeve）扮演的导演，要排一部与迪特鲁案件相关的话剧，他找到一些孩子，让他们出演角色，这些角色包括受害者、一对受害者父母、罪犯的父亲、办理此案的警察等等。剧本分成五幕。起先是孩子们来试镜，面向观众，逐一自我介绍，回答导演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何想要试戏，想要演哪个角色。随后，教导孩子们表演，排练过程中有一方屏幕，放映事先拍摄好的视频，孩子们只需模仿视频中的内容。
戏中戏设置，为观众留下喘息余地。为了能将这种“轻松感”更巧妙地传达给观众，米罗·劳特意设计了一个桥段：男孩佩潘·卢柏克需要扮演受害者朱莉的父亲，他在舞台上有一长段独白，包括忏悔自己曾做错的一件事：“朱莉告诉我她拿到不错的分数，我奖励她一张CD。她非常开心地听了一整晚。随后我发现她隐瞒了差的分数，我非常生气，做了一些我特别后悔的事儿：我拿走CD，并告诉她，她没有资格得到奖励。”此后，他开始叙述朱莉如何与她的好朋友梅丽莎双双消失，之后如何寻找，如何获得死亡噩耗。当观众沉浸在男孩的表演中，彼得扮演的导演突然问道：“哭得出来吗？”男孩摇头，彼得起身，递给他一支催泪膏。
这一幕迅速让观众放松下来，气氛变得不一样了。男孩面对观众，涂抹眼部周围的动作持续时间比预想的要长，观众随即开始笑。
“这本就该是好笑的。”米罗·劳表示。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在《轻松五章》里得到安放。在米罗·劳看来，悲伤当由喜剧方式演绎。而与儿童合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令人心碎，又兼具严肃与幽默。“当孩童穿上警察制服开始表演，你会立刻明白所有制服的可笑之处。”
剧作家、导演米罗·劳1977年出生在瑞士，现定居柏林。社会学出身，曾是记者，2003年开始戏剧创作至今(东方IC供图）儿童演员的微妙边界
比利时根特市的CAMPO艺术中心以让儿童演员参与作品闻名，当他们找到米罗·劳，请他为其制作一出戏时，米罗·劳自问：最令比利时民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重大事件与儿童相关？这件事又对比利时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几件元素一叠加，迪特鲁事件出现在他的选项里。
根特是弗莱芒大区的一个自治市，此地母语是弗莱芒语。彼得·塞纳夫最初以米罗·劳助理的身份进入剧组。作为弗莱芒人，他能够与不懂英语的孩子们沟通，居中为出生于瑞士伯尔尼（Berne，官方语言是德语）的米罗·劳和孩子们翻译。与此同时，也承担教导孩子们表演的责任。
剧中第一幕展示的孩子们的面试过程，台词正是来源于真实的面试过程。CAMPO接到近100人的报名申请，报名的孩子们来自该地区的普通学校，都是没有表演经验的学生。如何筛选？彼得说，他们的目标并非选择与真实事件相仿的孩子，或者最会演戏的孩子，反而是希望“让演员通过戏剧舞台获得新的认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教育剧”（Lehrstück）——布莱希特在1920～1930年间积极创作的剧作类型，简单地讲，相较于为观众服务，教育剧更倾向于为实践者建立认知与态度。
米罗· 劳为此用了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轻松五章》（Five Easy Pieces）为名，作曲家100年前创作这个简易钢琴小品，目的是为小朋友提供练习素材。本剧中，五章，也意味着五堂戏剧课，表演难度逐渐增加，孩子们要学习的表演理论似乎也变得艰深起来。
另一层意义上，《轻松五章》并不轻松。
观众在戏剧过程中会经历某种心理不适，其中最令人坐立不安的一幕发生在名为瑞秋的小演员身上。现实中，对应的这名女孩被迪特鲁囚禁在地牢，她给父母写了信，却从未能寄出去。舞台上，彼得与瑞秋排练这场戏，他得按照剧本，要求瑞秋读信时脱掉外衣。
彼得告诉记者，当米罗·劳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未能立刻接受。“我虽然能立刻明白导演的用意是寻求舞台边界，这种边界探索对作品本身非常有益且必要，但我作为成年人却无法立刻说服自己。”而米罗·劳将这个段落视作与观众对话的关键一幕，“令观众不适，想要喊停”，但又不能走得过远。
建组伊始，《轻松五章》就有心理医生加入。彼得告诉本刊记者，在6个月的排练过程中，心理医生持续跟小演员们对话，而每当米罗·劳或彼得有疑虑，去咨询医生时，他总回答他们：“不要担心，你们做的都没问题，不会伤害孩子。”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段发生在20年前的暴行，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他们领会不到其中深意，即便在舞台上表演一些成年人看来触目惊心的段落，他们也只当是游戏。
但孩子们会长大。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副教授陈恬曾在2017年柏林戏剧节现场观看过此剧，《轻松五章》巡演中国期间她第二次看后，感慨地说：“演警察的小演员，去年还是圆滚滚的皮猴样子，今年已是少年模样。”
彼得·塞纳夫的感触更明显，尤其是扮演警察的小演员佩潘：第一年演出时，当彼得在舞台上对孩子们喊“停”，佩潘会立刻停下来，可熟悉舞台后，已经会回问“为什么”了。米罗·劳也清醒地意识到，儿童演员成长为青少年后，与成人间的界限一定会消失，而原本像安全气囊般存在的隔断一旦消失，游戏就不再是游戏，现实的沉重与残酷将会入侵。此时，他们就不再适合。
实际上，此次中国演出结束后，这7位小演员也将离开《轻松五章》。孩子们这一段教育之路走到尾声，接下来，还会有另外7名小演员再次开启这趟路程。
文献体裁和政治剧作家
米罗·劳在面对CAMPO发出的邀约时，毫不留情地选取了迪特鲁案作为创作基底，大胆、激进，同时野心勃勃，他一伸手想揭开的就是比利时社会肌理中最深的伤痕。
1986年，马克·迪特鲁因绑架与强奸5名女童被捕，1992年即被假释出狱。1995～1996年间，他重新开始作案。而第二轮作案期间，比利时警方的调查进展缓慢，无视某些重要证据，这些失职行为直接导致两名孩童未能被及时发现，其中就有《轻松五章》中瑞秋扮演的那位读信的小女孩。据迪特鲁自称，在他第二次被捕前几天，囚于地牢的两位小女孩仍然活着。但比利时警方去搜寻案犯住处时，却并未找到她们。
人们追问过无数个“如果”，伴随迪特鲁审判的是，比利时人对政府和司法系统的全面怀疑，整个国家的情绪从最初的担惊受怕，又集体转换为愤怒和受伤。这些情绪最终引发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
剧中台词讲：“每个人都深陷悲伤，整个比利时都与我们一同哭泣，因为这些孩子事实上已成为所有比利时人共同的孩子。”《轻松五章》对比利时观众而言显然意义更重大。与此同时，它的普遍意义在于，“我们如何在舞台上重现悲剧发生时人们所受的冲击，以及，又该如何战胜创伤”。
首演当年，米罗·劳获得比利时戏剧和舞蹈评论家奖（Belgian Prix de la Critique Théâtre et Danse）的“评委会特别奖”，获奖词写道：“这不是表演，是鞭笞。米罗·劳不但没有遏制小演员的直白，反而借此插入隐喻。”
米罗·劳鞭笞现实的手法之一是“原案重现”（Re-enactment），比如重现瑞秋在地牢读信的段落。不过，他试图重现的内容却是虚构的，“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地牢里那些事件如何发生”，他认为，这种重现有助于人们重拾某种情感。陈恬认为这正是米罗·劳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使用了文献剧的方法，目的却不是做文献剧”。
陈恬总结这位瑞士导演的作品特点是“社会剧变，充满创伤和隐痛的人物”。时下正在进行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上，米罗·劳的新作品《重演：戏剧史I》〔La Reprise-Histoire（s） du théâtre I〕同样聚焦一起暴力案件。往前追溯同样如此。他的“欧洲三部曲”——《内战》（The Civil Wars，2014）、《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2015）和《帝国》（Empire，2016）试图还原欧洲历史，为他在文献剧和政治剧领域奠定声名。
米罗·劳观照欧洲衰败和由此带来的民众恐慌，这一聚焦点在2012年首演的《布雷维克声明》（Breivik's Statement）中表现更直接。人们是否还记得7年前在挪威作案的冷血杀手？他在奥斯陆引爆炸弹，随后又随意开枪射杀，最终导致77人死亡。米罗·劳在他的舞台，原样呈现这一极端分子在奥斯陆法庭的认罪过程，其供述的犯罪原由也被引述：移民和多元文化致使欧洲衰落。
米罗·劳为社会学出身，2007年，他创办剧团兼制作公司，将其命名为“国际政治谋杀研究所”。他在戏剧创作中融入田野调查，十分擅长“混淆”这些调查结果于虚构。《布雷维克声明》干脆就将舞台设在欧洲议会所在地。
“我总在寻找个体和国家的创伤和悲剧时刻。”站在这些时刻之上，米罗·劳这位被誉为“欧洲无畏的政治剧作家”，构建出的正是观照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