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赌球潮”和互联网售彩困局
疯狂的“赌球”
“世界杯期间的赌球案太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周南峰对本刊说道。周南峰最近刚刚破获了富川县境内的一起赌球案，在这样一个人口不到32万的西南边陲小县城，四个发起人通过最简单的朋友口耳相传、微信发布信息，就联络到近200人，吸纳了将近600万元的资金。
周南峰说，与通常印象中穷途末路的“赌徒”不同，这起案件发起人之一的于德春此前并非赌场宿将，他自己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彩印厂股份，平时住的是别墅，开的是奔驰车，在当地属于绝对的“有钱人”。但就在5月底6月初的一次四人聚会中，于德春和另外三个同样在当地很有钱且社会交往广阔的中年人酒酣耳热之下，看着满大街的世界杯宣传广告，他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赚一笔就走”的好机会。
这似乎是一种近乎“全民性”的疯狂。简单搜索一下就发现，本届世界杯期间，从北京到浙江再到广西，多个省份都曝出了数额不小的赌球案。这其中，很多彩民会在缺乏辨别能力的情况下被地下私彩所欺骗。德衡律师集团金融衍生品行业律师李温泉就向本刊透露，他们近期接到了大量与世界杯赌球有关的诈骗投诉，这些投诉的特点就在于人均涉案金额不大，但受害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地。
毫无疑问，对于全世界的彩民来说，世界杯都是四年一遇的盛宴。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吸引力和足球运动本身的竞技性与不确定性，它从某种程度上也堪称博彩行业的“世界杯”。有国外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14年巴西世界杯博彩总额甚至突破了2000亿欧元。
但“博彩”在我国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中国是没有博彩的”，彩票行业专家、彩通咨询CEO曾繁荣直接对本刊说道。在政策层面，目前中国内地唯一合法的博彩活动只有两种，就是由我国政府发行的中国体育彩票和中国福利彩票，其他所有的赌博活动均为非法行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直接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但由政府发行的体彩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海平就曾表示，“国内足球彩票的吸引力相比国外的同类产品，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必然导致很多中国人选择参与非法赌球活动”。曾繁荣向我们解释，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二者之间目的的不同，政府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公益资金，所以它有一部分买彩票的钱要作为公益资金上缴，因此它的奖励就比地下私彩要低。而世界杯竞彩的公益金比例为18%，再加上正规彩票的各种发行费用，购买正规足彩的收益远不如地下私彩。
周南峰告诉本刊，正是由于地下私彩的高额回报和“赚一笔就走”的难以监管性，让身家颇丰的于德春等人提起了兴趣。而这个行业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而简单的系统，只用了几天时间，于德春四人就搞定了整个一套流程：根据国外博彩网站的盘口信息、输赢赔率等调整自己的策略，比赛开始两三天前将这些信息通过微信好友传播出去，然后通过一层层下线收取赌资，最后根据比赛结果发放相应的中奖金额，没中的钱则全部收入囊中。
为了扩大买家的范围，于德春们还专门制定了一套发展下线的奖励机制，下线可以从赌客的赌资中抽成5%到10%，这意味着如果一位赌客通过下线从于德春那里中了一万元的奖金，他就要分给那位下线500元到1000元。这种奖励使他们发展了十几名的下线，通过这些人，整个富川县有将近200人在他们这里购买过地下私彩。从6月14号世界杯开幕到7月1日凌晨被抓捕，于德春四人净赚了几十万元。
7月14日，镇江警方将“2·28”跨境网络开设赌场案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东方IC供图）事实上，早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期间，贵州警方就破获过涉案金额超过8000万元的世界杯赌球案，粤苏八省也在当时联手侦破过涉案金额逾180亿元的重大赌球案。再向前推四年，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也爆出过多起类似的案件。
尽管这类私自运营、未进入国家体彩中心系统的彩票售卖行为在我国已触及了刑事犯罪，且危险系数极高，但仍挡不住普通彩民的热情。“地下私彩的量级要比我们合法的大得多。”一家互联网彩票公司的负责人赵权向我们抱怨道。而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市场调查，中国国内非法赌资与合法彩票的资金比例已达到10比1。
被封禁的互联网售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兼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告诉本刊，每次的世界杯都会刺激彩民们的热情，但很多彩民会在缺乏辨别能力的情况下被地下私彩所欺骗。另一方面，缺乏便捷的正规购买渠道也被认为是私彩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不让买了，大家就都跑到私彩那里去买了，结果就是越合规的做得越可怜，越是非法做私彩的人赚得越多。”赵权说。
在赵权看来，互联网彩票如果有效疏导，能够成为合法购彩的一大渠道，不应该“一刀切”地封禁。但自6月20号起，几乎所有之前霸占App Store热门排行榜的彩票类APP均停止了出票服务，“天天中彩票”“人人中彩票”等APP均在用户购买相关彩票时显示“系统升级，暂停服务”的字样。而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在6月20号，国家体彩中心针对世界杯期间的销售异常情况，在全国多个省份内封停了数千台体彩销售终端机，这些销售终端被认为在世界杯期间销售异常，有涉及互联网销售的嫌疑。
“这次是体彩中心强制把它停了，就是他们通过系统能看到哪些销售终端可能有异常了，比如可能接了一些网络上的订单，他就把你这些终端机器给封停了，相当于掐了你的源头。”曾繁荣对本刊这样解释道。
没有了连接到国家体彩中心系统上的终端机，任何一家互联网彩票公司都没办法再卖彩票了，除非他们要违法自己卖私彩。“我们从6月20号之后就完全不卖了。”赵权无奈地说道。而当6月20号失去了互联网渠道后，彩民们要么得自己跑到线下的实体店去买，要么就流入了地下赌博和私彩的市场上，喂饱了于德春们的口袋。随着禁令一出，世界杯第二周的竞彩销量相较于第一周近119亿元的数字就立刻下滑到了94亿元，之后一周又继续跌到了79亿元。有“涉及互联网销售的嫌疑”成为国家体彩中心雷霆一击的原因，这让那些对彩票行业不了解的人感到吃惊，毕竟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你几乎能在互联网上买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然而在现实层面，虽然并不违法，但使用互联网进行彩票销售在我国却仍属法律层面的“违规”行为。
事实上，从10年前的2008年开始，因为互联网技术的逐渐普及和成熟，互联网彩票业务就进入了监管层面的视线。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在当年1月联合下发通知，强调禁止彩票机构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到了2010年，财政部发布了《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其中再次明确规定：“未经财政部批准，不得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
此后的几年间，互联网彩票行业就长期处于赵权所言的“关关开开”的状态中。直到2014年，当时恰逢世界杯在足球王国巴西举行，经过此前几年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彩票在当时迎来了一次大爆发。通过当时的QQ、淘宝等大众渠道，不少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彩票。在2014年世界杯开赛首日，淘宝上就有超过200万人购彩，其中首次购买足彩的球迷就有近100万人。据当时的报道，淘宝彩票在世界杯期间最高日销量达到1亿元。
始料未及的竞彩狂热与随之滋生的犯罪被认为是导致监管部门对互联网彩票行业施以重手的直接原因。2015年4月，财政部、公安部与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公告，称要“坚决制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的行为”，这让所有的互联网彩票业务变成了“违规”行为。赵权告诉我们，当年公告发布之后，他们的销售额就下跌了一半，其后一路下滑，到今年世界杯开始前就只剩下当初的十分之一了。
“就目前技术手段而言，对互联网销售彩票无法实现全面、充分的风险监控。”陈海平给出过这样的总结。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此前也曾表示：“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的方式具有虚拟性、网络化等特点，涉及面非常广，监管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社会责任重，世界各国对此普遍予以严格监管。”而在难以区别合法与非法的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只能选择“一刀切”。
堵还是疏？
在这10年中，赵权的公司和大多数互联网彩票公司一样，政策严了就消停一会儿；风头一过，大家就“春风吹又生”。王薛红也说这个行业能反映出中国人“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特点，“平时悄悄地做一做，要是真的查到我了，我赶紧停掉就行了”。
曾繁荣告诉本刊，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管不住”。从企业的角度讲，互联网彩票是一块难以割舍的肥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除了像赵权这样的中小型创业公司，互联网彩票也是很多大公司赚钱的重要工具。据该人士透露，在App Store上评分人数接近4万的“天天爱彩票”与网易公司关系颇深，而曾攀升至App Store免费下载排行榜第一的“天天中彩票”则是腾讯投资的。赵权则告诉本刊，除去固定比例的返奖金额与上缴国家公益基金的金额，互联网彩票行业的佣金抽成比例在7%到8%之间，这意味着对很多用户量大的公司来说，他们每年在这个领域的收入能过亿。而像赵权这样八九十人的小公司一个月的流水也有两三千万，再乘以8%的利润，每月的纯收入也能有200多万元。
作为财政部旗下研究机构的学者，王薛红直言，问题在于我国财政部门作为行业监管机构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执法权，甚至目前的市场监管能力也是很不够的，不管是财政部、民政部还是体育总局目前采用的方式都是用下发文件的形式加强管理，执法只能依靠公安部门或工商工信等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和努力。而根据目前所有的行政条文，这些互联网彩票公司都不在财、民、体这三部委的管理职权范围内。“比如说我这家公司要做彩票采购业务，如果我不直接跟你体彩中心发生关系的话，你还管得着我吗？”曾繁荣说道。所以体彩中心想要严格管理，就只能如同这次世界杯期间的做法一样，从源头上直接封禁自己的彩票终端机。
10年前的禁止，10年后还是禁止，曾繁荣也坦言国内在互联网彩票政策方面的确缺乏进展。王薛红虽然认为中国的彩票行业在过去几年还是保持了稳步增长，但她同时也说：“对我一个行业专家而言，我认为中国偌大一个市场，‘稳步增长’是不能满足、不能解释中国彩票业的发展的。”
因为等了太久，赵权已经有些失去了希望。“每年都说有政策，哪怕就发出来三个牌照、五个牌照的，这也是个事，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他告诉本刊，他公司的线上订单要远远多于线下，如果没有了线上业务，线下的实体彩票店光靠卖彩票是很难经营下去的。而在目前全国范围内的30万个彩票投注站中，其中大约有数万个都要依靠线上导流获得足够的收入。
大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500彩票网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彩票公司，股价曾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达到过38美元的高位；随后一年，在政策面的打击之下，其股价也一路下滑到了7美元。即使作为国内目前仅有的两家互联网体彩代售业务试点单位之一，他们也只能在夹缝中寻求突破。5月份，500彩票网提出了“新零售”的战略，就是用户在线上完成投注的流程，然后到线下机器上通过扫码去支付和取票，整个流程和线上购买电影票颇为类似。在获得了天津市体彩管理中心的同意后，他们已经在6月份在天津开了一家“500彩票天津智慧体彩店”。其董事长张永红表示，“因为购彩行为是直接在售彩终端上进行，资金信息也是直接跟国家的中心系统相连，这就解决了国家和用户的资金安全问题”。
除了500彩票网，苏宁也几乎同时在南京开设了一家智慧彩票旗舰店。虽然这种方式还是得麻烦用户到线下实体店里扫码取票，但曾繁荣还是觉得有了这种形式也总比没有好。在看不到政策松动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线上线下打通”的新零售尝试成为企业们不多的选择。
曾繁荣告诉我们，国外对互联网彩票的监控也是很严的，目前欧美的主流模式也是政府自己开设一个网站或APP进行彩票销售。但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在中国彩票市场增速年年创新高、今年收入预期将突破5000亿元的局面下，应该有更积极的疏导和回应。“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商家是不是看中这个市场，而是我们的彩票发行管理机构没有积极回应这个市场，相应地，这个市场就容易被人觊觎。”陈海平说。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于德春、赵权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