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都重视地理，在地面战争时代，地理战局的布置是克敌制胜的一部分。不懂地理的所谓兵家是不能出门的，出了门也回不来。我国古理地图的部门叫“职方司”，放在兵部，足见军事与地理的密切关系。毛泽东懂军事，当然也懂地理。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的就是地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他就是从地理讲起，说：“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问题》）就宏观来说，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有一番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比不考虑地理次序的全国东南西北一齐暴动的方案要高明得多。正如《孙子》所说，“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地理学最反对的就是将世界看成是均质的空间，形势见于差异之中。红色政权的存在也只能是在“有余”与“不足”的地理差异中选择战略。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中包括“革命地理”。他后来的“三个世界”理论也是革命地理，但范围要大得多。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武晓迪先生在《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一书中有详细讨论。
以“形势”论地理，是兵家地理的独特之处。现代地理学重交通、资源、生态，许多分支讲求量化，但量化在形势问题上毫无用处，形与势的转化更是无法以“科学”来解释。兵家地理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一般的地理学，以人为一方，地为一方，研究人地关系。而兵家地理，除了地外，人还要分生死两方。兵家地理是两方人利用地来互相夺命，讨论起来几乎没有定式。强可以胜弱，弱也可以胜强，形不是决定的，还要看势。
在兵家地理中的势，不是自然之势，而是人文之势。那边有千仞之山，但如果没有在下面布置战场，没有人到上面去积水、滚石，（《孙子》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山者，形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这座千仞高山也是毫无意义。中国的高山千百座，只有修筑了长城或关塞的高山，才能获得兵家地理的形势。其他高山有没有势，要到时候再说。修筑了长城的高山，在兵家形势上，具有永恒意义。这是修筑长城的目的所在。韩非子《难势》篇说：“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势，是人文地理，不是自然地理。
兵家地理中还有诈术。诈，是作用在人脑里，诈在概念上。直接诈在地上的，如埋地雷、挖陷阱，还是小意思。地，摆在那儿，敌我都看得清楚，想的也明白。兵家地理之诈，主要在人为制造假象，反常规而行之，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孙子》云：“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在华容道上了诸葛亮的当，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虽然曹操当时也想到了“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但诸葛亮比他多想出一步，来了一个“虚则虚之，实则实之”，在华容道点了烟，也伏了兵，结果令口诵兵法的曹操中了计。示形是制造假象，做出一种伪装，让你料不到。引导敌人犯错误，最终是属于势的问题。
“料到的就是正，料不到的就是奇。”（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页181）传说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其实就是“明出陇西，暗度陈仓”，这是用“奇”的杰出范例。辛德勇先生对这个“从汉中北攻关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成功战例”有细致分析。在自汉中北伐关中的用奇战术上，历史中的诸葛亮不如韩信。诸葛亮也攻陈仓道，但用的是堂堂之师，正正之旗，未能“忽悠”一下曹兵，结果因曹兵“有备而不能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诸葛亮说：“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越将略。”原来，历史中的诸葛亮文才有所长，武略却有所短。
兵家地理，是兵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理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一点兵家地理，使我们又多了一种认识“地”的眼光，而这种关于“地”的认识，又总离不开人的谋略，所以，兵家地理又是一门论人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