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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死不屈的常山英烈王作栋

作者:文/肖欣
王作栋(原名王山河),男,1911年生,河北省正定县人。八路军第129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团政治处主任。

1925年考入区立吴兴高小,不久将原名山河改为作栋,同年入党,先后担任吴兴高小党支部组织和宣传委员。1927年参加和领导了打倒罢免校长于华峰的学潮运动。1928年初,奉命打入奉军,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考取了南京无线电学校,因组织地下党支部,1935年被学校扣押,施以严刑。王作栋同志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身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了国民党爱国将领范子侠的部队,在该部队组建了政治处,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为改造该部队作了大量工作。1938年7月,王作栋参加了攻打长寿车站和藁城龙宫包围战。1939年9月王作栋受范子侠派遣到石家庄作伪军反正工作,第一次去未能成功,10月,第二次去,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王作栋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同年12月底被日寇杀害,年仅28岁。

2015年8月24日,王作栋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幼年不幸 吃百家饭长大

王作栋,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北早现乡小客村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父母都是勤劳能干、淳朴善良的农民。小山河出生后,年轻恩爱的父母将他视若珍宝,疼爱有加,一家人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其乐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14年,在王山河三岁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不幸突然降临到这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这一年,先是年轻的父亲突染恶疾,不幸离世,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就在同一天,母亲也因身体极度虚弱加上悲伤过度,抛下年幼的山河随丈夫而去。夫妻两人在同年同月同日相继离世,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这件事情一时成为方圆百里的奇谈。邻里乡亲在为这个罕见的遭遇重大变故的家庭叹息之余,更关心一下子失去双亲的小山河今后可怎么生活?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纯朴的乡邻们也许对孔孟的书籍不了解多少,但他们身上却传承着中国自古以来扶危济困,尊老抚幼的传统美德。在帮忙处理完这个家庭夫妇两人的后事后,同村一个善良的农民祁老花将小山河领回了家,并将其收为义子,视同亲子一般,同王作栋的姑姑一家一起,抚养小山河渐渐长大。

过早地经历了父母双亡的不幸,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在义父和姑姑的抚养教育下,少年时期的王作栋养成了和义父一样勤劳朴实、仗义执言、乐于助人并且自立自强的性格。他一有机会便帮东家挑一担水,帮西家劈一捆柴,尽己所能地帮助周围的乡里乡亲,深受大家的喜欢。他自己常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曾经给予我帮助的都是我的亲人,我要懂得报恩。”勤奋、热心、不忘本是乡邻对少年王山河的众口称赞。五四运动2、参加学运 赶跑变节校长

1925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约1700万各阶层群众参加,标志着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就在这一年,王山河考入了正定县吴兴高小。

在学校,王作栋很快接触到了民主进步思想。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的革命刊物。《新青年》杂志前身为陈独秀于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新青年》,成为反封建、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化的中心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第一任主编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发行量最多时近10万份,深受党员和群众欢迎,被颂为黑夜沉沉的中国的“一线曙光”,是指导千百万苦难同胞前进的“思想向导”。正是在这些进步刊物的影响下,王作栋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立志要做推翻黑暗统治、改造旧社会的国家栋梁之才,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由“王山河”改为“王作栋”。

1925年11月,由丁节文(正定县第一位中共党员)、于华峰(正定县吴兴高小校长)介绍,王作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吴兴高小党支部宣传委员,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学生运动向政治、文化、社会及劳动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使学生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不立在冲锋陷阵、苦战奋斗的先锋地位,学生运动已形成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股洪流。“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开始与最有革命性的工农群众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奋斗,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日益扩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陈独秀仍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在吴兴高小,校长于华峰独断专行,脱离党的领导,并且变节投靠了国民党。

根据上级指示,吴兴高小的党组织决定驱逐于华锋,调换校长。这时,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活动已处在反动派严密的监视之下,但王作栋凛然不惧,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了这次学生运动。王作栋秘密组织学生公开罢课,张贴标语布告,组织学生演讲,揭露和痛斥于华锋的罪行,并且向全县教育界发出宣言,号召全县教职员工支援斗争。在全校师生及全县广大教职员工的支援下,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终于赶跑了变节校长于华峰。

3、卖地筹款 发展党团组织

这次学运胜利后,中共正定地委及时指示学校党支部:凡领导斗争的学生,要迅速离校。遵照上级指示,王作栋离开学校,回到了小客村。

1927年7月,为便于领导,上级党组织以滹沱河为界,将正定划为南北两个部委,任命王作栋为北部部委书记。王作栋满怀激情,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1927年冬,他在农村第一批组建了小客村党支部,任首任支部书记,并且经常活动于北部一带村庄,帮助组建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使正定北部地区党团组织力量迅速壮大。

这个时期,正定县党组织还处于创建阶段,组织活动经费严重缺乏。为摆脱困境,保障开展工作,王作栋说:“无国之大家,便无小家”,随后,他毅然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二亩沙地,作为活动经费,为党团组织在这个地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年冬天,王作栋被调往共青团正定县委任学运委员,参加了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小学教师联合会反对劣绅杨银堂、怒打贪官安当世的斗争。

1928年初,奉时任地委书记尹玉峰指示,王作栋通过奉军团长陈林的关系,潜入奉军内部,任驻正定驻军副官,准备在奉军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为党争取一支武装力量。

尹玉峰是正定县周通村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正定特支书记,干事会书记。1925年初组织正定各界人民成立“正定县国民会议促进会”,有力地推动了“国民会议”的召开。“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发动全县工、农、商、学各界组成“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和“雪耻会”。1926年调任中共正定地委书记,1927年继任中共正定中心县委书记。同年6月,白色恐怖笼罩正定时,他亲自领导了正定县农民反“预征钱粮”和“讨赤捐”的斗争。

他率领万余名群众冲进县衙,和伪县长开展说理斗争,终于迫使伪县长立下废除“讨赤捐”和换证钱粮的字据。1928年3月,尹玉峰因病逝世。

王作栋在奉军内部工作一个多月后,又被调往陈家湾(党的秘密办公地点)继续从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

1929年,经人介绍,18岁的王作栋与正定西叩村的马小俊结为夫妻。

4、南京被捕 坚贞不屈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并妥协卖国。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化,一批爱国官兵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同时,共产党内“左倾”错误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推行冒险主义方针,导致白区地下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就是在这一白色恐怖时期,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组织,王作栋根据党的指示,考取了南京无线电兵团学校。

在学校,王作栋秘密组织了地下党支部,几次试图与南京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怀疑。1935年冬,王作栋在与北方党通信联系工作时,被国民党密探发觉,学校当局遂以清党为名,将其扣押。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王作栋咬紧牙关,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机密,体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对党忠贞不渝的大无畏精神。6个多月后,因为证据不足,并经党组织设法营救,学校当局只能以违反校规为由,宣布开除王作栋学籍,在一个深夜将遍体鳞伤的他抛到了南京的荒郊野外。

从昏迷中苏醒后的王作栋又饥又饿,并且此时的他身无分文,怎么办?去哪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革命先烈夏明翰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着他,这些困难又算什么呢?——对!回家乡,找组织,继续革命!就这样,怀着对党无比的忠诚以及对党的事业无限的热爱,在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下,王作栋沿陇海铁路风餐露宿,走走停停,历尽千辛万苦,一路乞讨回到了家乡和组织的怀抱。据其义弟祁志霖(祁老花之子)回忆,当时的王作栋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到家后家人几乎不敢相认。

回到家乡的王作栋还未调养好身体便重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员的迫害以及斗争的严酷性,王作栋很少回家,偶尔的回去探望妻儿也只能选择在深夜悄悄地回,停留片刻后又不得不马上抛妻别子。其长子王香文回忆,当时幼年的他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只有三天两头不断有人来家里搜查父亲,才让他感受到自己还有个父亲存在。受丈夫革命思想的灌输和影响,妻子马小俊对丈夫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对丈夫从事的革命事业充满了憧憬,并且给予全力支持,逐渐成长为革命的积极分子。王作栋5、积极改造爱国将领部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南退,华北沦于敌手的情势下,有一位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却留在了后方,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军积极抗日,他就是抗日名将范子侠。

范子侠(1908—1942),江苏丰县人。早年赴天津入东北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历任国民党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辞去军职。1933年赴张家口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参加了康保、宝昌、多伦等地区对日军作战。1935年绥东抗战爆发后秘密打入伪军李守信部,任营长,在百灵庙战役中策动全营起义,并迫使伪金闲章师投降。策反后不久,因被国民党军事当局视为危险分子遭到禁锢,直到“七七事变”后获释出狱,任二十九军某部团副。同年10月,拒绝随二十九军南撤。在河北无极、藁城、新乐、行唐一带召集民众,成立起一支3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

为了争取和改造该部队,党组织委派有着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的王作栋联系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吴飘萍、徐世荣、徐敬之、张桐等人参加了范子侠的部队。吴飘萍是河北正定东权城村人,曾用名吴清品,1915年出生,1932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第2团政治处主任,解放后任沈阳军区军马部部长,后勤部顾问,1984年去世。王作栋与吴飘萍等人在此之前即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活跃于正定、新乐及周边县乡一带,奋起抗日,所以范子侠对其早有耳闻,非常欢迎他们的加入。

在征得范子侠的同意后,王作栋在部队成立了政治处,并任政治处主任,同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参与范子侠重大行动决策事宜。其间,王作栋一方面深入做上层的工作,一方面向广大下级军官、士兵宣传抗日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还在部队开办了军政训练班和教导队,学习《论持久战》等课程,培训抗日骨干,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为这支部队最后走上真正的抗日道路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7月,王作栋参加了配合八路军攻打长寿车站的战斗,一举歼灭守敌100多人。9月,又在藁城龙宫包围日伪军,战斗中王作栋中弹负伤,但他浑然不顾,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打死敌人数十人,其中大佐一人。年底,他们在行唐、藁城一带消灭了土匪李树林的部队和反动地主武装大刀会,稳定了当地局势,部队也发展到1000多人。

1939年11月,在王作栋牺牲前夕,范子侠部接受共产党领导,所率部改编为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该部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新编十旅,范子侠任旅长并兼任太行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该部后来参加了冀西“反十一路围攻”、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6、深入虎穴 策反英勇就义

1939年9月,王作栋受范子侠委派,到石家庄做部分伪军反正工作。范子侠有个结拜兄弟金义山,任驻石伪军司令,曾答应给范子侠部队一个炮兵连,王作栋的任务就是将这一个炮兵连从石家庄接回来。第一次去未能成功。10月,他再次赴石,深入虎穴。临行前,战友们对他说:“你此行要作两个准备,一是准备死,一是我们迎接你胜利归来。”他听后风趣地说,该死了就躺下,不死就站起来。

到达石家庄后,王作栋按照事先约定,去一个澡堂与前来接应的同志接头,不料被一个叛徒发现,这个叛徒马上向日军告密,日军宪兵队闻风马上包围了澡堂。王作栋不幸被捕,很快就被关进了日军宪兵队。

在宪兵队,敌人对王作栋进行了多次审问。第一次,敌人先来软的,两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官对他很客气,问他在范子侠部担任什么职务,来这里干什么以及部队的情况,王作栋守口如瓶。第二次,来了十几个日本人和一个翻译官,开始是进行利诱,让他坐到椅子上,面前摆上茶水和香烟,妄图以高官厚禄引诱他交出欲反正伪军的名单,遭到了王作栋的严词拒绝。见利诱不成,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吊起来,施以棒子、皮鞭等种种酷刑,王作栋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之后,敌人又多次对他提审,进行严刑拷打,一次次昏迷,一次次被凉水浇醒,王作栋始终坚强不屈,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只有一句话:“想要我投降,办不到!”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王作栋和范子侠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王作栋被捕后,除了家人同乡想法设法搭救之外,范子侠闻讯亲率部队进行过三次规模性的营救行动,均未成功。1939年12月底,彻底绝望的敌人实在无计可施,将王作栋残忍杀害,并将其头颅悬挂于交通要道的大树上示众。

王作栋一生忠贞于党,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现安葬在河北省英烈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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