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海外
卓同年医生有人说，中医的存亡牵扯到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如今，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全世界受过培训的中医药人员超过了50万，中医药机构有1500多所。
中医影响世界的不仅仅是在治病的技术层面，更多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层面。早期的移民大军将中医带到海外，中医师们又通过对中医理论的践行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世界。在加拿大从事中医近20年的卓同年医生便是其中的代表。
探索与发展
1999年，卓同年随妻子技术移民来到温哥华，此前，他从新疆中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出国之前，卓同年已经发表了若干重量级中医论文，而当时学校要求老师半年出诊、半年教学，也让他有了很多临床经验。
但是，世纪之交的温哥华，虽然中医诊所并不罕见，但在华裔社区，粤语是主流语言，而其他族裔对中医的接受度很低，只会浙江话和普通话的卓同年寸步难行。
在一家中医诊所实习了三个月以后，卓同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温哥华重要交通干线——百老汇街区上，用所有积蓄在一个律所、西医诊所云集的办公楼租下了一大间办公室。
此时，温哥华所属的卑诗省已于1996年通过《针灸师法规》，考试也可以选用中文，因此卓同年在诊所开展针灸治疗是合法的。但是，这么大的诊所，没有足够的患者，如何支付昂贵的租金？他决定去当地一年两次的健康秀租一个摊位闯一闯。
卓同年：Health Show就是像国内的展览，治病的展览。我们去做，那我们就搞一个摊位。我在当时就给他们现场把脉，把脉以后给他们讲他们有什么毛病，然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
初到加拿大的卓同年根本不懂英文，把脉时只好用画小人的办法与患者交流。
第一个来到卓医生摊位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助手告诉女孩，不用她说出自己的问题，医生会通过把脉来诊断。卓同年把完脉，说的第一句话是她今天来了月经。女孩当时就愣住了，她觉得很神奇，为什么通过脉搏的跳动就可以得知身体的密码。
第二天，她把爸爸也带过来把脉。医生把完脉，告诉这位父亲，他的左腿膝关节有问题。这位父亲去年滑雪时摔了，因此韧带有些损伤。走路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滑雪肯定是不行的。
卓同年：他说，那你可以治吗？我说可以治。他们就找我们治病。所以我们前面的基本上是靠这种模式，把外国人做到我们的诊所里面来。
病人们口耳相传，卓同年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卓同年说，在他积攒的一千多例癌症病例中，有一部分自己放弃放化疗，或者被西医放弃治疗的癌症患者找到他，他的治疗方案成功延长了患者的寿命。
除了针灸，卓同年通常都会给患者一些中药。2000年，温哥华所在的卑诗省省政府颁布《中医师及针灸师法规》，并于2003年4月生效，卑诗省成为北美地区唯一为中医立法的省份，唯一政府批准授予Doctor头衔给中医师的省份。卓同年也成为第一批获得高级中医师执照的医生，这意味着他在诊所给病人开中药已经合法化。
卓同年的中医馆
卓同年医生药房中的中药中医是对生命的独特理解
中药在卑诗省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政府相关法规比中国宽松许多，这也让卓同年开始大胆尝试用毒性药物治疗复杂疾病。他求教于中国的老中医，在自己身上做试验。
治疗大量病案后，卓同年越来越重视总结传统医学典籍中治未病的方法，并积极向患者介绍中医传统的养生理念。他自己也坚持早睡早起，每天养生操练以及健康的生活方法。
《黄帝内经》记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大多数传统中医都坚信这一点：是药三分毒，最好的医术永远是——让人不生病。
记者：您刚到加拿大的时候，用和其他中医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是不是风险很大？
卓同年：当时肯定有风险，因为我们租那个地方的一个老板，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开针灸诊所。一句话以后，他让我们多押了几个月的房租。为什么呢？他说，第一，你们刚来，没有背景；第二，我估计半年内你们可能就要关门，因为不好做，这个市场很难做的，可能做不起来。按照法律文件，房租押一个月就行了，但是他让我们押了三个月的房租。为了不让我们跑了，就只能多押房租。
记者：用毒药治疗疾病这种大胆的方式，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卓同年：我带了40个问题去拜访李可老师，就像你今天跟我讲的是一样的，不带任何思考地回答问题。你当时咋想的？你当下的时期是怎么想的？你回答我。就是我问你，你立即就说给我听，当问到第16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你不用问我了，我们交个朋友吧。他当时拿了一杯酒，就跟我喝了一杯酒。我说，你是我心目当中永远的老师。他说，咱们不说这个，咱们就是忘年之交吧，交个朋友。
此时，温哥华所属的卑诗省已于1996年通过《针灸师法规》，考试也可以选用中文。卓同年在诊所开展针灸治疗是合法的，但是，这么大的诊所，没有足够的患者，如何支付昂贵的租金？他决定去当地一年两次的健康秀租一个摊位闯一闯。
帕金森病患者ToorajHamran从2011年开始接受卓医生诊治记者：外国患者是怎样一步步信任您的，可以举个例子吗？
卓同年：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小学的校长，也是我的病人。7月份就放假了，他就来让我看看。我一看，也是一年多没见了。我说，哎呦，这趟旅游你不能去，要去学校。他说为什么？我的家庭医生已经说我没问题了。我说，你有问题，而且我立即让他打911。他说，我放假了，两个礼拜以后就要旅游去了。打911在国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他说，我没症状，我怎么打911？我说，你要迅速做检查，这个地方拍CT，那个地方有问题。后来他说，那我回去想一想吧。第二天他儿子就给我来电话，他说，第一，我爸对你非常信任；第二，你说让他打911，但他是一个小学校长，他没有任何生病的表现，打911让他非常为难。第一天打911了，医生来了问，你有什么问题呀？什么病？他说，我这儿不太舒服。一到医院，没有啥大的症状，医院要他等着。我们经常打911，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八个小时都等过。因为他一看你的问题不严重，你先等着，因为医院的资源有限。去了以后等了四个小时，回来了，他就来找我。他说，我好像没有啥事，你再好好看看。我说，你真有事。我就告诉他，这样，打911的钱我出，但是你一定要进去，你要假装你的肚子很痛的样子，那医生就会立即处理，给你照CT。他就笑笑，说行。第二天他就打，打了以后装出很痛那个样子，就做CT。一做CT就不让他走了，要立即住院。晚上，他儿子说，我爸住院了，我说，对的。检查出来已经是肝癌了。做完手术以后，他就到我这里看了几年。所以这个病人后来非常感谢我，他全家都到我这儿来，非常感谢我。中医做到最后，是要对生命有独特理解的人，才能有所作为。
记者：您所提到的中医上的“悟”具体指的是什么？
卓同年：这个感悟主要有两条，就是我们在1994年就开始研究，怎么样把复杂性疾病变简单，怎么样把难治性疾病变得容易治，把不能治的变成可治，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吧。所以这样的一种追求，让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包括针法——很多针法我都会，不论是古的还是现代的；用药——毒药关，怎么去攻关。比方毒药关你怎么攻？张仲景给我们留下的处方，孙思邈给我们留下的处方，叶天士给我们留下的处方，它们有什么特点？这些经方，特别是张仲景的方子，在我们现代的治疗疾病当中，哪些能用？哪些要扩大它的剂量？这是我们年轻时候做过的非常深刻的研究。我们在研究《伤寒论》的时候，发现张仲景从太阳病，也就是研究阳明病到少阳病这个过程中，他写了两百多条。就是寒气进入人体以后，怎么去堵截它。这是张仲景的特点。人进入了一个复杂性疾病，所谓的三阴病，就是太阴、少阴、厥阴。这个病症张仲景给我们留下的东西不少，后来变成一些杂病了。我们学中医的人，应该说在完全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从古到现在，都有很多谜团在里面困住我们，让我们认识不清。所以我自己去体会这个过程的时候，怎么把自己变成厥阴病以后，从厥阴病再出来到少阴病，到太阴病，到阳明病，怎么走出来的这个过程，我花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让我顿悟了对生命的理解，让我顿悟了对疾病的认识。
初到美国
从里约奥运会选手身上的火罐印和好莱坞明星的同款“纹身”在社交网络上走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到了针灸、刮痧、拔火罐这些传统的中医疗法。而在20多年前，这一切简直无法想象。
在世纪之交的美国，一位中国老父亲赴美与儿子一家团聚。一天，5岁的孙子发烧，独自在家的爷爷使用刮痧疗法为孙子治病。几天后，刮痧留下的紫红色瘀痕被为孙子看病的医生看见，一家人因虐待儿童罪被起诉。
这是电影《刮痧》开头的一幕，故事围绕着爷爷为孙子“刮痧”一事展开，讲述了上个世纪末中国的大门刚刚打开，外国人对这个保守的民族缺乏了解的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医在美国的尴尬处境。
同一时期，现实与电影如出一辙。
金鸣，中医博士，在纽约曼哈顿拥有一家中医私人诊所，1977年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1982年毕业后在医院工作了两年，1984年继续进入上海中医药大学攻读硕士、博士，1990年大年初一来到美国，如今在纽约曼哈顿拥有自己的私人中医诊所。金鸣医生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刚来美国时，中医在美国还没有立法，中医的行医之路困难重重：医生坐诊时，会有当地黑帮过来找茬；开方的中医师有时会被当地部门抓起来。第一天上班，金鸣就遇到警察来中医馆抓人，她赶紧拿起自己的脉枕跑掉；开在中国城的中药铺会被突然查封，因为在美国，出售药酒也是需要卖酒的牌照的。
1990年初，中医博士毕业的金鸣赴美与丈夫团聚。因为时差，初一从国内出发，到了美国仍然是初一。就这样，金鸣在1990年大年初一这天与丈夫在美国团聚了。
初到美国的金鸣在朋友的一家中医馆工作。当时在美国的中医师像金鸣这样的学院派是极少数，大多数中医师并没有在中医学校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中医在美国也处于灰色地带。面临不时出现的警察抓人、药店被封的情况，金鸣心里很慌，要在一片非中医土壤的地方重新开始真的太难了。金鸣想起出国前导师对她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做中医，你就留下来；你如果要去改行，你就走。
在美国“非法”行医的日子里，金鸣也曾想过不如就回国发展，“我想如果中医一直是这个状态，我可能还是要选择回去。”金鸣说。
在这期间，在金鸣身上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插曲：一位华裔母亲为孩子刮痧治病，被以虐待儿童罪起诉。为了向法庭证明刮痧是一种医学疗法，金鸣被请去当证人。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电影《刮痧》的原型。
电影最终以大团圆结局，但现实生活中，这个案子拖了两年多。期间孩子一直在儿童保护中心，而母亲也被送进了监狱。最终官司打赢了，但是这位单身母亲出狱时已经有些精神失常。
中医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在1994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针灸法。而这看似轻描淡写的结果背后，却是在美中医奔走十几年的结果。
病人送给卓医生的贺卡针灸立法之路
说到美国的针灸立法，必须提到一位美国中医界的老前辈——丁景源医生。他出生于医学世家，曾祖父丁甘仁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创始人。丁景源医生上世纪70年代从香港来到美国，在金鸣的印象中，从香港来的丁医生当时比身边很多人都高瞻远瞩。
金鸣：当初来的时候，他就说要走高层。他去义务地帮州长看病——就是纽约大法官，给教育局长看病。这些人经过他治疗以后，就知道了针灸确实是可以治病的。
这些接触过中医的美国高层官员有了去中国访问、了解中医情况的想法。其实，自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人就开始知道中医了，但大多数美国官员还是很谨慎，包括丁医生曾多次义诊的当地教育局长。
为了促成中医立法，丁医生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几乎负担了这次美国高层们访华之行的所有花费，包括机票和接待。
到了中国，他们访问了卫生部长，走访了多家医院，看到中国很多医院也在使用针灸、刮痧、拔罐这些传统的中医疗法，并且有那么多的病人接受中医治疗。他们终于意识到，在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疗法背后，其实有着医学理论的支撑。
除了丁医生个人的努力，当地许多中医也在积极为立法奔走。他们大多数人并不识英文，为了促成针灸立法，他们举着一张张写着“support”的牌子，背面写着对应的中文发音：“塞破特”。金鸣说，这样的场景至今想起来仍让人感动。
为了中医立法，金鸣医生每周跟着丁医生为官员们进行义诊。义诊的对象不仅包括政府议员和教育部门的官员，还包括医疗部门的普通医生——一些西医在了解中医之后，遇到病人需要调理或者食疗的情况时，也会让中医提供一些处方，或者在身体疼痛时做适当的针灸治疗。
就这样，中医在美国本土被逐渐接受。1994年，美国中医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针灸立法了。
金鸣：我记得，当时立法通过时，我们在万寿宫开庆功宴。我们都疯了，都觉得，哎呀，这下我们总算不要逃了，总算没有人抓我们了。
时隔多年，再说起这件事时，金鸣医生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金鸣医生中药立法的艰难
中医立法后，金鸣顺利通过了专业认证考试，拿到了针灸执照，也成为第一批在美国拿到针灸执照的中医。如今，金鸣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中药公司，并且将私人中医诊所开进了繁华的曼哈顿。同时，她还是好莱坞明星布拉德·皮特、艺术家小野洋子、DKNY名时装设计师Donna Karan、纽约州前副州长Mary Anne、纽约前市长David Dinkins等政要的私人针灸保健医生。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把诊所开在曼哈顿这么中心的区位？
金鸣：这要感谢我的老师。我最初是把诊所开在法拉盛的，房租相对便宜一点。后来老师就跟我讲，你要分析你周围人的情况，如果你能讲英文，你就要到讲英文的人群中去。既然丁医生已经把你带到了这里，那你就应该从这个方面去走。我说，那边房租好贵啊！然后他就说，那你也应该去的，要不然你跟人家有什么不同？后来在老师鼓励下，我就想，对，那我就去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打三份工，在三个医生那儿打工。我早上出诊，晚上教书，所以我一天大概只能睡四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刚搬进曼哈顿的时候，我就租了个一房一厅，把厅做成我的诊所，我自己住在房间里。当初搬进去的时候是很好笑的，因为我的治疗床和我睡觉的床都是我自己用木板切割成的，和我的一个病人一起用钉子敲的，钉子都戳在外面了。所以那天我搬进去的时候，那栋建筑里的人都睁着很大的眼睛看着我，真的很多人。他们觉得这么一个高大尚的building，怎么你搬的是这种东西？他们有人就拦住我说，你是要搬进去住的吗？我说是啊。而且我们的被单也是用从饭店找来的旧桌布做成的，一块块拼起来的，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是说实话，把诊所搬进曼哈顿，起点还是不一样。
记者：目前中药没有立法的话会带来哪些不便？
金鸣：其实像我这样的一个诊所，我们自己会有系列的药，因为我做了三十年了嘛。但是对于新起步的中医来讲，真的是非常困难，因为他要自己具备这样一个药房，是要有一定投资的。我成立自己的中药公司，也是因为其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我是做妇科的，我们上海中医学院那时候有一种很重要的药，专门治疗子宫肌瘤的。这个药当初拿出来以后，在美国的市场属于超标的药品。那个时候我们刚来不久，卫生局就带着队伍来查我们所有药的药品，每个药品都拿去检测，看看有没有超标。然后我们还为了这件事情上了法庭，跟病人打官司。当初我的讲法就是，我们有正规的医院制作药品。但是他说不管的，你们医院的制作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在美国就要按照美国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1994年，成立了中药公司。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中药公司来提供一批在美国生产制造的、符合美国法律标准的中药。
记者：有西医院来您这里买药吗？
金鸣：因为我是做专科专方的，比如说我做一个糖尿病的药，我就会跟那些内分泌科的医生联络。当他们治糖尿病遇到一个瓶颈时，比如吃了降糖药和打了胰岛素还是解决不了一些症状，像烂脚、眼睛瞎等等，就需要我们中医的配合了，他们就会去找我们的药。但是这些医生不能直接给病人开中药，他会通过我们的一个网站搜索这些药，然后将病人推荐给我们，这样西医生就没有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还在我们身上。这样的方式持续了很多年。我们的药在市场上是找不到的，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不过最近我们也在找同仁堂合作，我就是想，同仁堂的中药品牌也比较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努力，以后能够做成一个系列的，比较让人信服的，让美国的医生也能使用的中药。我们目前跟西医诊所合作更多的是在“更年乐”和“更年安”这两个药上。因为更年期的疾病，西医原来是用荷尔蒙替代疗法，现在因为荷尔蒙替代疗法有很多致癌的可能性，所以市场就很惊慌。目前大概有四五十个诊所，他们会建议这些病人去试试中药。
记者：阻碍中医药立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金鸣：中药不安全，而且没办法控制，最重要的是产地不安全。中药现在大多数都是来自国内，重金属都是超标的，超过美国的标准。比如说当归，云南产的当归，就我们以前说的云当归，和别的地方种的当归，它里面提取出来做成中药的成分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你也可以去规范它。我想中药的立法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第一步肯定是先要从它的安全性来立法，而不是从它的药性来立法，因为药性太复杂了。我想对美国的民众或政府来讲，如果不出事，它是可以被允许的。中药有好几百种，我相信大概有两百种左右的中药还是可以先走向立法的，这也需要我们大家努力。就是说要坚决杜绝中草药再因为安全问题被起诉，被媒体曝光。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的中药成品的制作单位、制作来源大多数是在美国，因为很多美国民众因为毒奶粉之类的事情，对中国内地制造还是有点怕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药基本上都选择在美国加工，或者在香港加工，他们还接受日本的。我现在的要求就是一个，中医要用更加严谨的科研手段来提供数据，来告诉美国的主流媒体，我们现在对这样的药物的质量控制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水平。我们所有的药厂和加工厂，所有的诊所都是采取这种方法，在走向一个规范化的过程。
如今，经过几代中医人在海外的不断努力，中医已不再是“世袭”于中国的专享财富，而是一个兼容并蓄、造福世界的宝藏。中医在海外的蓬勃发展，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的传播力。
金鸣医生在自己的中药柜前与员工进行讨论
金鸣医生为病人会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