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情报战秘史
2017年9月18日，日籍人员樋口健因涉嫌从事对华间谍情报活动被我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据日媒报道，从2015年5月至2017年，有12个日本人因涉嫌在华间谍行为被拘留。
作为世界上最重视情报的国家之一，日本对华谍战更是历史悠久。除了军人，近代日本对华谍报活动人员还有身份隐匿或半隐匿的留学生、商人、医生、船员等，共同构成了庞大而严密的实施系统。据载，早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清政府就破获了数起重大的日本间谍案，仅被公开处死的日谍就有十个人。其中最早暴露的日本间谍叫石川伍一，被称为“甲午日谍第一案”。那么石川伍一间谍案和高升号的沉没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甲午战争当中，日本是如何展开对华间谍之战的？
石川伍一与高升号
日本在近代对中国进行谍报工作开端于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在鸦片战争当中，中国一个古老大国，居然被遥远的欧洲最小国给打败了，这点让日本也觉得非常奇怪。所以从那个时候，日本人就开始研究，中国为什么会失败。
1862年，日本派遣了商船“千岁丸号”赴华，除了贸易，不少日本官员也随船到中国进行考察，一个广义的谍报工作就此开始。1872年，日本明治重臣、号称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又派部下潜入中国东北进行所谓的考察。这是日本官方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批间谍。这些日谍在进行考察后，写了一份名为《满洲视察复命书》的谍报报告，细到辽河几月几号开始封冻，封冻了之后冰有多硬，上面可以走多大负重的车，均有记载。
随后，日本情报界成立了在华第一个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石川伍一成为其中的骨干间谍之一。不到二十岁，他就到过西藏、四川等地进行考察。在情报报告里，石川伍一写道：“当中国有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效仿三国故事，在四川这个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建立一个亲日本的政权。”
1891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石川伍一又被派到天津，以英租界松昌洋行职员身份潜伏下来。天津是李鸿章的驻地，也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而石川伍一情报的刺探对象主要就是北洋大臣的衙门和北洋舰队。
在松昌洋行，石川伍一结识了一个叫汪开甲的小人物。通过汪的介绍，他结识了一位更关键的人物：李鸿章外甥张士珩的书吏刘棻。凭借与刘棻的关系，石川伍一把情报网编织到了一些清政府大员身边。虽然认识的都是大员的厨子、护卫等人，但这些人常常能接触到一些非常机密的事情。甲午开战前，石川伍一曾从刘棻等人处套取了清军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等数目的清册。
1894年，中日因朝鲜内乱，对峙朝鲜半岛。为增援驻朝清军，北洋大臣李鸿章租用英国商船“高升号”，向朝鲜运兵。没想到“高升号”出航同一天，三艘日本军舰也离开佐世保军港，赴大海上搜寻中国舰船，以伺机突袭。两天后，中日在朝鲜海域爆发了丰岛海战，正运兵途中的“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号击沉，近千名清军葬身大海。清军事后才查出，正是刘棻将高升号运兵的情报出卖给了石川伍一。
“高升号事件”后，日本撤退侨民时，驻天津的日本海军武官泷川具和等曾主动要求留下。但那时，日本在天津尚无租界，若中日开战，他们只能躲进英国的紫竹林租界。然而英国公使担心，日本武官留下会影响英中关系，从而影响英国对华贸易，因此不准日本军人留在英租界。日方只好将无军人身份的人留下，石川伍一就是其中之一。
1894年8月4日，石川伍一与刘棻被清军抓获。当时清军从刘棻家中搜出了记载“高升号”运兵数量、带兵将官姓名及携带物资的密函。石川伍一供认，日本截“高升”、“操江”二船，皆其先期电闻。然而，对于如何处理这名首个被抓获的日本间谍，清政府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同犯刘棻是李鸿章外甥的书吏，为此李鸿章的态度颇为暧昧。此外，李鸿章当时正为“高升号事件”与日本交涉，为留有余地，他将石川伍一案压下来。李鸿章的态度遭到了一些大臣的质疑，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就曾弹劾李鸿章“通敌”。这件事最终惊动了光绪皇帝，他密谕李鸿章：“严刑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1894年9月20日，即甲午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石川伍一与刘棻在天津被处决。
李鸿章（右）
石川伍一
“高升”号事件日本间谍网络密布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为了配合日军攻占辽东半岛，日本大本营曾经派出了六名间谍，组成了一个特别任务班，赴大连金州一带刺探情报。六人中有“三崎”：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和藤崎秀。
然而自石川伍一间谍案后，清政府在全国加强了对日谍的防范，颁布了特别战地命令，要求战区的老百姓在串门、走动的时候，必须带有通行证。而由于当时在华的日谍往往剃发改装，装扮华人进行间谍活动。为易于辨认，时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提出严禁日本人剃发改华装，否则按间谍治罪。
“三崎”在大连金州一带登陆时，恰逢清军在当地严查日本奸细。在过碧流河的时候，“三崎”中最年轻的藤崎秀首先落网，原因是他根本没有通行证，藤崎秀是第一个出来的。
紧随藤崎秀穿越清军防线的是三崎中年龄最长的山崎羔三郎。他乔装成一个老头，戴着卷耳帽，还拿了根长烟杆。但山崎羔三郎没想到，让他露出马脚的竟是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在旅馆住的三天间，山崎洗了两次澡，这引起了客栈老板的注意，因为当时中国北方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那么勤洗澡的，而且山崎如厕时使用的是软白的好纸。很快，他也被检举了。
与前“两崎”相比，随后落网的钟崎三郎则栽在了演技上。钟崎三郎混在难民里，本来隐蔽得挺好，结果到了夜里，当日本人打来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惊慌失措之时，只有钟崎三郎不慌不忙，继续端着碗吃他的饭。于是，钟崎三郎也被检举了。
至此，清廷虽破获了石川伍一、“三崎”等间谍案，但日本间谍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当时清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其实都混进了日本间谍，以致马关谈判的时候，李鸿章与国内的往来机密文电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战后一些清廷官员曾经说：“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
千岁丸号
俞鸿钧日本间谍之所以在甲午战争当中猖獗无忌，与日本战前多年对华的情报渗透有关系，而其中汉口乐善堂以及一个叫荒尾精的人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八十一年前，同样是一个夏天，1937年7月，北平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日本近卫内阁宣布向华增兵，中国抗战爆发。当时日军欲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蒋介石则是调集了全国的军队，要在上海和日军一决雌雄。然而战争尚未打响，一场情报大战却先拉开帷幕。
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日本已经花了70年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活动绝对不是由几个传奇人物在某一段时间内简单完成的，其组织严密、计划周全，且参与的主体除了军人，还有身份隐匿或半隐匿的留学生、商人、医生、船员等。
上海是国际间谍之都，情报体系错综复杂，有的人与华盛顿有染，也有的人与伦敦、柏林、莫斯科或东京有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增兵华北后，上海也是危机四伏。
1937年8月9日，驻上海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以及一等兵斋藤要藏驾车冲进了虹桥机场，被守备的中国保安团击毙了，这一事件被称为是“淞沪会战”的导火索，而这次事件与日军的间谍活动直接相关。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为避免事态扩大，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交涉。但冈本怀疑中国正规军已潜入上海，要求上海市政府将保安团撤出机场，这一要求被俞鸿钧断然拒绝。此后，双方虽继续谈判，背后却加紧调兵。就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上海市政府设在市中心，市长俞鸿钧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如芒刺在背。为防不测，他下令把市政府情报档案转移出去，但搬运时却发现，这些档案全部失踪，替代的是一堆白纸。
上海名医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这样记述：“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政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为了躲避日本人监控，俞鸿钧又带着十几名亲信及卫士秘密搬到法租界白赛仲路的一栋小楼办公。没想他上午搬进法租界，下午就被日本同盟社披露出来。此后不久，南京方面给俞鸿钧的私人密码公文又被破译出来，刊登在日本同盟社的参考资料中。俞鸿钧吓坏了，经调查发现，泄露情报的是自己的法文秘书耿嘉基。
耿嘉基除在上海市政府任职外，还曾在法租界公董局及法巡捕房当秘书，是当年上海滩一名黑白通吃的人物。当时上海新闻界的金雄白回忆：“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
其实耿嘉基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被日本情报机关收买。淞沪会战时，他除了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外，还在日军占领上海后，与后来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颇为近乎，被国民党军统列入了黑名单。然而耿嘉基并不鱼肉市民，他走的是二流文人路线。一方面广收门徒，光大社会势力；一方面结交官府，调词架讼。有时也做做好人，行行善事。
耿嘉基后来在上海永嘉路的公寓开枪自杀，关于他的死因说法不同。据说耿嘉基曾经跟人说：如果日本人侮辱我的话，我就会自杀，很是有点民族气节。1943年，日本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发现了大量的走私大米，随之被逮捕的人员供出了耿嘉基。于是耿嘉基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南京，通过家人疏通才被放回上海。在回到上海没多久就自杀了。当时上海一些人的推测是：这个几十万斤大米的走私案可能涉及汪伪的上层。耿嘉基作为一个已经被发现的知情者，他只能是被自杀的一种状态。在这之后，汪伪粮食局的一些相关负责人也被直接枪毙，这个事也就查到这一级为止。
汪伪政府76号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
淞沪会战日本谍报的深入探究
日本情报机构不但收买了耿嘉基、王长春等上海市政府的公职人员，还把手伸到了蒋介石身边。淞沪开战前，蒋介石曾在南京军委会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下令封锁长江下游的咽喉江阴要塞。当时蒋介石密令：沿江中国军队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标，在长江航道沉船布设水雷。但蒋介石没想到，密令刚下达，中国军队还未来得及行动，日本人却首先得到了消息。从8月6日起到8月7日止，长江中上游各港口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本军舰、商船近三十艘，好像同时接到了蒋介石的密令一样，全部开足马力飞速驶往长江下游，高速地通过了江阴一带离开，国民党连派空军追上轰炸都来不及了。据载，连长江中上游各港口城市的日本侨民也停下工作，即日随日船撤离。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愤怒异常。那么究竟是谁泄露了这一最高国防机密呢？当时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除蒋介石本人外，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及各大战区的负责人。除此之外，就是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黄浚早年曾留学日本，与后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是早稻田大学的同学。须磨名为驻华领事，实为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他以老同学的名义收买了黄浚，使黄浚在蒋介石下达封江命令仅一小时后，就把这一情报转给了须磨。须磨将情报上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部立即发出了“所有军舰立即升火，迅速驶往长江下游，强行冲过江阴要塞”的命令。
黄浚的通敌行为后来才被查出，并且最终被枪毙，但是他造成的损失却已经无法挽回。“淞沪会战”之前，日军之所以疯狂展开间谍战，来扰乱中国的部署，是因当时日本在上海只有三千多海军陆战队以及一些军舰，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因此当时日本的策略是“三分靠兵力、七分靠情报”，这一策略可以说是起到了作用，“淞沪开战”之前，日本人没放一枪一弹，就利用间谍活动，把中国政府和军队置于了不利的境地。
“淞沪会战”打响之后，国民政府本来认为江南湖网水道密集，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然而日军对地形的熟悉程度十分惊人，甚至连古老的石拱桥宽度到底是多少，他们都一清二楚。而日军的坦克简直就像是为其量身打造，正好可以通过。“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的1937年11月5日，柳川平助任司令官的日本第10军，在杭州湾及金山卫一带登陆，对中国军队形成包抄之势。这次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登陆”，成为了“淞沪会战”中的关键节点。
随苏军返回的第88旅战士原来早在“淞沪会战”前，日本人就对上海周边的海岸线进行了间谍测绘，企图偷窃相关的地图。然而对于滩涂的情况，连中国当时的航运主管部门都不清楚。于是日本的海军系统和日本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部门进行了联合的非法测绘，制作了多种中国各地的地形地势及军事兵要地图。这些地图的精度和准确情况比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地图要好得多。
按照英国一个谍报史专家的说法，日本是全民谍报的一个民族，任何日本人出国以后，对外面都有情报搜集的一种本能反应。1944年，日本的部队从广西追进贵州，一直追到独山，所有的难民都在这条路上，就把日本人给挡住了。这时候，日本第3师团的人就拿出一个东亚教科书上的地图册，发现边上还有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是中国任何地图上都没有的。原来在1911年的时候，日本有一批到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人类学的学者发现了这条小路，就给记录了下来。
“七七事变”后，很多侵华日军指挥官手中都有详细准确的中国地图和风土人情介绍，甚至具体到每个县，如数家珍。
实际上，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很多日本特务都是被老百姓给抓起来的。然而到了1937年，反而许多中国人和前来探访情报的日本特务相处得相安无事。当时日本军曹山田武一曾被派往金山卫搜集情报，他后来回忆：“我在接受任务时感到迷惑，我没有受过搜集情报这类事的训练，中国话也讲得不好。可是同伴们都鼓动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当地人喜欢的小礼物，糖果、烟卷、电筒、胶靴，还有为数可观的法币。”
在潜入金山卫后，山田武一住到当地一名陆姓渔民家中。他把随身带的小礼物送给当地居民，并以高价买进当地人出售的物品，很快博得了当地居民的好感。为测量海岸线的水深、水流等情报，山田武一曾让陆姓人家的儿子给他当向导，一天报酬十元法币，而当时一名中国飞行员的月薪不过三十元法币。对于当地人来说，干五天的活就可以挣出一头牛。山田武一后来这样回忆：“陆姓人家的儿子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经实地考察，山田武一等发现金山卫海面辽阔、地形开阔，方便大部队运动，只是水比较浅。但这里中国没有重兵布防，只有少量地方武装，且远离海岸线，对登陆部队构不成威胁。
在《淞沪会战的惊天秘密》中叙述，山田武一等在金山卫地区还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与他们约定暗号，规定联络时间。日军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
凭借间谍战，日军赢得了战争的先机，最后导致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不得不在1937年11月8日下令全线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