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在更高层次上管理金融政策
在各种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力求精准并减少负效应，尽量避免“大杀大砍”，尽量不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处理以往工作不当所积留的隐患。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种种举措凸显了金融业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日益上升的重要性。由此带来一个问题:中国金融政策统筹管理是否还应延续现有的部门制定、分兵把口的模式？是否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协调管理？特别是在金融行业和市场规模均进入世界前列之时，金融结构复杂性、外溢性以及金融开放达到空前水平的条件下，在金融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发生改变、监管机构工作重心趋向单一的情况下，对一定范围内的金融政策是否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统筹、协调和管理，以解决在经济活动中不时出现的金融政策不协同、不配套的问题？毋庸赘言，回答是肯定的。
思考金融政策时不能只考虑货币政策
因过往中国央行承担多重工作目标，并致力于维护经济增长，我们谈论金融政策常把问题限定在货币政策范畴，当然，任何时候货币政策都是金融政策中的核心，但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一般只表现为调整总量的政策，严格来说算不上是影响结构的政策，更谈不上是影响效率的政策，否则央行近年就不会一直强调要实现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货币政策能够解决一部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但绝不会解决金融业和经济增长的全部问题。货币政策效用的充分释放要依托其他金融政策的高度配合和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转，依托于货币传导机制的畅顺无阻，因此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不仅需要考虑货币政策，更需要考虑其他金融政策，考虑货币政策如何与其他金融政策相机并用。
就金融政策的范围而论，其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如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包括空间布局、创新、开放在内的产业发展政策、监管政策、风险控制政策、效率控制政策等。其中有些政策牵涉结构，如产业空间布局；有些牵涉效率，如产业创新政策；有些二者兼顾，如信贷政策、市场开放政策等。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仅在于一个个政策制定得是否合适，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实现不同政策间的协调。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在政策制定部门间建立起目标一致的协作机制，还需要在更高层面建立统筹管理金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工作体制。
今年在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之时，中国央行和监管机构间的工作职责分工也同时做了调整，即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两个监管部门未来将专事行业和市场监管，原来拟定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但其中留了个悬念：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规模及节奏将由谁统筹负责？显然不应该再由监管部门承担这样的主导责任，那该由央行统管吗？这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做出考虑和安排。可以说，事关金融开放的大政策，亦需在更高层次上做出统筹和管理。
具体看，中国当下需要在更高层次上管理多方面的金融政策。如涉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协同的金融政策，涉需要货币政策、监管政策配合化解系统风险的金融政策，涉动用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平抑市场震荡的金融政策，涉纠正和抑制行业或市场扭曲的金融政策，涉各金融领域的风险容忍度政策，涉支持创新的专业金融体系培育政策等等。
从国家金融安全方面考虑，则需要考虑金融国际化的国别风险敞口控制政策、海外金融桥头堡的风险防范政策。即使是金融开放政策，除了要考虑金融市场布局及金融机构组织形态外，还要考虑风险传染与抑制的管理政策，金融市场开放的副产品之一是金融风险传递的加速，这既包括一经济体内部的风险传递，也包括一经济体与外部市场的风险传递。金融已是当代国家的第二道国防防线，当今一国对另一国财富的掠夺常是通过金融绞杀实现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金融防线重要性不亚于军事防线。因而需要从更高的层次上考虑国家的金融安全政策，扩大国家金融防线外延，以御敌于国门之外。而金融独立是国家独立的根本前提，故维护国家金融根基不被侵蚀和动摇，将永远是需要最高层考虑的根本金融之策。
不宜搞暴风骤雨式的修正式监管
中国是一个存在企业身份溢价、市场和行政机制会同时介入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目前中国正处在完成大半程工业化以及低端产能过剩的时代，同时又值经济活动高杠杆背景下货币政策及信贷政策进退空间趋窄的时期，外部风险亦达到了空前复杂的程度，如何拿捏金融政策既关系到经济增长和效率，又关系到金融风险的积聚和传递，已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尤其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形成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的金融政策预案。
在各种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力求精准并减少负效应，尽量避免“大杀大砍”，尽量不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处理以往工作不当所积留的隐患。长远看，中国要坚持持之以恒的风险控制导向的全方位、全天候金融监管，而不是暴风骤雨式的修正式监管，要讲究吹警哨、拉警笛，对违法者毫不留情地监管，而不是时软时松地监管。后者对经济活动一般不会增益，只会增损。
中国的货币投向，除了满足正常流动性需求外，要逐渐向“滴灌”方面转向，及早关死“漫灌”的阀门。要看到“放水”不一定能达到增加流动性的目的，有时放水不当反而会带来更大恐慌。同时中国不得不考虑如何维护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条件问题，特别在避免汇率大幅波动上一定要系统部署，口号喊多了必然会影响市场对人民币未来的信心。在防范资本外流问题上，要建立防止外汇存底恶化的动态调控机制，要有极端条件下的外汇基础储备保障准备。
而金融业本身，一定要从强化、优化企业治理机制入手，致力于强身健体，不仅要具备顺周期环境下发展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还要具备在逆周期环境下发展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不仅要具备在域内利用资源和平衡风险的能力，还要具备在域外利用资源和平衡风险的能力。只有金融企业的强大才是一国金融业的强大，所有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国的金融风险会源于内部，也会源于外部，但大多会源于内部，所以归根结底仍在于在中国建立起从企业到监管、到市场、到政府的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只要金融系统本身不弱、不乱，中国就有十足的能力抵御外部风险的侵袭。
最后还应强调，在更高层次上统筹管理金融政策，除了组织形式上的安排，还应包括金融政策制定管理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和效率性，调整事关全局的金融政策要讲究时间窗口，讲究环境条件，后者对于充分发挥金融政策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浣非
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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