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漱溟：“失败”的乐观者
梁漱溟（摄于1988年） （王文澜 摄 /FOTOE）乡村建设者1933年，8岁的梁培宽被接到山东省邹平县，他的父亲梁漱溟此时正在邹平进行他的乡村实验。当时，邹平全县共有300余村，3万余户，16万余人。此地80%以上是自耕种，贫富差距不大，虽距离省城济南不远，但民风淳朴，土匪活动也不多，于是被梁漱溟等人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选作了实验区。
此前接受本刊采访时，梁培宽回忆了印象里的邹平：“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和同学到城外的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不高兴，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到达邹平两年后，梁培宽的母亲因难产去世，和当地医疗条件差有很大关系，“如果当时在北京生活，母亲也不至于死”。
对童年中的梁培宽而言，邹平似乎并不是让他特别愉快的地方，可这里对他父亲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一生事业中无论为自己还是他人都最看重的部分。从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离开学术界，梁漱溟即着手准备乡村实验。其间几经波折，辗转广东、河南，最终到山东，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在邹平施展改造中国乡村的想法，一直到抗战爆发而中断。
1987年，梁漱溟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发表了著名的对自己人生的总结：“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而他所“干”的功绩，除调停国内战争之外，主要就在于邹平——虽然从结果上看，这二者都“失败”了。
梁培宽的弟弟梁培恕晚年撰写文章回忆父亲，谈起邹平七年，他说：“我不想说这七年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做这样的区分是错误地看他的一生。但是如果我说，这七年他生活得情绪昂扬和有味，最觉心思力气得到发舒，那是不会错的。”
在邹平，梁漱溟的具体职务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术部主任，负责研究并制定乡村建设的实际方案。因为韩复榘等人的支持，乡村研究院实际是“政学合一”的机构，实验区内各级政府均受研究院指挥监督，权限很大。至于建设内容，则包罗万象，从自办农场培育种猪，到训练地方自卫，凡认为能改进村民生活而促进农村发展的，无不包括在内。但梁漱溟有自己的重心所在。
村学、乡学实验是梁漱溟强调的重点，他认为这是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在梁漱溟的设计中，村学、乡学不是简单的普及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学校，实际上是执行礼俗与政治双重职能的社会组织。村学、乡学中均设学长和学董，学长主持教育，学董主持行政，所有“村众”都是“学众”，须接受学长的“教化”，学董则根据“教化”要求在行政上加以贯彻，如禁烟、禁赌、放足等措施。具体的设计方案多有变化，但概而言之，思路是由伦理入手。
梁培宽曾向本刊如此总结父亲的努力所在：“乡村建设并非仅仅解决农村问题，而且是解决中国建国问题。”梁漱溟认为，要想让中国不再积贫积弱，必须使中国成为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无不要求“团体”的生活，社会需要组织构造。但梁漱溟生于都市、长于都市，最初并无天然的农村生活经验，他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老中国”的求索过程才决心将“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放在乡村。“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制，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才能为民主政制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必须由农村入手。”梁培宽说。
这样的思路似乎顺理成章。梁漱溟在北大期间结识的朋友、与他同岁的毛泽东，和他有着同样的认识。不过问题在于，如何在农村促成“团体”的形成？毛泽东选择的方式是“斗争”，因他所看到问题的根源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使阶级的意识觉醒并起而斗争，自然实现组织与国家的形成。而梁漱溟的方式是“和平”，因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传统社会被破坏所导致的文化失调，而阶级问题是存在于西方而非中国的，所以只有通过改造教育、礼俗等方式，在伦理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建设。30年代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通宵长谈的故事为人熟知，所谈的也正是对建设新中国的共同期望和对传统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正因共识与分歧都巨大，二人才能深入交流至此。
历史最终没有选择梁漱溟所提出的那种可能性。梁漱溟自己也说：“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注：即斗争之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
多元思想与统一人格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美国汉学家、梁漱溟研究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曾如此记下自己初次见过梁漱溟后的感受。
1980年，艾恺幸运地获得了亲自访问梁漱溟的机会。除了兴奋与欣喜外，艾恺也颇为紧张，他想知道梁漱溟本人是否认可自己已出版的梁漱溟传记所使用的“最后的儒家”这个书名。梁漱溟表示可以接受这个书名。不过在谈话过程中，他也说自己并未放弃佛教的思想，同时也赞美道教，有时也向艾恺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谈到因为组织民盟而有接触的美国将军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也高度评价，因其是“一个好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艾恺说。
从最开始，梁漱溟的思想来源就是驳杂的。梁培宽曾向本刊回忆：“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不主张读经，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到北京的‘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不料第二年便赶上‘庚子之变’，那些英文书只好烧毁。此后，他又入过几所小学……父亲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成年以后，梁漱溟又经历了做记者、两次尝试自杀、试图出家、被蔡元培招揽至北大、父亲梁济自杀等一系列事件，其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当摇摆的过程才稳定下来，最终确立立足伦理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
复杂的思想特征使梁漱溟具备了沟通近代中国彼此冲突的思想资源的可能性，例如在儒家中，他是少有的努力去理解并且相当程度上认可1949年以后政权的，而在“文化保守主义者”中，他又是去改造旧文化的，以至于被冯友兰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冯友兰认为：“他的维护并不是用抱残守阙那样的办法，他给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释。这个全新的解释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也是新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旧文化了。”
多元的思想资源之下，是梁漱溟统一与独立的人格，不囿于某一派的立场或随潮流而随时改变，有着坚持自己的是非观的坦然和自信。民国人物中，无论怎样的派别与立场，大多都对梁漱溟的人格表示敬佩。
1953年，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还发生了一次著名的争吵。在政府会议上，梁漱溟批评党的农民政策，而毛泽东斥责他是“班门弄斧”，“他（指梁漱溟）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二人相持不下，在会场上就激烈争吵起来。此种情形建国以来从未有过，举座哗然。争吵过后，梁漱溟并未遭到他所预期的“处理”，其职务、工资乃至政治地位一切照旧，只是毛泽东再不像以前那样主动与他讨论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问题了。两种建国设想的辩论就此终结。
80年代，梁漱溟接受访问时再度谈起1953年一事，在人们都以此盛赞其气节的情况下，却主动表示自己应“认错”：“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们（指毛泽东和周恩来）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又是一次“逆流”，原本“直言进谏”一事为梁漱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赋予了巨大的“道德光环”，但他没有顺着人们的“期望”表态，只是照实说出心中所想。果然，有人表示失望，发文表示但愿梁漱溟“认错”是访问者笔误，因为是否“认错”，不仅仅是其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关系着民族的良心与运气”的事。梁漱溟看到后十分重视，虽当时身体状况已恶化至无法动笔，仍由自己口述、儿子梁培宽执笔回函（《梁漱溟1988年致函〈世界日报〉》），再次强调：“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不当隐瞒，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是有错。”此回函发表于1988年5月20日，一个月后，梁漱溟去世。
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接受访谈时，人们多次问到梁漱溟对未来的看法，毕竟，这是一位亲历20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和文化事件的人，从反清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都亲身参与其中，其长时段的观察与思考少有人能比拟。梁漱溟多次表示出非常乐观的态度，尽管乐观并非“保守主义者”的惯有情怀。他仍然相信自己20年代就做出的判断：中国文化不是“落后”，而是“早熟”，一旦迎来适合的时机，将复兴并且成为世界的未来希望所在。
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梁漱溟委员（左）与叶笃义委员在会议休息时交谈（武基国 摄/新华社供图）
1938年，毛泽东（右）会见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新华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