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赴死：隐藏的网络自杀群
他哪里像是赴死去的？
这一个月以来，胡明永（化名）洗澡时都不敢闭眼睛，只要一闭眼，他就觉得儿子就在他的眼前。2018年6月7日，他的儿子胡风（化名）和另外两个男生的尸体在武汉的一间出租屋内被发现，三人是烧炭自杀的。胡明永觉得怕，认尸的情景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孩子的尸体已经发黑了，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他冲着孩子大骂：“你是不是傻，这么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寻死。”处理好儿子的后事，他就将家里的房子卖了出去，租了一套两居室，除了一台电视和儿子使用的电脑，他什么都没有带过去。“我没有办法待在家里，总觉得儿子还在，一会儿走来走去的，到处都是他的影子。”
新租的房子和原来的住处在同一个小区。房子里只有基本的一些家具设施，最显眼的就是那台从原来家里搬来的电视，挡住了半个墙面，与客厅的大小很不匹配。原本，他们是放在四室二厅的大房子里的。关门的时候，胡明永特意从里面扣上了门。“家里老人也住在这个小区，经常来串门。他们还不知道情况。”
胡明永的妻子从上个星期开始去上班，胡明永还做不到。晚上，他睡不着就窝在沙发里看世界杯，熬到瞌睡不行，才合一会儿眼；白天，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儿子为什么会去寻死？又为什么会跟人一起在QQ群里相约自杀？
他是有些内向，也没有什么朋友，但孩子精神没有问题啊。他像检测硬盘一样，搜寻着大脑里的角角落落，一丝一毫都不肯放过，以找寻促使儿子自杀的蛛丝马迹。
是不是因为他要创业，妈妈不愿意给他钱？胡明永的家在河北固安，距离北京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胡风以前一直在北京一家淘宝店做客服，公司在大红门附近。后来，北京清退外来人口，他所在的服装公司被迁出北京，他也就回了家。在家待了一个月后，胡风向父母提出想做淘宝网店，胡明永答应了，但妻子觉得不妥，她是个严厉的人，对儿子要求也高：儿子从初中毕业辍学后就进入社会，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知道赚钱辛苦。几年前，他就在北京开过一家网店，但因为盗图被投诉后，就不干了，一个人回到了家里。还是胡明永跑到北京给他退了房子，把房间里的东西拉回来，损失也有五六万元。“他说压力太大了，太累。”胡明永向我回忆，事情发生后，从未哭过的妻子也掉了几次眼泪，但很快就劝他不要再想这个事情了，“想了只会伤心”。
胡明永停不下来。他翻来覆去地回忆与儿子之间的点点滴滴。儿子要钱再创业，胡明永觉得可以给。胡风今年21岁。胡明永发现进入20岁以后，儿子明显听话多了，他说什么儿子都会听着，不像以前一样爱理不理，也不总在家里骂骂咧咧打游戏了。胡明永想到有一回家里缺插线板，要拔儿子电脑连接的那个，胡风一下子站了起来，“瞪着你，很吓人”。
胡明永认为儿子的转变跟交了女朋友有关系。胡风的女朋友是个大学生，今年读“大三”，两人已经谈了两年的恋爱。虽然没见过这个女孩子，但胡明永能够感受到儿子对女孩的喜欢和爱。有时候家里人会对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有些担心，他们会半开玩笑地问胡风：“你女朋友会不会是个骗子？”胡风一点不犹豫地回答：“放心吧，不会的。”他还将自己的新规划告诉父亲，先把淘宝店做起来，等女孩毕业了，就一起干。
为了向父亲显示自己能够做好一件事情，跟女孩在一起后，胡风开始健身减肥。他身高有1.75米，体重却有170斤的样子，胡明永曾批评他“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每天中午，胡风有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其中两个小时都会泡在健身房里。每次健身结束，胡风都会自拍一张照片发给父亲。如今这些照片，胡明永全都删了，“看不得”。用了一年的时间，胡风瘦了40斤左右。在胡明永的眼里，他很励志。
在胡明永看来，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有条不紊地走着。他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5月22日，当时他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听到门“咔嚓”响了一声，他探过头去，看到儿子胡风的身影一晃而过。他也没有留意，儿子早早地煮了面条吃了，不吃晚饭也正常。后来，妻子发了微信问儿子去哪里，他还回答说去北京，周一（5月28日）一定回来。胡明永没有放在心上，他以为儿子是跟着女朋友约着在北京见面，还特意打了1000元给他，怕“男孩子没钱花没面子”。“看不出来一点迹象呢？他这哪里像是赴死去的。”
儿子胡风已经去世一个月了，谈起孩子，胡明永依旧很悲痛（蔡小川 摄）计划了两年的死亡
5月28日，胡风还没有回家，胡明永收到了儿子的女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儿子在网上跟人相约一起赴死。一同发来的，还有儿子在QQ群里跟人聊怎么寻死的聊天记录。在记录上，儿子跟人讲述如何烧炭自杀，步骤详细到将木炭分成几盆，房间里应该如何密封布置。他还嘱咐一同赴死的人，自杀前要熬个夜让自己疲惫，“这样不会感到难受”；自杀使用的房子一定不能在闹市区，因为“不想上新闻”；他们甚至还提到了签免责协议书，以防后面会打官司让家里赔钱。
种种迹象表明，儿子胡风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的。胡风的女朋友告诉胡明永，5月20日，胡风跟她吵了一架，但具体的原因没有说。之后的几天内，胡风一直给女孩发微信，早上请安、晚上问好，女孩都没有回复。5月26日早上，女孩还能收到胡风的消息，“早安，宝宝”，但晚上，她却没收到晚安的信息。第二天，她等了一天，也没再有新的信息发过来。她多次试图联系胡风都没人应答，只好登陆了他的QQ号。刚一上线，就有一个人冒了出来问他：“你怎么还没死，怎么失败了？”
胡明永觉得脊背发凉，他去公安局查，发现儿子5月23日的时候已经坐高铁从北京去武汉，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从南昌过来的男生。他和妻子连忙赶到了武汉。白天，亲戚家都寻遍了也没有找到，他们还去了公安局，也等不到消息。晚上，他先劝妻子休息，等她睡着后，他一个人跑到武汉的大街上，沿着小吃摊一个一个地找。那一刻，胡明永觉得自己的能力真的有限，“人海茫茫，你去哪里找？”他站在街上眼泪流了一遍又一遍，从他身边过去的人多得让他看花了眼，就是没有一个影子是儿子的。
在寻找的几天内，胡明永登陆了儿子的QQ号，此时，他才知道，儿子和女朋友之间其实早就有了问题。年初的时候，胡风在QQ上发表了一条心情状态，说自己必须要创业成功才能有钱买车买房，但他也明白自己没有手艺和学历，他很为自己的人生着急。另一方面，女朋友则不爱跟他说话了，发信息要么不回，要么说一句话就不见人了。在跟人聊天中，胡风说，关于寻死这件事情，他已经计划了两年。
这些事情，胡明永都不知道，他跟儿子交流不多。儿子读小学时，他刚刚承包了酒店的后厨，每天很早就出门，晚上回到家里，胡风已经睡着了，他很少有机会检查儿子的作业，也没有时间跟他聊天。相反，他觉得儿子越来越不听话，整天逃学打游戏，有时候还会消失几天不见。他气不过时，就会拽过孩子打一顿。这样的相处模式一直持续到胡风初中毕业。
刚开始的几年内，胡风一直在家里的公司帮忙，胡明永对他也没什么要求，总觉得他年纪小，文化不高，有时间成长。“我从来不指望他拿钱回家，只是跟他说，你今年赚的钱能存一万，下年存个两万，这样就好了。”胡明永觉得后悔，他自责一直没有从儿子的角度来想问题。他提到了一个细节，由于儿子很早就进入社会工作，他们搬新家到固安时，甚至没有给胡风准备房间，每次他回家，都是在书房里睡榻榻米或者跟小儿子挤一个床。
感情的不如意，家里的“忽视”，工作上的不顺心，现实中又没有朋友无人诉说，对于刚刚二十出头的胡风来说，这或许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他曾在QQ上写道：“一个人心里有话没地方说憋屈久了会疯掉会抑郁吗？”他的最后一条QQ签名更新是：“不要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去奢求什么。”在他尚未经历世事磨炼的头脑里，也许死亡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是最简单的面对现实的方法。
2017年9月10日，印度加尔各答的学生在世界预防自杀日当天，参加抵制“蓝鲸”死亡游戏的活动隐秘的世界
许洪（化名）跟胡风在同一个聊天群里。在胡风去世后，他曾三番两次地追问胡明永，胡风到底有没有死，自杀为什么会失败。直到胡明永告诉他，胡风已经走了，他才作罢。许洪也想自杀。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异了，除了给些生活费外，两个人都不怎么管他。在小学和初中，他又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他也不敢跟家里讲，最终得了抑郁症。终于熬到了职高毕业，他在父亲的公司打工，但什么都干不好。“基本的安装家具，我学了几个月都学不会。”
许洪觉得活着无望，便在网络上留了QQ号，说希望找人一起自杀。这就像一个导引，不停地有人过来加他好友，并将他拖入一个又一个聊天群。这样以自杀为主题的群，他加入了四五个。本来，他是答应胡风一起去武汉烧炭自杀的，但临行前，他退却了。他从小就怕死，遇到邻居办丧事都会躲得远远的；他又想到了他的父母，“我死了，我爸肯定会很伤心”。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对死亡的未知，“你不知道自己面临的会是什么”。
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中，许洪看着群内的人每天相约赴死，他们多数和他一样，有抑郁的倾向。“其实很多人都是想死但不敢死，所以才会找人一起死。”许洪还记得，两年前，他曾经跟一个人相约一起跳崖，对方威胁他，如果不出现，就会杀了他全家；也有人会不停地对他进行洗脑，一一列举他的缺点对他进行说服：“你干什么都不成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听完后，就会打起死的决心，但过一会儿就泄气了。寻死的想法都是一阵一阵的。”许洪告诉我。
在许洪的邀请下，我也进入了这个自杀群。那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到现在，我都想不出一些合适的词来描述。“死”是他们聊天的关键词，怎么死，何时死，每时每刻，他们都在谈论死亡。有一个17岁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但是个同性恋，父母不接受，所以要寻死；另外一个人则说抑郁了所以想要自杀。在群里，每一个挑起死亡话题的人都会受到鼓舞和煽动。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家庭环境、心理状态、交友情况等等；而自杀群的存在，为有想法的人提供了环境，通过一起讨论强化了自杀的意念。
这样的说法2009年印度研究者拉贾帕尔（Sundararajan Rajagopal）也曾提过。他做了一个研究，搜集了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出现的网络自杀行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随后，他得出结论，指出集体自杀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男性居多。这批人最早会在聊天室中相互鼓励自杀，讨论自杀的方法。拉贾帕尔的研究显示，一些人进入这些网站可能有短暂的自杀意念，但随后的讨论（例如鼓励自杀、劝阻寻求精神治疗等），会促使其坚定集体自杀或单独自杀的想法。
基于此，一些国家已经将网络自杀当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列入政府管控的范畴。早在2003年，澳大利亚就通过新法案，加强已有的禁止输入或输出与自杀相关信息的法律。2009年4月，韩国相继发生三起网络自杀事件后，韩国总统发表广播讲话，极力劝阻网民珍惜生命。次月，韩国政府又计划推进《规定门户网站、P2P运营商、信息通信服务运营商义务监督非法有害信息的信息通信网利用促进及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尽早在国会通过。不过，在国内，类似的防控管理措施还处于缺位的状态。
这些事情，胡明永都觉得难以置信。他今年46岁，除了微信之外，他很少去研究网上的其他信息。他开始对网络未知的世界感到恐惧。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存在：“我的孩子已经死了，我希望别的孩子能够不走我儿子这条路。我一点赔偿诉求都没有，我也不要钱。”他想呼吁相应的平台能够加强监管。“如果儿子不在群里，可能就不知道怎么自杀，或者会畏惧自杀，但群里人会告诉你如何实施，怎么死不痛苦，怎么死方便。”胡明永开始担心小儿子的状态，两人相差5岁，关系一直很好。去年，胡风还花了7000多元给弟弟买了个手机。胡明永没有将哥哥去世的消息告诉小儿子，但他发现，小儿子将微信的头像换了：那是一个男生的背影，面对着黑夜，看起来很孤独，很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