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印度模式”：未来之国的当下真相

作者:文｜刘怡

1. 2012年3月14日，爱马仕精品店德里旗舰店的一名导购正在布置样品。过去5年间，爱马仕在印度境内已经增开了3家新门店（视觉中国供图）

2. 2018年2月24日，拉贾斯坦邦乌代浦的两名年轻人在卡尔尼·玛塔神庙的院墙边交谈（视觉中国供图）

3. 2014年8月11日，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工厂中的一位工人在简陋的金属加工作坊中午休（视觉中国供图）

国际资本和主流经济学界对印度市场前景的看好，大部分是基于对庞大人口基数和稳固政治体制的惯性信任。然而与机会并存的还有风险：随着强人总理莫迪面向全球市场的改革进入到第五年，前所未见的变化和挑战正在印度社会内部滋生。它们能否被妥善处置，将会对21世纪的亚洲乃至全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是那片你梦寐以求的土地/印度就展现在你的眼前。”

——路易·德·卡芒斯《卢西塔尼亚人之歌》（1572）

贫民窟里的中产阶级

列车摇摆着穿过“岛城”（孟买南部半岛地区的俗称）的心脏地带，不紧不慢地驶向南方。距离由阿拉伯海方向吹来的西南季风（Monsoon）抵达南亚次大陆还有半个多月，孟买市在每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8摄氏度。像本地的许多客运列车一样，这趟由印度西部铁路局（WR）运营的海港线慢车没有空调设备和窗玻璃，顶棚上垂头丧气挂着的风扇叶片纹丝不动，车厢门自始至终敞开着。灼热的阳光很快令金属座椅和把手的触感变得温热，我开始尝试像本地人一样“挂”在车门后方的扶手杆上，以便接触到列车前进带起的凉风。

我们正在驶入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达拉维（Dharavi）。前一天下午，我已经在极近距离上观察过它的样貌。因为日晒雨淋而污损发黑的砖墙像高峰时段的地铁乘客一样拥挤在一起，顶部用简陋的石棉瓦或防水油布覆盖。提着空水桶出门的少年、随意晾晒在屋檐下和道路两旁的衣物与无人清理的街头便溺物一样俯拾皆是。从社区中心那些相对较高的住宅楼（大部分间距不足2米）之间穿过时，你可能会被巨大的机器轰鸣声惊到——那些雇员达到上百人的纺织品和成衣加工厂，就设在大型住宅楼的半地下层，透过气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们黝黑脸颊上的汗水。当然，永远不会缺少在印度任何地方都异常活跃的牛犊；它们通常会被随意拴在某幢楼的拐角处或者小胡同的出入口，百无聊赖地用尾巴驱赶着虻蝇：牛和它的主人一样瘦骨嶙峋。

从纵贯市区的铁路上打量达拉维，一定程度上隔绝了这些真实的感官不悦。车站的外墙遮挡住了从贫民窟所在的高地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的墨绿色污水（它们依然可以从另一侧的公路上被观察到）；在午后的烈日下，很少会有居民在室外游荡，从而给观察者造成了一种人烟稀少的错觉。但统计数字是真实而残忍的：截止到2016年底，在达拉维这块2.1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仅相当于北京植物园面积的一半）上常住有60万～100万人口，平均1450人共用一个厕所，社区医生和志愿者每天要处理将近4000例伤寒病患。印度政府在2010年曾计划彻底拆除和重建达拉维，但因为困难过大而搁置：即使是最简单的原地翻建，预估成本也超过了20亿美元。而像这样规模的贫民窟，在孟买市和都会区另外还有4处，居民数量接近当地总人口的1/4。

从新城中心的四星级酒店南下达拉维，我们拜访的对象是52岁的外贸商人巴特拉。这位加尔各答大学MBA名下开设有一家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一家摩托车配件厂和一家工业涂料商贸行，而他的大部分订货商和下游企业就分布在达拉维周边。“贫民窟里有我的许多社会关系、商业伙伴网络和危险化学品仓库，我们印度人　并不会因此感到不好意思。”巴特拉在他安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向我介绍，“在我的父亲成为国家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之前，他也居住在达拉维。”按照这位年销售额超过50万美元的小富翁的看法，达拉维是一块不折不扣的风水宝地——这里有全孟买租金最低的厂房和办公室，进出口货物可以便利地从10公里外的港区运进运出。从外省前来投靠亲友的年轻人通常都会在达拉维找到第一块便宜的栖身地，并顺利觅得第一份可资糊口的工作。“政府希望杜绝人口密度过大带来的弊端，要求我们尽快将仓库和厂房搬到北面60公里外的瓦赛东（Vasai East）工业区。我才没那么傻哩！那个‘工业区’每天停电至少3小时，谁来承担损失？”

2017年8月1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德里红堡出席独立纪念日庆典（视觉中国供图）巴特拉理直气壮的发问，很难说是褊狭之见。严格说来，达拉维不仅不应当被称为低收入社区，甚至可以说是孟买中产阶级的孵化器。自1947年印巴分治之日起，低廉的租金和从全国农村涌入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吸引了大量纺织工厂、制衣厂、皮革和首饰加工厂以及制陶作坊入驻当地，5000家中小企业和15000个生产车间的年营业额在21世纪初已经上升到了10亿美元以上。整个印度西南海岸的废品回收业都以达拉维为中心，创造出25万个工作岗位。专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服务的信贷网络以及法律顾问公司的广告也随处可见。不同机构的经济学家计算出达拉维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在8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这一数字与世界银行预估的2017年全印度人均收入（近1500美元）接近，显著高于比哈尔、拉贾斯坦等北部农业邦。除去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和生活服务设施外，达拉维居民的识字率高达69%，是全世界城市贫民窟中平均文化程度最高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当地的恶性治安案件发生率并不显著高于印度其他地区——尽管按照全球中等收入以上国家的城市治理水平，肮脏炎热、空气和水源污染极度严重、四处飞溅着电焊火花的达拉维实在可算是人间地狱。

“美国人扭曲了我们对‘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长期关注印度问题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社会政策编辑艾玛·邓肯（Emma Duncan）在邮件中告诉我，“‘中产’一定等于带花园的小洋楼、私家车、英式下午茶茶具和每年好几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吗？显然不是。但当我们提起‘未来印度的3亿中产阶级’时，用的恰恰是这种被高估的标准。”所幸巴特拉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样本，一个达拉维家庭在时代变迁中实现阶层上升的活生生案例——“像许多印度中小企业的创办人一样，30年前，我用父亲和叔叔的借款开办起一家小商行。”巴特拉回忆道，“从国有大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永远微乎其微，但我依然感谢拉奥总理的自由化改革，使我可以直接承接来自欧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订单。如今我在8个国家有固定的客户，住上了新城区的独栋小屋，和我年纪相仿的不少伙伴经济状况也有了改善。而这都应当归功于达拉维：没有它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便宜地租和社会关系，恐怕我在1998年核危机之后的那个低谷期就已经倾家荡产了。”2018年4月19日，斋浦尔街头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东方IC供图）巴特拉口中的达拉维式“社会关系”，折射出的是传统人情在市场经济模式下被赋予的新价值。当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农民从中北部地区涌入德里和孟买，种姓制度对他们构成的桎梏已经微乎其微，但家族关系、同乡情谊和基于关联产业形成的合作关系始终存在。通过这张富于本土化、平民化特性的关系网，父亲和兄弟为创业者提供启动资金，中介公司组建以邦为单位的招工网络，财务公司以相对公允的利率拆借资金、帮助小公司渡过难关。1998年印度政府违背《核不扩散条约》、自行宣布成为核武国家之后，来自欧美的外贸订单急剧减少；在将近5年时间里，是底层社会关系中那种朴素的风险共担意识让达拉维的诸多中小企业主可以咬住牙关，通过债务延期、迟发薪酬等手段将公司继续维持下去。“达拉维人有自己的道德观和商业逻辑，”巴特拉总结道，“即使没有政府，我们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这才是印度社会真正的基石。”

贫民窟里没有百万富翁——至少没有太多——但它以一种富于魔幻色彩的方式实现了传统社会与自由市场的衔接。在德里都会区的瓦齐尔普尔（Wazirpur）、玛雅普里（Mayapuri）以及北部近郊的阿南德·帕尔巴特（Anand Prabat）工业区，我看到数以万计的贫民窟工人在设施简陋的纺织厂和金属加工作坊中每天工作8～10个小时，传至第二、第三代的小型家族工厂正在筹划扩充产能，与2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乡镇企业的繁盛并无二致。尽管两者在面向市场的类型上存在重大差别，但本质上遵循的依然是相同的逻辑：民间社会自发形成了人力、资金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全球商品的大流转循环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它使得印度社会的财富流动和阶层上升不至于因政府更迭而中断，自有一种粗糙却又坚韧、时时打动人心的力量。

唯一的疑问在于，印度政府是否真正欣赏这种与污水、危房和肮脏黏稠的空气相伴的民间经济。巴特拉语气担忧地提道：“当孟买市政府发现达拉维的居民为了节省生活开支、长期盗用市政供电时，他们并不打算解决问题，而是直接将这一地区民用水电事业的经营承包给了私人公司。”如今，私接电线和水管的行为已经变得极为危险，因为负责设施维护的安保人员随时可能打上门来。从十几年前起，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夷平的阴影就笼罩在了达拉维人头上——在盘旋下降的客机上抓拍贫民窟的蓝色屋顶已经变成了所有外国摄影师的必修课，这显然有损于印度的“国际形象”。如果说国大党政府糟糕的行政效率还可以让达拉维的居民们稍有宽慰，那么2014年上台的莫迪内阁那种义无反顾的行事风格，正在让“可能性”一步步地变成“必然性”。

“我们不属于莫迪想要的那个印度。总有一天，他会抛弃我们的。”巴特拉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马尔萨斯和马克思

斯文有礼貌、造访过十几个国家的巴特拉并不是印度中产阶级唯一的样本。一天深夜，当我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穿过德里老城的著名地标康诺特广场（Connaught Place）时，恰好和一群聒噪的年轻人擦肩而过。不同于印度中年农民脸上时常浮现出的那种呆滞、麻木表情，德里的年轻人会用一种兴致勃勃的挑衅眼神打量一切外来人，并对中国游客提出一个永恒的无聊问题：“你们国家也有这许多高楼大厦吗？”街头俯拾皆是的沃达丰电信（Vodafone）广告牌、麦当劳餐厅灯箱和在线支付APP招贴画都显示，他们绝非无知无识的一代，而是全球信息爆炸和现代消费主义的宠儿。但这并未赋予他们一种开阔的视野，反而令其变得愈发傲慢张狂。

康诺特广场的中产阶级和达拉维贫民窟里那些胼手胝足的体力劳动者属于两类人：前者从他们出生之日起就是“都市人”，后者则需要经历两至三代人的辛苦打拼，才能真正在这座陌生的超级城市扎下根来。问题在于，随着时间推移，前一类人越发不乐见“外来者”和自己分享相同的繁荣。IT新闻网站TechCrunch首席运营官、前《时代》周刊驻印度通讯员纳德·戴斯蒙德（Ned Desmond）早在2000年就描绘过这个群体的形象：“英治时代的中产阶级是深受西化教育影响的法律和知识精英，如今的印度城市新贵则是一个极度贪婪、焦虑的阶层；他们懂得物质主义的一切好处，却不愿再受任何道德与价值观的约束，故而显得肆无忌惮。”居住在隔离开的别墅区、有摄像头和保镖守护的显贵人士会把内心的高傲隐藏在礼节之下，而“都市人”中的中下层，由于自感工作机会正在被急速增加的外来者所夺走，已经赤裸裸地把他们的不满表现在了言行中。客机降落时拍摄到的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全景（视觉中国供图）

博帕尔贫民窟内的一家住户站在莫迪政府出资修建的冲水式公共厕所前（东方IC供图）彭博社驻印度通讯员伊安·马洛（Iain Marlow）向我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今年春天，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金奈所在的泰米尔纳德邦接连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群体性冲突，造成数人身亡，起因是有人通过加密通信软件WhatsApp传播“穆斯林和外国人正在本地绑架儿童”的假新闻。“当类似的谣言在美国社交网络上出现时，至多造成一通口头攻讦，但在印度却会引起真正的暴乱。”马洛分析道，“这里的平均识字率只有65%，许多人还目不识丁就已经用上了智能手机。他们不具备甄别假新闻的能力，却有着过于强大的执行力和旺盛的狂热情绪。”由于邻国巴基斯坦造成的安全压力的存在，以及执政当局事实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背景，族群矛盾最容易以宗教冲突的方式作为最终呈现形式——信仰印度教的中产阶级分子以互联网视频、假新闻和广播作为动员工具，动员城市失业者和乡村中的活跃分子攻击“窃取”了他们财富的穆斯林群体。尽管从规模上看，1.72亿印度穆斯林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14.2%（2011年数据），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和达拉维的空气污染、传染病以及玛雅普里的露天旱厕一样，族群冲突和城市暴动始终伴随着印度经济实现市场化转轨的整个过程。1994年10月，北方邦、比哈尔邦和“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市同时爆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死伤者达数百人之多。尽管官方毫无例外地宣称暴动系由“巴基斯坦代理人”所策划，但在冲突中表现最亢奋的恰恰是笃信印度教正统派教义的本地中产阶级。这是一场不同族群间为争夺财富分配权和工作机会而进行的新型内战，尽管它披上了由来已久的宗教矛盾外衣。1992年底，鼓吹“本地人利益至上”的激进印度教政党湿婆神军（Shiv Sena）在孟买策划了针对穆斯林社区的大规模袭击事件，造成超过900人遇难。该党至今仍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立法议会占据接近1/4的席位。三个月后，孟买穆斯林黑帮在全市公共场所引爆了12枚汽车炸弹，伤亡者高达近千人。2006～2011年，有国际恐怖主义背景的武装团体“虔诚军”（Lashkar-e-Taiba）和“印度圣战者”（Indian Mujahideen）在孟买、德里两地制造了多起针对平民的连环列车爆炸和酒店袭击事件，死伤者均达到数百人级别。这也使孟买的公共场所至今保留有严格的安检程序，紧张感十足。

排除袭击事件包含的国际背景不论，最近25年印度发生的大规模族群冲突和群体性暴力事件最古怪的特征在于，它们并非在经济衰退期才出现，而是始终和可观的GDP增长率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相伴随。故而暴乱更多会发生在孟买、德里这样人口和社会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大城市，而不是北部和中部贫困的乡村。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阶级战争：宗教教义解释不了它，马尔萨斯和马克思却可以。如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图尔·科赫利（Atul Kohli）在其专著《民主与骚动：印度增长中的治理危机》中指出的那样：一个拥有良好治理能力的政府会倾向于给不同族群提供与其需求和规模相适应的发展空间，但新德里当局做不到这一点。国家满足不了社会的期望，于是允许社会自发地建立合法性并付诸实践，代价则是经久不息的冲突和犯罪。

推崇苏联模式的印度国大党从1947年起控制中央政权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为止，本土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可以决定印度全国的产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在那之后，经济自由化全面启动，基于稳定的乡村人口基数的种姓制度逐步让位于收入分化造成的阶级版图，而全国人口的高速增长导致集权程度不高的印度政府花费了超过20年才对其建立起最基本的控制。乔治梅森大学资深社会学家杰克·戈尔德斯通（Jack Goldstone）对此做出过解释：“高速增长中的人口需要更多公共设施，但缺乏足够统治资源的政府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收入增长机会。这样一来，国库压力、债务、通货膨胀和腐败盛行的情况势必显著增加。这些趋势将恶化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最终使其失去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可谓恰如其分。

马尔萨斯在200多年前提出的人口增长陷阱理论，至今依然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印度上空。尽管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已经彻底解决了本地人的口粮需求问题，但他们的需求早已不至于此。那些使用智能手机、乘坐Uber网约车出行的印度中产阶级每一秒钟都能看到自己的美国同龄人拥有的生活方式，并且希望效仿；更多刚刚涌进达拉维的年轻人则在为他们的第一处郊区住房而拼搏。倘若他们发现财富总量的增长将永远不可能满足自己对理想中产生活的期待时，结果会是什么？当然是马克思式的——最激烈、最彻底的阶级战争。

环境政治学创始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发明了一个概念，用于描述印度社会将会面临的长期危机：“治理能力赤字”。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人口与冲突》中，他这样解释：尽管印度文化具有极强的自主适应能力，但专业知识的匮乏、社会固有的族群裂痕以及政府长期的执行力缺失将导致“建立有效治理的能力出现短缺”。而不受抑制的人口增长，将使这种短缺造成的恶果比预期更早地暴露出来，届时“整个社会将因内讧而发生分裂，即使是有一两个豪杰人物锐意革新也无法避免”。

诚然，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过去20年全球发展势头最迅猛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而不是撒哈拉以南的某个失败政权。从政权容纳力量的广泛性和受认可程度上看，印度相较其宿敌邻国巴基斯坦要优越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剧增对政府治理能力造成的压力就比非洲国家来得轻。是的，新德里和孟买机场内秩序井然，海关边检通道附近永远不会出现与北非国家类似的各色骗子、掮客。但考虑到这是两座人口规模达到2000万级别的超级城市，与北京、上海相比明显稀疏的客流已经确凿无误地暗示：在这里，搭乘飞机依然是一种有财力门槛的阶级行为。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初发布的统计数字，13亿印度人中有58%日均生活开支低于3.1美元；其中又有整整1.8亿人的日均生活开支位于1.9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绝对贫困线以下，占全球最贫困人口的两成左右。作为对比，中国的相应绝对贫困人口数是1.38亿人。原印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兰加拉哈恩领导的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更加悲观：截止到莫迪上台时的2014年，全印度依然有3.63亿人处在本地标准的贫困收入线以下，相当于总人口的30%。这一比例甚至高于历来被视作反面教材的巴基斯坦。2008年12月3日，孟买警察把守在刚刚遭遇恐怖袭击的纳瑞曼旅社附近。11月26日晚，两名枪手闯入该旅社，劫持了6名住客并将其全部杀害（视觉中国供图）作为21世纪初风靡全球的新兴市场神话的一部分，国际资本对印度的看好建立在这样的预判之上：鉴于目前印度总人口中有28.6%是14周岁以下的儿童和婴幼儿，而65周岁以上者仅占5.3%，未来10年亚洲新增劳动力人口的50%以上将会出现在这里。预计到2040年前后，印度适龄劳动人口的数量将由目前的8.85亿进一步增加到10.8亿，并且会比上一代人接受更完善的教育、更容易无缝融入全球化大循环。届时，印度将成为亚洲人口红利的最新一波获益者——类似的情形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但如此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两项重要假设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全球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出的低附加值商品依然有足够旺盛的需求；印度政府能够有效满足新增人口对基础设施（尤其是住房和交通）、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权的要求。前一项目前正遭受广泛质疑：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印度制造”的销路将成为大问题；而印度本国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的存在，意味着内需价值的可靠性还有待商榷。而对扶持民营经济、减少贫困人口和建立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即使是以改革家自谓的莫迪总理也还没有找到太有效的办法。类似达拉维这样的低端经济体依然像30或50年前一样，按照自发的逻辑维持着运转；一旦它们被过于激进地连根拔除，带来的震荡可想而知。自2011年以来，我们在中东和西北非已经见证过无数反面例证：当大量青年人口无法有效转化为实际的劳动力时，后果将会是什么。

2002年3月15日，阿约提亚古城的警察驱赶一群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印度教正统派信徒。受古吉拉特邦暴乱影响，在阿约提亚也爆发了狂热印度教信徒组织的示威游行，有1000余人被警方逮捕　（视觉中国供图）

2002年3月5日，一名在古吉拉特邦暴乱中幸免于难的穆斯林妇女被临时安置在艾哈迈达巴德市中心的一座清真寺内（视觉中国供图）古吉拉特邦神话

在一切关于印度新型族群冲突历史的回顾中，几乎所有西方观察家都会提到一个影响深远的案例：2002年发生在西北重镇古吉拉特邦的暴乱。和孟买爆炸案一样，尽管这场暴乱以宗教冲突的方式得到呈现，但它的直接诱因却是经济性的。2001年1月，古吉拉特邦人口最密集的喀奇县（居民中的3/4是印度教徒）发生里氏7.7级地震，造成近2万人遇难和将近17万人受伤。喀奇县首府普杰市40%的住宅被夷为平地，全县六成以上的居民无家可归，被迫涌入受灾程度较轻的该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避难。政府安置工作的滞后使得数以百万计的灾民长期滞留在肮脏拥挤、基础设施严重老化的省城，并且因为宗教极端分子的煽动，最终将怒火引向了在当地属于少数族裔的穆斯林人群。在2002年春天长达一个月的暴乱中，整个古吉拉特邦共有1400～2000名平民丧生，超过2500人受伤。死者中有超过3/4是穆斯林，其余为印度教徒。

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的政治家，正是12年后以如虹之势赢得全国大选的人民党主席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英国《金融时报》资深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认为，在最初的小规模冲突发生后，正是由于莫迪鼓励印度教徒在艾哈迈达巴德街头举行集体示威，才导致了暴乱急剧升级。而莫迪本人长期参加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团”（RSS）正是纵火和虐杀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因为被认定存在蓄意纵容的行为，直到2014年为止，美国国务院都拒绝颁给莫迪外交签证。

尽管从人民党赢得大选之日起，莫迪内阁的执政业绩就一直在我的关注范围内；但在这次印度之行期间，当我意识到2002年暴乱之于印度人的记忆冲击，犹如“9·11”事件之于美国人后，我开始更加好奇于那位白发总理赖以成名的“古吉拉特邦奇迹”。两位职业生涯超过20年的美国记者帮助我解答了这一困惑，他们都曾经和入主总理府之前的莫迪打过交道，并近距离观察过这位争议人物在印度中西部海岸的施政成效。

“谈起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时，此人就像是一家跨国巨头企业的CEO，但他的穿着和精神气质更像是一位印度教教士。”K回忆起了2009年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第一次见到莫迪时的情景。当时，未来的总理掏出了一张统计数据纸，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了古吉拉特邦高达10.2%的年均GDP增长率、新铺设的1400公里长的乡村自来水管道、占据全国半数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以及已然解决的供电缺口问题。当K盛赞古吉拉特邦正在复制迪拜和新加坡的繁荣经验时，莫迪骄傲地修正道：“单是我们正在规划中的古吉拉特国际金融科技城（GIFT City），规模就足以和迪拜媲美。而整个邦的经济前景应当以韩国为目标。”那座2007年奠基的国际金融科技新城位于萨巴尔马蒂河畔，规划面积达到359公顷，计划新建110座巨型单体建筑（包括5栋高度在35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与新加坡类似的城市级空调系统以及全印度最先进的环保垃圾处理设备，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施工。按照莫迪的设想，未来这里将会容纳5万居民和40名白领阶层，成为从非洲东海岸到北印度洋最大的金融结算中心以及互联网—软件业龙头，整体规模要超过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城和东京的新金融城。

最初借助海路贸易和废旧金属回收业（古吉拉特邦的阿朗是全世界最大的废旧船舶拆解中心）起步，继而依托矿产和能源基础发展在全国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化学工业，最后通过政府投资提升交通、电力、光纤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水平，吸引金融、IT和高端制造业（汽车）进入，一举完成产业升级，这是莫迪为“印度广东”（这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赞誉）古吉拉特邦规划的经济腾飞之路，也是他在2014年之后试图套用于整个国家的逻辑。他的努力不可谓不成功——尽管面临油价回升的外部压力，印度GDP在2017财年第四季度（截止到2018年3月）还是实现了同比增长7.7%的强势表现；整个2017财年全国经济增长率为6.7%，而这已经是最近四年最低迷的表现。与此同时，在2017年8月底，莫迪政府启动了以“百城改造计划”带动钢铁工业扩容的产业升级工程。全国第一大钢铁企业金达尔胜利城制钢（JSW Steel Ltd.）计划在2030年之前新建两座年产量1000万吨的新工厂，以将总体产能提升一倍；其主要竞争对手塔塔制钢（Tata Steel Ltd.）也提交了将年产量扩容400万吨的计划书。所有增加的产能都将被用于瓦拉纳西、斋浦尔等100座老旧城市的交通和住房改造项目，政府为此已经制定了300亿美元的长期预算方案。印度制钢协会秘书长米什拉在邮件中告诉我：“我们的钢铁消费量还远远没有达到像中国一样的饱和状态，未来15年至少还有200%的增长空间。”

无须多么高深的经济学知识，便可以发现整个计划存在的突出缺陷。无论是古吉拉特邦神话的发源地艾哈迈达巴德，还是正在规划翻建的瓦拉纳西和斋浦尔，都是拥有百万级规模人口的历史名城。甚至远在英治时期之前，它们的总体布局和规模就按照南亚次大陆特殊的贸易网络和族群分布，自成体系。古吉拉特邦得天独厚的濒海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它们所不具备的，印度也不可能指望在每个邦都建立一个金融和IT中心。更何况，即使是“古吉拉特邦奇迹”本身，也存在一项显著的漏洞：在莫迪通过大搞基建和营造金融科技城有效提升当地就业率的同时，该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依然是一个空气污染惊人、交通拥堵严重、乞丐俯拾皆是的典型印度大都市。莫迪从未下决心改善它的宜居性，而是小心翼翼地绕了过去，并且诱导国外记者和经济学家们去关注更吸引眼球的新金融城规划。如今，类似的情形正在孟买、班加罗尔和其他地区上演。

不仅如此，对下一阶段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进程造成的社会问题，莫迪多少也有所低估。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印度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尚不足40%；但随着产业结构变化和政府的有意识引导，2030年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到50%。然而除去基建项目本身外，如何解决1.3亿新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正在遭受直接冲击的底层城市贫民和低端商业生态又需要承担多大的转型成本，似乎从未被赋予足够的关注度。

“百城改造计划”固然不无现实意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却可能在无形中加快矛盾的总爆发。建设类似古吉拉特金融科技城和甘地讷格尔（这座正在急速扩张中的新城取代了艾哈迈巴德作为邦首府的地位）这样的高端新城区固然有助于塑造未来印度经济的顶层，但它们对原有老城商业区的打击却可能是毁灭性的——最具消费能力的那个高收入群体被遽然抽离，取代他们的数以百万计的新城市移民却不足以填补其空缺。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具有印度特色的贫民窟经济（也可以称为“达拉维经济”）曾经是这些国内移民获得立身之所和积聚财富机会的起点，但贫民窟经济最重要的低地租优势即将被莫迪的改造计划所消灭。更大的人均居住面积、更洁净的公共卫生和饮水设施无疑值得称道，但它们也意味着更高昂的住宅—厂房租金。除非政府能再度通过顶层设计解决贫民窟住户的就业问题，否则他们将迎来低端民营经济的大崩溃和经久不绝的流民问题。

除此以外，大刀阔斧的基建投资计划，正在召唤出印度政府由来已久的痼疾——公共财政赤字风险和资金监管混乱。即使是在过去5年经济名义增速超过8%的情况下，新德里当局也从未能将财政赤字率降低到3.2%的目标水平。尽管因为外部债务的规模较小，在印度爆发希腊式债务违约危机的概率不大，但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始终受到高度质疑。为“百城改造计划”制定的300亿美元预算案并非全部来自中央财政拨款，标准普尔分析师预测：印度各邦和城市政府在未来5年至少需要发行100亿美元规模的市政债券，才有希望支持莫迪的雄心壮志，但无人能确认他们的偿债能力。不仅如此，目前印度全国正规银行控制的资金总规模约为1.7万亿美元（其中2/3归属国有银行名下），但已经积累了接近21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和坏账。2018年2月，国有性质的旁遮普银行孟买分行爆发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银行欺诈案，确认的骗贷规模高达20亿美元，迫使印度财政部不得不下令清查所有规模超过740万美元的贷款的审批程序的合法性。随后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间，全国最大国有银行印度国家银行（SBI）至少瞒报了36亿美元的坏账，而该行恰恰是一系列政府基建项目的主要放贷方。国有银行在监管力度可疑的情况下放出巨额贷款，这比缺乏资金更加令人担忧。

在德里和孟买街头，仅完成部分施工、随后进度踟蹰不前的高架桥遗址随处可见，加剧了原本已经臭名昭著的交通拥堵状况的恶化。它们大部分是2002、2008和2012年那三轮经济“降温”的产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一波狂飙突进式的经济过热，几乎都会以类似的急刹车而告终。随着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的神话态度趋向谨慎，过去一年里，累计已有37亿美元的“热钱”从印度市场撤出。这一切，莫迪不会看不到。

“但你不能指望莫迪认输。实际上，他这个人甚至连显而易见的错误都很少承认。”常驻加尔各答和孟买超过10年的记者T告诉我，“2008年，我曾经暗示他应该对自己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乱中扮演的不当角色道歉，但被莫迪机警地躲过去了。在成为总理前后，他曾有许多机会不失体面地表达自己的反思之意，但他从未这么做。至今仍有本地穆斯林认为，莫迪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印度教法西斯主义者，残忍而又危险。”2017年1月9日，一群参加揭幕仪式的来宾经过古吉拉特国际金融科技城内刚刚建成的国际证券交易所大楼（视觉中国供图）“休克”的代价

2018年的季风到来之前，印度的国内政局很难用“安宁”来形容。5月12日，班加罗尔所在的南部大邦卡纳塔克（Karnataka）举行立法议会选举。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虽然成功赢得相对多数席位，但由于议席排名第三的新人民党（世俗派）选择与头号反对党国大党结成统一战线，该邦的执政权最终还是落入反对派阵营之手。换言之，在莫迪的第一个总理任期接近尾声之际，印度人民党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北方党”——尽管该党已经在全国29个地方邦中的21个获取了执政权，但始终未能攻下南方五邦，这无疑给一年后的全国大选留下了悬念。5月22日，泰米尔纳德邦2万名民众包围了孟买矿业巨头瓦达塔资源公司在当地开设的一家大型铜冶炼厂，抗议该厂长期超标排放工业废水和废气。当地警察向游行民众开枪，造成13人死亡、102人受伤。泰米尔纳德邦政府随后宣布彻底关停该工厂。而在最北端的查谟—克什米尔邦，义愤填膺的当地民众举行了游行集会，要求从重、从快审判今年1月一起幼女奸杀案中的8名被告。8人无一例外皆是印度教徒，其中4人甚至是当地警察，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整个事件是反对党策划的政治阴谋”的指控。两名该邦人民党部长出现在了声援嫌疑人的集会上，事后他们被迫辞职，而事件的余波至今未息。

花上半天时间收看德里的电视新闻节目，你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莫迪已经四面楚歌，政权更迭只是时间问题。这当然不是全部事实，但它至少暗示了两点：首先，尽管始终存在饱受诟病的效率和地方主义问题，但印度政坛的两党制格局乃至整个民主政体大致是稳定的。雷厉风行如莫迪者，也必须接受反对党的长期监督和舆论鞭挞。其次，莫迪的改革事业被寄予了极高期望，因之一切公共政策话题——从选举公平到环境保护，从公共卫生到女性权益——最终都会被归结到对政府责任的审视和争论上。而人民党深厚的印度教背景、它的“北方党”色彩以及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结成的利益同盟，并非在每一问题上都能赢得民众的信任。

“我从瓦拉纳西来到这里，只为找到一家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替我报税。”丝绸销售商萨钦在德里向我抱怨，“托莫迪的福，我现在的利润变成了零。”萨钦批评的对象是从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国统一消费税（GST）制度，它也被称为莫迪的“第二次休克疗法”，第一次则是2016年11月8日在一夜之间宣布废止所有当前流通的大面额纸币的决定。在莫迪看来，“休克疗法”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负面冲击：在习惯使用现金的印度，兑换新钞将迫使那些收受贿赂的政府官员、长期逃税的企业主以及从事不法生意的无良商人曝光其隐藏财富，从而一举澄清污浊的商业环境。实行统一的单级税制度则可减轻商人的实际负担；而各邦政府虽然不再具有随意开征新税种的权力，但中央政府承诺将统一税收入的42%返还给各邦（过去是32%），同样可以刺激邦政府进一步改善治所内的商业环境。如此一来，未来的“印度制造”将获得真正可靠的制度保障。

唯一的问题在于，莫迪让普通商人和消费者，而不是政府承担去“休克”造成的大部分消极后果。废钞令出台之日，印度政府和央行仅仅留出4个小时时间给国民兑换新钞（理论上需要兑换全部流通货币的86%），大部分银行也没有准备好足够数量的新钞。结果遂使孟买、加尔各答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潮，一些走投无路的底层城市贫民和农民甚至选择当众自尽。长期使用现金结算工资的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和社区零售业直到12个月以后仍未能恢复当初的经营规模，而整个印度经济因此蒙受的增长率损失可能高达2%。

税制“休克”的影响与其相比也不遑多让。萨钦先生现在需要雇佣一位德里的特许会计师帮他准备报税所需的各种表格和材料，每次收费22美元；另外还需要注册企业专属的电子税务账户和网络银行，以便完成最后的支付程序。所有这些步骤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只能由他个人承担，政府不曾提供任何通知或培训。如果说对他这样一位小有资财的中年商人来说，这一切还可以勉强容忍，那么对瓦拉纳西那些半文盲的个体经营织户来说，就是不折不扣的灭顶之灾了。“整个瓦拉纳西有50万纺织业从业者，大部分是个体或家庭经营的小本生意人，有许多完全不识字。过去我只用将丝绸原料提供给他们，待编制成整幅的纱丽之后再收购、并扣除成本，如今则要帮他们每个人报税。”萨钦介绍道，“既要防止他们被税务官吏逮捕，又要避免他们破产，于是所有的额外支出都转嫁到了我这个中间商头上。”那些由城市贫民转化而来的织工和达拉维的百万居民一样，此前从未接触过电子账户或网络支付，大部分人没有智能手机，莫迪却指望他们迅速融入一种美国式的自主报税模式。“或许对政府来说的确有必要，但莫迪在铁轨铺好之前就把火车开了出来，这太疯狂了。”

但也许我们都错了。莫迪没有疯，他只是不把这些运营“非正规经济”的城市贫民当作自己的基本盘——如同达拉维的巴特拉先生所言，他们不属于“莫迪想要的那个印度”。今年2月，印度财政部公布了2019年大选之前最后一份年度预算案，其中明确承诺将提高包括主粮在内的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并拨款赞助农机和电力企业为北部的农业邦修建更多灌溉、发电和养殖设施。新上马的国家健康保障计划（NHPS）承诺为全国5亿人口提供每年最多7400美元的医保报销额度，运输和航空业也将从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基建项目中受益。城市消费者和国外消费品厂商则成为最主要的成本承担者——从今年夏天起，已经统一的消费税征收比例将由3% 一次性提高到4%，这势必会带来物价的全面上涨。而尽管印度政府明确表态欢迎外国资本继续进入当地，但进口手机的关税却从15%上调到了20%，以迫使外商品牌在印度建立更多厂房、雇佣本地工人。

显然，莫迪清楚人民党的基本盘所在：13亿印度人中依然有六成以上生活在农村，他们，而不是达拉维的居民，将决定现任政府在2019年大选中的前途。在卡纳塔克邦议会选举中，已经曝出了人民党官员试图从民众手中“买票”并公然虚报本党得票率的丑闻，这构成了执政党殚精竭虑提升得票率的另一面。尽管无论是“印度制造”的蓝图，还是雄心勃勃的“百城改造计划”，长期目标都在于提升全国的城市化比例，使农民进入城镇、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提供血液；但莫迪并不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从此他们将不得不和朝令夕改的税单、随时可能被拆除的贫民窟以及日复一日的严重空气污染、塞车（德里和孟买的平均市内通行速度不足每小时15公里）为伍。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案，目前都还停留在总理大人的脑子里。

2018年5月12日，一名班加罗尔市民在卡纳塔克邦立法议会选举投票站用墨水印指模。尽管莫迪所属的人民党成功赢得相对多数席位，但该邦执政权还是落入反对派阵营之手（视觉中国供图）

2017年11月8日，国大党下属的青年团体“印度青年大会”在新德里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莫迪政府在一年前断然推行废钞令（视觉中国供图）于无声处

“莫迪改变了印度吗？”在踏上次大陆之旅前，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而在亲眼目睹了达拉维和阿南德·帕尔巴特贫民窟的日常生活之后，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印度仍是那个印度，只是经过了人民党政府某些恰到好处的“装修”。在班加罗尔、德里的诺伊达（Noida）和古吉拉特金融科技城，莫迪当局通过打造以金融、软件、制药以及外包服务业为核心的“高端”产业群和卫星城，成功吸引了国际资本的关注和投入——即使是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中，上述产业也是利润空间最大、需求最为密集的板块，而仅凭印度的人力成本优势就足以营造欣欣向荣的气氛。在次大陆腹地的广大农村，政府通过价格保护机制成功和电力、灌溉设施的改善赢得了农业利益集团的支持，从而为长期执政创造了民意基础。而处在两者之间的中低端城市人口则被选择性遗忘了。尽管从长期来看，恰恰是这个城市中下层居民群体构成了农业地区和高端产业群之间的衔接。

“看看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留下了什么，你就能心领神会。”长期关注印度洋安全问题的美国地理政治学者、资深驻外通讯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告诉我，“在他离任前夕，那里5岁以下的儿童有将近一半营养不良，3/4的妇女患有贫血，识字率刚刚超过65%的全国平均水平。”尽管在公开场合以底层民众的守护者自居，但真正令莫迪倾心的始终是那些有助于印度获得大量外部资本投入的产业和地区。在印度，“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的弊端远比许多后发国家出现得更早、更棘手，而莫迪目前还无暇对它们做出修补。

6月26日，汤森路透基金会（TRF）公布了题为《2017年全球女性生活状况最不安全十大国家》的调查报告。在550位专家的投票结果中，印度“众望所归”地名列第一，甚至超过仍在战乱中的阿富汗、叙利亚和索马里。据该报告披露，2017年印度平均每天发生超过100起性暴力案件，涉及强奸、人口贩卖、强迫婚姻和强制生育，并且仍在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持续增长。和10年前相比，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发生数量增加了83%；平均每年有超过200万妇女因为担心安全问题，选择放弃全职工作，成为家庭主妇。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目前印度女性的就业率刚刚达到27%，这一比例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仅仅高于存在宗教政策障碍的沙特阿拉伯。倘若这种状况无法获得改善，理论上到2025年，它将给印度GNP带来超过1/3的损失。

在德里中部的帕特尔格尔工业区，电镀厂主辛格的夫人向我回忆了她的经历：大学毕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她在德里南郊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每天必须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往返。由于当时公共交通工具上尚未设置女性专用车厢，每一趟通勤都意味着遭遇层出不穷的恶意肢体触碰和言语挑逗。一年之后，她开始长期租用私人汽车和司机，但依然有好几次被来历不明的男子搭乘三轮“突突”车（Rickshaw）跟踪，而警察对此不闻不问。结婚之后，辛格夫妇为自家的公寓安装了报警器和电视监控设备，接着又开始担忧一对儿女在学校可能遭遇性侵害。最终，精疲力竭的辛格夫人放弃了独立开创一番事业的计划，成为丈夫的助理：这样对她本人更加安全，也可以随时照管在附近学校读书的孩子。“我在大学学习国际贸易，还有律师资格证，本可以在许多外资企业谋得一份高薪。”她的语气依然有些不平，“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政府不保护它的妇女。”

这实在是一种荒谬顶透的现象：在一个性别歧视素来严重的国家，受教育程度最高、独立意识最强的一批女性，却因为整体治安环境的恶化，宁可放弃来之不易的高收入职位。麦肯锡的调查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印度女性企业家、律师和外企白领选择成为全职主妇或中小学教师，以避免在拥堵严重的大城市进行远距离通勤。本应成为护士、保育员和美容师的年轻女孩们由于担心在出行途中遭遇侵害，宁可放弃参加政府开办的免费培训班的机会。而莫迪内阁自始至终否认问题的严峻性：直到2016年，印度政府才修改了刑法关于惩戒未成年少女性侵犯的条款（最高可判死刑）；除此以外的一切，始终被他们攻击为“无聊的蓄意丑化”。

“社会病”对印度经济发展造成的潜在掣肘，远不止反映在妇女权益问题这一项上。2018年初夏，一场轰轰烈烈的“空调战争”正在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主要城市陆续展开。白昼超过45摄氏度的高温使得拥有独立住房的郊区居民宁可向亲友借贷，也要筹资购置第一台家用空调。巴特拉告诉我，他的两位资深员工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更安心地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借款装上了空调：“他们的月收入只有500美元左右，在孟买处于普通水平，但为了让孩子能有更好的职业前途，一定会倾尽全力。”到2016年为止，家用空调依然属于只有10%的印度人可以享受到的特权待遇，但这一切正在改变：不仅是莫迪政府所看重的经济统计数字和“高端”产业的规模需要增长，普通印度人也希望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哪怕步伐极为缓慢。为应对愈演愈烈的性暴力威胁，勒克瑙的妇女自卫团体“红色旅”开始向其成员教授女子防身术（视觉中国供图）但这一切并不容易。尽管自2015年以来，莫迪政府升级农村输变电线路的措施已经大大改善了印度腹地的生活用电状况，但因为发电设备老化、核电所占比重偏低（仅为1.8%），南部和东北部地区依然存在22.2%和12.9%的日常电力缺口。在德里、孟买这样的超级城市，供电中断的情况在夏季平均每天要发生2～3次，每年累计造成数千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空调购置数量的大幅度上升，势必给民用供电带来更沉重的负担。与之同样棘手的还有来自外界的压力——2016年10月，超过15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在卢旺达气候会议上达成协议，宣布将在2028年之前全面停止温室气体氢氟烃（HFC）的生产和排放，而氢氟烃恰恰是印度市场上销售量最大的廉价空调使用的制冷剂。对历来重视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观感的莫迪政府来说，减排势在必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普通印度人不得不购买价格更昂贵的新型空调。在政府与民众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张力。

妇女的声音、空调购买者的声音、饱受塞车和断电困扰者、达拉维居民的声音，或许不会反映在政府支持率的消长上，或许不会妨碍莫迪向他的潜在投资者展示另一份波将金式榜单，但它们的的确确存在着。它们不是“蓄意丑化”，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印度通往“未来之国”（这是《彭博商业周刊》对印度经济前景的评语）的旅途上无法绕过的巨石。如果说在第一个总理任期里，莫迪已经为他的国家找到了一个适于和世界市场接轨的上层框架，那么在随后的日子里，如何稳住支持这个上层框架的底部结构，包括避免巨大动荡和族群冲突的出现，将会是更严峻的挑战。而在这场漫长的征途中，资本的力量并不总是会和他站在一起。

70年前，古吉拉特邦诞生过的最著名政治人物——“圣雄”甘地在新德里街头被一名国民志愿团成员暗杀。70年后，另一位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声望的国民志愿团成员正领导着新德里的中央政府，准备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莫迪来说，他需要克服的困难绝不亚于当初的甘地，而艰巨的考验还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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