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会，印度“硅谷”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主要商业街布里盖德路夜景（本组图片：视觉中国供图）
2018年6月24日，一名班加罗尔市民带着孩子参加在斯里坎特拉瓦体育场举办的大众经典“甲壳虫”汽车俱乐部会员活动“2004年2月的班加罗尔之行让我重新找回了思路，我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世界是平的》第一章里，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笔调热情，是班加罗尔，全球软件外包的中枢，唤醒了这位“睡梦中的”全球化捍卫者。在班加罗尔，他看到正在变平的世界。
我当然没有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好眼力。
不过，在2017年初移居班加罗尔之前，和这位美国同行一样，我双脚痒痒，被好奇心挠着，跑遍中国后，我跑刚果，跑乌干达，跑哥伦比亚，世界各个角落里，我遇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包工头、帮派老大、走私犯。
在丛林、矿山、无人抵达的草原，他们架桥开路，我也看到一个更平的世界，不过并非被高科技拉平，而是传统的水泥钢筋。
班加罗尔同样唤醒了我。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另一个中国全球化的镜像，中国新经济时代的全球化。
新班加罗尔人
索尼世界路口，连接科尔曼加拉区和英迪拉区，在班加罗尔市中心南部区域，是印度创业者的飞地，聚集着大大小小的创业公司、孵化器、天使投资机构。
我在印度的第一项技能，是要学会重新行走，穿过索尼世界路口，到对面的Spar超市购物。
印度南方人大多温和，不急不躁。但只要坐到驾驶室，这些品格就突然蒸发，他们开车的风格，就像行人走路一样，突然停车、转向，没有交规约束，也没有中国遍布大街的摄像头，司机和行人都成了机会主义者。
穿越或者逼停迫身的车辆，从中趟出一条路，无数次的练习后，我变得娴熟自信。
似乎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尤其考虑到，班加罗尔交通状况糟糕，已在全印臭名昭著。连巴拉（Bala）也好奇，我是如何适应的。
2018年4月初，班加罗尔东郊的西格玛软件工业园内，巴拉和同事刚入新办公室的第二天，在仍未散去的装修味里，时隔半年后，巴拉很绅士地再次问起，班加罗尔的日子如何？
我的答案逗得他大笑不止——“只要回中国待上两周，我就想死在这里。”虽然夸张几分，并非信口开河。
他是班加罗尔土著，在硅谷工作17年，前几年，裸辞惠普高管职位后，巴拉回到故土。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毕竟，即便班加罗尔再欣欣向荣，也不过被冠之印度“硅谷”。
这个问题或许多余。2017年中，MoneyTap从红杉资本融到1230万美元。
2015年9月，巴拉、Kunal Varma和Anuj Kacker创立印度第一个基于手机应用的现金贷平台MoneyTap，给月收入约5000～8000元人民币的印度白领提供信贷。
他解释，印度银行系统由国有银行掌控，它们低效、僵硬，服务着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财团，民众很难从银行获得服务，信贷“痛点”恰好孕育出印度巨大的现金贷市场。
正是由于印度市场的诸多痛点，和硅谷的巨大落差，让巴拉们意识到印度的潜力。
不仅巴拉，印度连锁茶店Chaipoint刚在班加罗尔庆祝第一百家店开业。创始人Amuleek就是哈佛商学院毕业，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回流。
而印度另一家电商独角兽Snapdeal，创始人几乎拥有一致的经历。
2016年1月，华尔街日报曾专门刊文《印度欢迎技术精英回家》。
中国人来了
在席卷班加罗尔的创业浪潮里，2013年1月，在靠近科尔曼加拉区的HSR,普尼特·马努加成立在线心理咨询平台YourDost。
2017年7月，他发现，自己业务激增，客户都是软件服务外包公司的码农，他们要么已失业，要么很焦虑，担心自己失业。
这是班加罗尔的真实写照。以Infosys为代表的外包行业正在衰落。幸运的是，班加罗尔跳上新经济快车，以电商为例，印度排名前三的Flipkart、Amazon India、Paytm Mall，均落户于此。
在新经济时代，班加罗尔的价值也被中国人重新定义。
即便托马斯·弗里德曼不吝溢美，给班加罗尔戴上全球化的桂冠。它仍是中国人的盲点，一座从贫穷中突围的IT城市，仅此而已。在2014年之前，生活在班加罗尔的中国人，不到300人。
2010年左右，成都市雄心勃勃地开通直飞班加罗尔的航线，但乘客寥寥，勉力支撑三年后，不得不取消。
此前，只有华为，他们是班加罗尔的最早中国拓荒者。18年前，华为总裁任正非决定，在此开设印度研究院。如今，这里成为仅次于深圳总部的研发中心，员工接近4000人，90%以上是本地人。
最近两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提速，有全球化野心的企业家，开始频繁造访班加罗尔。
2017年12月中旬，娶了位印度夫人的李俊杰，联合中国创业者左利斌和其他几人，在班加罗尔举办第一次中印企业家的论坛。
跨境电商星商创始人张海政远在深圳，在一个微信群里，偶然看到会议信息，他当即买好飞往班加罗尔的机票。
2018年6月，在深圳龙岗区的办公室里，张海政告诉我，“准备按100人的规模去招”。
在亚马逊等各大电商平台，星商的客户都是外国人。“在深圳找个英语流利的客服，差不多要一万块。”
这位憨直的留美博士算了一笔账：印度招100人的成本，在深圳只能找两三个人。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市场的规模约为1113.4亿元，增长率为49.6%。预计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的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而印度廉价的人才，为中国电商提供了巨大想象空间。
相比张海政，SHAREit的王超已是一名印度通。在加入SHAREit前，他在印度有多年媒体从业经历。
几年前，SHAREit在海外收获几亿用户的消息传回国内，许多人才记住它的中文名茄子快传。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15亿用户，稳居41个国家Google Play工具类榜单排名第一，64个国家App Store效率榜排名第一，目前已经成为印度、印尼、中东、南非、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应用”。
SHAREit（茄子快传）诞生于2012年企业内部的一次团建。深山里手机信号不足，没办法分享刚拍的照片，于是催生了开发一款可以无网近传手机APP的想法。
随后，SHAREit在印度开花结果，以跨平台快速无网传输的特点迅速打开印度市场。这是中国应用出海的一个缩影。根据App Annie的数据，2017年，印度APP市场占比最大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29%，中国16%，印度本土APP仅占9%。
1. 2017年8月2日，在位于班加罗尔市郊外的本田摩托车卡纳塔克分公司4号流水线上，两名工人正在安装发动机零部件
2. 2017年3月31日，班加罗尔一家电信公司的营业厅内，员工正在试用“小米”手机
3. 2005年4月7日，华为印度研究所的本地员工和中方工程师在班加罗尔的办公室（本组图片：视觉中国供图）向东看
中国企业的热情，在2017年6月被浇了一盆冷水。
当时，中印军队在洞郎地区发生对峙，局面僵持近两个月。
不过，即便中印关系跌入最近数十年的谷底，依然没有阻挡印度企业向东看。
2017年6月28日早晨，科尔曼加拉的共享空间Innov8正举行路演，轮到投资人拉胡尔分享时，他的幻灯片上，列上印度的创业企业外，还一一标注对表的中国企业。
我早已“见怪不怪”。此前，我去拜访在线医疗创业者Satish，他没有拐弯抹角，说自己公司要印度的“春雨医生”。
原来，他在硅谷专门雇佣了一位斯坦福毕业的中国学生，追踪、分析中国在线医疗行业的动态，然后译成英文，供他参考。
中印对峙期间的这场路演，我向印度创业者介绍自己是中国人后，并没有遭遇一丝敌意。相反，会后，一位印度投资人给我发了六条消息，外加一个电话，反复叮嘱，“带几位中国投资人过来啊！”
根据香港研究机构AVCJ的报告，在2015年和2016年，以阿里和腾讯打头阵的中国企业在印度共投资32亿美元，而在同期，来自美国的投资只有14亿美元，不到中国的一半。
阿里巴巴、腾讯持续加注印度市场，印度创业圈学习中文的兴致，也被撩拨。
“中文太难，能学会简单的对话，那就不错了。”2018年3月中旬，库纳尔·沙阿（Kunal Shah）在他Wework的办公室求助于我，要我帮他在班加罗尔觅一名中文教师。
在印度，库纳尔·沙阿是耀眼的创业明星。2015年，他以4亿美元出售自己创立的线上支付公司Freecharge时，年仅30岁。
“成功太早也麻烦，”他半开玩笑，“不知道还能干嘛。”
还好，两年后，他找到新的创业方向，虽然他三缄其口，不愿透露新项目。创立Freecharge时，他拷贝的对象是Paypal，硅谷知名支付公司。第二次创业，他对标上中国公司。
他不仅要学习中文，在他筹备的项目里，还专门聘来两位南京大学的实习生，收集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资讯。
不过，库纳尔·沙阿或许隐藏了他师法东方邻居的真实原委。
Freecharge被出售的同一年，它的竞争对手Paytm获得蚂蚁金服注资。彼时，传言甚嚣，腾讯有意入股Freecharge，以求在印度支付赛道获得一席之地。但传言没有兑现。
对手Paytm获得蚂蚁金服的金援，还有成熟的在线支付技术。“那时候（2016年），每个月都有十几个中国工程师在诺伊达（Paytm总部所在地），现在，他们的后台几乎和蚂蚁的一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2018年，Paytm创始人夏尔马（Vijay Sharma）被《福布斯印度》被评为40岁以下最富裕的亿万富翁。去年年初，我在杭州西溪宾馆见到他时，他说，几乎每两个月，要来一次杭州。
去年，Freecharge再次被转手，仅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被一家银行收购。
“如果腾讯当时投资你们，你觉得，Freecharge的命运是否会不一样？”
“当时情况很复杂。”库纳尔·沙阿避开话锋。
两周后，我给他挖到一名中文教师——一位在中国手机企业工作的姑娘。此前，她在教小米印度CEO简恩（Manu Jain）中文。
更中国，也要更印度
2017年2月，负责小米国际业务的副总裁雨果离职，曼努补缺，他还被任命为小米印度区董事总经理。
上任一年后，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小米印度的市场份额达到31.1%，位居第一，超过三星近5%。
在班加罗尔创业圈，一直传言，曼努主动抱上小米“大腿”，中介人则是他在麦肯锡的前同事特瓦里（Navin Tewari）。
“真的假的？”今年4月初，在班加罗尔Embassy创业园，我向他求证。
“是这样的。”他说。有特瓦里牵线，曼努终与小米“二号人物”林斌取得联系。
特瓦里创立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Inmobi是印度最早的独角兽，因此，备受印度创业者尊崇。这部分也与他显赫的家庭出身有关。
“我现在回家去，祖母还常常说，以后还是回来教书比较好。”他笑着说。
他祖母是印度理工的第一位女教授，家族成员也全都是知识父子，祖母至今不能“原谅”这个已经成功创业特瓦里。
在班加罗尔，我观察到中印创业者之间迥异的创业背景。塔塔集团董事英国人阿伦在他的新书《繁荣国度》中提到，印度最成功的前100名创业者，一半以上都来自种姓较高的家庭，几乎没有人出自贱民阶层。这和中国形成相当反差，中国最成功的创业者，大多来自三、四线的小城，比如湖北仙桃的雷军、江苏宿迁的刘强东、福建龙眼的兴等。
不过，阶层的天花板也逐渐在被印度创业者捅破，印度最新冒出的独角兽企业Byju’s就是其中之一。创始人Byju出生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乡村。
“你觉得和大部分印度创业者相比，乡村经历会成为瓶颈吗？”今年3月底，我将这个问题抛给他。
“不，这是优势。”Byju非常自信地回答。
在印度的一年半时间，我接触的印度创业者，不管Byju，特瓦里还是库纳尔·沙阿，无一不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惊叹不已，认为印度同行应该向中国学习。
“那么，中国创业者有什么可向你们学的呢？”采访特瓦里时，我问他。
他思考片刻，“印度企业家更有全球视野，或许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或许是因为印度的市场还在起步，我们在创业时，就想着其他国家。”
这是特瓦里和Inmobi的故事。尽管在班加罗尔发家，但是美国和中国才是Inmobi 最大的两个市场。
而在上周的软银股东大会上，总裁孙正义对另一家印度连锁酒店OYO的雄心褒奖不已。它已低调进入中国，在20多个城市开张。
2004年12月刊的《纽约书评》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评论，中国和印度要想取得更大成就，中国要更印度一些，印度要更中国一些。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两国的创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