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罗尔特快”：管窥印度式全球化
2017年9月29日，在德里南郊的工业卫星城诺伊达，一群当地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装配智能手机（视觉中国供图）
2016年3月1日，一群新德里高中生正在校门外做最后的复习，准备参加当天举行的“印度高考”——初等教育国家认证（CBSE）考试（视觉中国供图）看不见的走廊
在我启程前往印度之前，关于“班加罗尔特快”的零星记录已经在我的记事本里存在了很久。那是一个与18～19世纪的东方贸易极度类似的故事：每周二下午，会有一群美国顶级IT企业、投资机构和咨询公司的代表在旧金山坐上德国汉莎航空的一架波音747型客机，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和一次欧洲经停，抵达“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开始他们的亚洲冒险。在商务舱座席上度过的旅程将会是他们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最舒适的旅行体验；因为一旦抵达印度，炎热的气候和永不停歇的堵车会让这些习惯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精英们叫苦不迭。但他们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涌来，犹如200多年前乘坐飞剪式帆船、载着茶叶和丝绸航行于海上的水手。
一位曾在小米科技服务过的美籍管理层人士向我回忆了他搭乘这班“特快”的经历。由于印度存在大量无法核实的“垃圾”商业信息，商务舱的乘客们在自报家门并交换名片之后，通常会狡黠地抛出自己确实掌握的商机的一条“尾巴”，吸引邻座的同行以等价物做出交换。“我这里有8家声讯业务外包公司的可靠资料，谁能找到计算机主板装配厂？”“有没有专攻印度市场的私募基金的代表？有个好项目可以一起聊聊。”诸如此类的对话几乎每一分钟都在进行，宛如公开的商业情报集市。交流者中有不少人是同行，有一些甚至具有直接竞争关系；但只要存在前景光明的产业和客户，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交换的。一些有备而来的技术人员和律师甚至在旅程结束前就找到了新雇主，这至少证明汉莎航空公司是有投资眼光的——2001年，他们率先决定开通班加罗尔和美国西海岸之间的直航线路，并将这架747型客机的商务舱座位增加到80个。如今，湾区的许多票务代理商每年能卖出总额数百万美元的直飞印度机票，东西方的硅谷通过空中走廊连接在了一起。
这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方奇迹。仅仅20年前，印度个人电脑的安装数量还只是180万台，每100人中仅有10.5部固定电话，密度在全亚洲位列倒数第三。当美国已经保有3000万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时，印度的相应数字是4.5万台。但到了2016年初，全印度信息技术服务（IT）和业务流程管理（BPM）外包企业的总产值已经达到1190亿美元，占据全球软件出口市场20%的份额，规模仅次于美国。从2010年到2015年，印度IT产业出口部门的产值一路由500亿美元翻番至98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多。考虑到今天的印度依然是一个识字率刚刚超过65%的教育普及落后国家，则其IT产业的发达程度就更令人叹服了。
如果说中国高度普及的九年义务制教育、相对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东南沿海民营企业的兴起早早奠定了成为“世界工厂”的硬件基础，那么印度政府同样清醒地认识到：类似的经验无法在南亚次大陆复制。早在前殖民地时代，缺乏向心力的次大陆版图上就出现了数个人口、资金高度集中的核心贸易城市；进入20世纪后半叶，3个1500万人口规模的超级都市圈（德里、孟买、班加罗尔）和一个500万人口的东部大城（加尔各答）地位已相当稳固，只有它们积累了足够的流动资金、高等教育和科研设施以及相对完善的市政、交通条件，可以充当经济起飞的助推器。因此，印度政府决心使其外向型经济高度精英化、集约化，瞄准前期需要投入资本较少、更倚重智力和教育资源的软件和IT服务产业，给予其重点扶持和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
和“中国模式”专注的制造业相比，“印度模式”的核心支柱本质上是专业技术人员，而非设备和厂房，这显然是一种前期资金要求不高的轻量级产业。而班加罗尔和孟买高等学府中培养出的那些中产阶级子弟，恰恰最适于就近从事此类工作。大部分印度IT业从业者早期从事的是无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低级外包出口业务；当美国西海岸正牌硅谷的员工们进入梦乡时，他们的印度同行恰好可以在白昼时区接上工作，承担系统升级、数据包加工和纠错杀毒等工作。初期经验积累完成之后，一批印度本土知名软件企业应运而生，进驻了班加罗尔、孟买等地的IT产业园，并开始和全球主流IT巨头开展更高层次的商业合作。麦肯锡国际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全印度直接从事软件外包服务业的专业人员多达230万人，另有650万人间接与此相关；在2016年全球软件业离岸外包目的地排名前10的城市中，印度独占6座，已经成为声名在外的业界样板。
国大党创始人之一、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视觉中国供图）
1889~1905年担任印度副王兼总督的英国著名政治家乔治·寇松侯爵（1859~1925）（视觉中国供图）尼赫鲁与寇松
在2004年之前，已故的英属印度副王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侯爵的名字甚少在官方媒体中被公开提及。在国大党政府传统的甘地－尼赫鲁主义叙事中，那是一个反面角色：1899～1900年，在他治下的印度中西部发生了死亡人数超过100万的大饥荒，紧接着孟加拉邦又在1905年根据宗教族群的分布差异被拆分成了两块。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由来已久的历史叙事中，这些都属于殖民者犯下的冷血罪行，永远值得唾弃。
尽管在独立运动过程中曾经多次借用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内省教义，甘地－尼赫鲁主义的本色依然是后殖民地式的。英国人离去之后，他们渴望迅速建立一个强大而稳固的现代国家，恢复印度文明在古老年代曾经有过的荣光，并以某种方式报复和羞辱曾经的殖民者。1961年，尼赫鲁做出了一项完全出于面子意识的重大决策：为了平息极端分子对“国大党在陆上划界问题上向中国妥协”的指控，他派出4.5万人的大军，在48个小时内占领了葡萄牙留在印度的三小块殖民地果阿、达曼和第乌，俘虏了4000多名守军中的绝大多数。此举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毫无必要，不过是为了在欧洲人面前出一口恶气。而这又反过来煽动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骄傲情绪，使他们在1962年主动对中国挑衅，最终以军事惨败而告终。尼赫鲁也在两年后郁郁而终。
直到1998年基于偏执心理引发南亚核危机，并最终招来国际制裁和资本外逃的恶果之后，才有印度政治家逐渐回忆起寇松的遗教。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里，他曾谆谆告诫印度人：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不是领土和疆界，而是基于分享经济繁荣形成的长期影响力。在当时，寇松所指的是“苏伊士以东经济圈”：在英帝国基于全球商品贸易和资本自由流通形成的大循环中，印度的影响力可以辐射至波斯湾、阿富汗、缅甸和暹罗，构成一个规模稍小的次级经济圈。而辛格和莫迪这两位寇松的传人对一个世纪前的经验做了进一步调整：在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循环中，印度将使其由最高阶技术精英构成的IT和金融业服务于欧美发达国家，方兴未艾中的重工业满足本国和中东市场的需求，出口附加值最低的消费品和低端制造业则主要占领南亚和东盟市场。甚至连劳工也可以作为一种“产品”进入地区市场：在阿拉伯世界总会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只有站在新寇松主义的角度，才能理解莫迪的一系列施政方针的用意。尽管同样被视为坚定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并且曾经在边境争端中对中国做出挑衅，莫迪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远不像尼赫鲁父女那样强横而顽固。在巴基斯坦成为拥核国家之后，尝试从领土上对其加以占领或肢解已经变得不现实了。重要的是使周边国家对印度的商品、技术和劳动力形成依赖，使南亚的每一个次级区域都“结成相互依赖、互惠共荣的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迪希望在辛格时期的“世界办公室”模式上更进一步，打造“印度制造”的品牌。
如果说以软件外包开发为支柱的服务业构成了印度经济与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纽带，那么“印度制造”就是莫迪政府打造南亚—东南亚次级经济生态圈的关键步骤。类似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缅甸这样的国家并不需要多么专业的IT和金融服务，但对空调、手机、手表这样的消费品和初级机械设备依然有旺盛的市场需求。而莫迪希望把目前在这些国家占有优势的“中国制造”商品挤出去——不仅凭借价格优势，也要利用政治情感牌和距离优势。素来以质量低劣、工期延宕而臭名昭著的印度军工企业在最近几年已经延揽到了一个新客户：同样拥有大量苏制武器，却与中国关系微妙的越南。而随着南海周边国家陆续着手采购第一批潜艇，拥有自主建造和维修潜艇能力的印度也将成为有竞争力的维修和升级服务提供商。从这个角度看，印度造船业长期以来坚持只与欧美公司合资建厂，却拒绝出让控股权的保护主义做派显得不无道理，也即将迎来收获。
尽管常常被拿来和“中国模式”做比较，但“印度模式”终究有其独特之处：在通过集中高端人力资源、重点发展IT服务业掘得第一桶金之后，莫迪政府最终也决意转向打造制造业基础的“固本”之举。印度或许不会成为未来的“世界工厂”，但在新寇松主义的指引下，它正在朝“南亚工厂”的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技术优势不足以形成代差、价格优势正在逐渐被侵蚀的中国出口商品，极有可能遭遇来自次大陆的挑战。毕竟，寇松侯爵在1909年曾经做出过这样的遐想：“有朝一日，现代印度将会成为亚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