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园使用者的场所依恋影响因素探索
摘 要：近几十年，场所依恋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它关注人与场所之间的情感联系。通常，影响场所依恋的因素随研究的场所性质变化而发生改变。以广州市流花湖公园与珠江公园为例，运用场所依恋测量量表及SPSS22分析软件，探索城市使用者的场所依恋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使用者的场所依恋形成包含多样化的影响因素，其中，使用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参与活动的总时长、活动频率和参与活动的人数是与场所依恋的形成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影响因素；场所的物质环境特征与场所依赖有直接联系，与场所认同有间接联系；游憩专门化、深度休闲等游憩活动方式与场所依恋的形成存在紧密联系。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了城市公园使用者的场所依恋形成机制。
关 键 词：风景园林；场所依恋；场所依赖；场所认同；游憩专门化；深度休闲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6-0088-06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12-27
修回日期：2018-03-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珠三角城市综合公园社会效益测量指标和方法研究”(编号51678242)和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编号2017ZD033)共同资助
通信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email protected]
Abstract: Place attachment is a theory which concerns about person-place emotional bonding. In recent decades, it has become a popular research concept. The predictors of place attachment change with the types of place have certain research value. In this paper, Liuhua Lake Park and Pearl River Park in Guangzhou were used as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predictors of the users' place attachment to urban comprehensive park.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is based on the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i.e.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scale developed by Daniel R. Williams, and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by SPSS 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redictors of place attachment are diversified, and the predictors include users' age, degree of education, the history and frequency of activitie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hich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lace attachment.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dependence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features of places is direct, whi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lace identity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features of places is indirect. 3)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serious leisure have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place attach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and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iscuss the mechanisms of users' place attachment to urban park.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ce attachment; place dependence; place identity;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serious leisure
近几十年来，场所依恋这一概念作为场所理论的重要内容，一直是国外游憩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1]。场所依恋关注的是人与场所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系，由Daniel R. Williams和Joseph W. Roggenbuck于1989年正式提出，指的是人与场所之间基于感情(情绪、感觉)、认知(思想、知识、信仰)和实践(行动、行为)的一种联系，其中，感情因素是第一位[2]。Daniel R. Williams最早提出了场所依恋的经典二维结构，场所依恋包括个体对场所功能上的依恋——场所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精神上的依恋——场所认同(place identity)，并在此二维结构的基础上开发了场所依恋评测量表[3]，成为目前国际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场所依恋测量方法[1]。
目前，国外大部分场所依恋研究成果以居住地的“邻里依恋”和“社区依恋”为主，近年来有向游憩场所转移的趋势[4]。笔者认为，游憩场所主要由旅游目的地以及城市开放空间和自然游憩区域组成。其中，旅游学科的主要研究旅游目的地，它的场所依恋构成非常复杂。在游憩学科领域，以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为主；这是因为城市公园和郊野自然区域与市民日常生活休闲息息相关而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场所依恋影响因素进行过探讨，但实际上影响场所依恋的因素比较多，研究的场所性质不同，影响因素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目前场所依恋影响因素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社会变量和物理环境变量[1]。Maria Lewicka总结说，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包含居住时长、年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房屋拥有权、社区大小和流动性等；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对于居住地的安全感是社会变量的2个最主要的组成因素；物理环境变量则包括了建筑物的规模、类型、周边环境等[1] 。Gerard Kyle认为，在游憩场所中，对场所自然和文化历史的了解程度、社会交往的参与、私密性、享受自然和健身活动等都和场所依恋的形成有关[5]。本研究选择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借助国际上通用的场所依恋量表以及定性的测量方法，除了对普遍认同的影响因素三方面进行探究之外，还根据研究场所的性质，着重从物质环境、游憩活动、文化认同等方面，探究其是否是场所依恋形成的影响因素。
在城市中，有着较完善的康乐设施和良好绿化环境的公园绿地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交往和游憩休闲场所，是市民经常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间，具有普遍的依赖性。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公园的场所依恋特性将有助于理解城市公园使用者与公园的物质、社会、文化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结，并对于完善城市公园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以及提高使用者的活动体验都有着积极意义。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目标
本研究以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探究促使其使用者场所依恋形成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构建具有研究意义的影响因素示意图。
1.2 研究区域
本次研究选取位于广州历史文化代表的越秀区的流花湖公园和位于经济中心天河区珠江新城周边的珠江公园为研究区域，这2个公园内部场所类型均比较全面，前者以人工湖为主体，总面积约54.43hm2，其中水体面积约占整个公园面积的2/3，于1959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是极具岭南传统文化特色的公园；后者以绿化植物为主体，占地面积约28hm2，于2000年9月对外开放，富有现代化和都市气息，两者在内部场所的物质环境类型相似的基础上又具有较强的差异性，接下来将针对2个公园的场所依恋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由于在城市公园中，场所依恋的形成与游憩活动密切相关，故对公园内部场所的划分以物质环境特征结合游憩活动类型为标准，即在2个公园中将使用者的活动场所划分为7类，分别为：儿童游乐区、运动健身区、园路、活动广场、凉亭棚架等人工构筑物、历史/文化景点和湖区，其中有些场所只有一种活动的发生，有些场所有不同种类活动的发生。
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场所的物质环境特征对城市公园中的场所进行简单的分类，以研究不同类型场所的依恋差异性。但实际上在公园中很多场所之间会存在空间和功能上的重叠，比如流花湖公园中的湖区和园路，珠江公园中的部分凉亭和广场，因此实地测量中以该场所的最突出和主要的功能和性质为主。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结合定性访谈的测量方法。该调查问卷是在参考了大量相关文献及书籍资料的基础上，在保证了问题的客观性和表达的准确度的基础上，针对城市公园的特征以及本研究目的的基础上设计的，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游憩使用行为特性、场所依恋测量量表三大部分。其中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居住地，游憩使用行为特征调查使用者在公园内频率最高的活动形式和对应的活动场所类型，以及活动总时长、时间段、活动频率和参与活动人数等。最后，场所依恋部分使用国际认可的Daniel R. Williams的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的经典二维结构量表法，总共采用1 0个描述性陈述句对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进行描述，并采用国际通用的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要求答题者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的打分法来表明自己对陈述的同意程度，根据中文的表述习惯和研究区域对原量表的陈述在数量和表述方式上稍做修改，使之尽量通俗易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与理解方式。
1.4 数据采集与分析
完善调查问卷内容和形式之后，笔者于2016年12月30日开始正式调研，在广州市流花湖公园发放200份调查问卷，在珠江公园发放170份调查问卷，共计370份。有效问卷数量分别为192和164份，共计356份，问卷的综合有效率为96.2%。问卷调查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6年12月—2017年1月，其中包含了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多从8：30调查到18：30，调查地点囊括了问卷上的所有场所类型。
使用SPSS 22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使用的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相关分析。
1.5 量表的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量表工具所测得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常用信度系数为Cronbach α系数，界于0~1之间，其值越高反映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就越高。通过SPSS信度对此次量表的10个项目(表1)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使用的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4，大于0.9；前4个为场所依赖的项目，信度系数为0.846，后6个为场所认同的项目，信度系数为0.877，均界于0.8~0.9之间，这说明2个维度各自的可靠性都比较高，该量表的设计比较合理。
2 研究结果及分析
2.1 人口统计学及游憩行为特征概况
流花湖公园50岁以上的受访者占总样本数的比例最高，达到了47.4%，说明流花湖公园使用者以离退休人员为主。在受访者居住地方面，居住于广州市越秀区的达到了82.8%的比例，其中大部分居住于流花湖公园附近的小区。流花湖公园中活动了10年以上的使用者占据了将近1/3的比例，有31.8%，符合该公园活动主体是离退休老年人这一事实。从活动频率来看，一周几次和每天都来的比重占据了前2名，分别为39.6%和40.1%，总共达到了79.1%。从参与活动的人数来看，3~5人和2人出行的最多，达到了34.3%和32.3%，这其中绝大部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
在珠江公园活动人群的年龄段方面，5 1 ~ 6 5岁的受访者占总样本的比例最多，为34.8%，其次为26~35岁的受访者，达到了28.7%，而18~25岁、36~50岁和65岁以上的也均在10%左右，周边中青年层的上班人士占据了使用者的部分比例。受访者居住地方面，居住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占80.5%，其中大部分以居住在附近小区为主。珠江公园内活动时长在1年以内的占据了最高比例31.7%，其次为1~3年的，有23.8%。活动频率方面，每天都来和一周来几次的比重几乎相当，分别为31.1%和31.7%，参与活动的人数以3~5人和2人出行为主，达到了37.8%和32.9%，这其中同样以家庭单元为主要构成群体。
2.2 场所依恋的相关性分析
本部分采用相关分析中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检测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游憩行为特征与场所依恋之间的相关性。在相关分析中，显著值p≤0.05或≤0.01时说明二者显著相关，p值越小则说明相关性越强。其中Pearson相关系数的正负值表示两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的方向，大于0则为正相关，小于0则为负相关，等于0为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于1，说明密切相关程度越高，越接近于0，则说明密切相关程度越低。
将2个公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游憩行为特征分别与场所依恋进行相关性分析，对比结果发现，年龄、参与活动的总时长、活动频率和参与活动的人数这4个因素均与场所依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2个公园内部，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之间、场所依赖与场所认同的6类属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下以流花湖公园相关性分析结果为例进行表示(表2~4)。
总体来说，使用者年龄越大，来流花湖公园活动的总时长也会越长，且年长者基本上都已离退休，他们的基本生活和流花湖公园的活动联系得更为紧密，活动的频率也会更高，因此场所依恋的程度也会更深，反之亦然。随着活动人数的增加，活动的社会交往属性也增强，场所依恋程度也随之加深。
2.3 场所依恋影响因素探讨
2.3.1 场所依恋属性划分
为了对场所依恋2个维度的关系进行更确切的分析，结合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的概念，以及所使用的Daniel R. Williams的场所依恋测量量表，对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的属性进行归纳和总结。在场所依赖的4个陈述句中，“当我在这个公园中做我想做的活动时，我一定会到这里来”和“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经常到这里来活动”归为“场所吸引力”；“我觉得这里的条件最适合做我想做的事情”归为“场所环境质量”；“我已经习惯在这里活动了，不会换位置了”归为“场所不可替代性”。同理，在场所认同的6个陈述句中，“我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我会时常回想起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和“当我有相当长时间不能来这里的时候，我会想念这里”归为“情感投入”；“我觉得这里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和“当我待在这里时，我会觉得非常放松，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归为“自我融入”；“我和我的朋友/爱人/家人的情感联系有一部分建立在这里的活动上”归为“社交机会”。
因此，场所依赖包括：场所吸引力、场所环境质量、场所不可替代性；场所认同包括：情感投入、自我融入、社交机会。
2.3.2 场所依赖影响因素
2个公园的调查结果分析均表明，场所依赖的3类属性，即场所吸引力、场所环境质量和场所不可替代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当场所环境质量升高时，场所的吸引力和场所的不可替代性也增强，场所依赖程度也因此加强。即场所依赖的形成与场所的物质环境特征存在着直接联系。
除了以上这些与场所的物质环境有直接联系的影响因素外，还存在一些因素是对场所依赖的形成有影响的。在珠江公园的调查过程中，部分受访者表示，对公园的某处场所存在依赖是由于受到了选择的限制，即使场所的环境质量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但很多居民并不愿意或具备条件前往离住所较远的场所活动，因此只能选择离住处最近的场所，从而产生场所依赖。这也与Daniel R. Williams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缺乏可替代的活动场所的人群更容易形成场所依恋的观点一致[6]。因此，这也表明，基于物质环境特征形成的场所依赖，在通过场所的物质环境质量进行场所筛选时也会受到选择范围是否有限这个前提的影响。
2.3.3 场所认同的影响因素
2个公园的调研结果相关性分析均显示场所认同与场所依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当对场所的依赖性高的时候，使用者对场所的认同感也会有所增加。而场所依赖的3类属性与场所认同的3类属性之间也均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即当场所的环境质量升高时，也会增加使用者的情感投入与自我融入，从而增强场所认同，这也说明场所的物质环境与场所认同之间存在着间接的联系和影响。
通过对比流花湖公园和珠江公园场所依恋程度(图1、2)的高低可知，两者在场所依赖上的差异性较小，而在场所认同的差异性上较大，流花湖公园场所认同的程度远高于珠江公园。下面结合场所认同的3类属性，以及两者在文化、定位等方面的差异性，对场所认同结果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1)在场所认同的3类属性中，社交机会这一属性在2个公园中体现的差异性非常明显。流花湖公园活动者以离退休的老人居多，活动方式也以集体性活动为主，公园也相应设置了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结合开阔的湖面，整个公园的空间是开放性的，活动也以参与性的为主，因此整体氛围是热闹、欢愉、活泼的。而珠江公园的使用群体以年轻的上班族居多，活动形式也以跑步、散步和带小孩为主，对社交的需求不大，且受面积限制，没有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公园内部植被密度大，空间私密性较强，因此整体氛围也相对宁静、安谧。2个公园各自的环境氛围和相应的活动形式，决定了使用者对公园的心理感知，这也反映出场所的物质环境特征创造的环境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影响场所认同。
2)场所认同的另外2类属性，情感投入与自我融入，反映在2个公园中则是活动者个人经历和人生体验与场所的交融，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首先，活动者个人经历和人生体验与场所建立的情感联系与场所认同的关系是较为直接的。流花湖公园中曾经参与过公园建设义务劳动的活动者对场所的感情和认同感要强于其他活动者；珠江公园的某活动者对场所产生高认同源自与家人在公园中度过的美好回忆。这些个案表明，当场所在使用者人生的某段经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时，使用者与场所之间的联系会更为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与场所认同的联系在本次研究的2个案例中差异性也较为突显。Leila Scannell等将使用者划分为个人与群体的维度，并认为在群体维度上，依恋是由群体对场所共同的文化感知、宗教信仰、象征意义等形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会促进使用者个人场所依恋的程度[7]。对于居住在流花湖公园周边达几十年的居民而言，公园见证了广州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家乡的一部分，这部分人群的文化认同部分地转变为场所认同。而珠江公园作为位于广州中央商务区的新兴城市公园，定位和使用群体决定了其代表的是广州城市的新风貌，是城市形象的名片。而且，在珠江公园的使用人群中，外地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公园在满足其日常游憩需求之外，并不具备传承和宣扬广州传统文化的功能，因此也不足以增强其对于广州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也相应削弱了场所认同的形成。
图1 流花湖公园内部场所依恋程度
图2 珠江公园内部场所依恋程度3 研究讨论
3.1 游憩活动对场所依恋的影响
以上阐述了影响场所依恋形成的部分因素，而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使用者的游憩活动行为与场所依恋的形成也有着密切联系，以下主要讨论深度休闲、游憩专门化和丹麦著名学者扬·盖尔(Jan Gehl)提出的3种城市空间活动类型这几个方面与场所依恋的关系。 1)深度休闲与场所依恋的关系。
Robert A. Stebbins于1982年首次提出了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的概念，认为深度休闲是活动带给参与者的一种深层的满足感及存在感，活动者不仅仅只是参与活动，更多的则是将该活动视为生活的一部分[8]。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活动类型的场所依恋程度的结果分析发现，公园中的活动随着休闲程度的加深，对于场所依恋的形成存在着促进作用，这与汤澍等[9]和梁英文等[10]通过定量的测量方法对深度休闲与场所依恋的关系进行测量的研究结果一致。
2)游憩专门化与场所依恋的关系。
游憩专门化(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这个概念由Hobson Bryan在1977年提出，将其定义为从一般的游憩活动逐渐到对活动产生特殊爱好的连续性过程，并可以通过活动中使用的装备、活动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对活动场所环境的偏好反映出这种变化[11]。游憩专门化的形成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由行为、认知和情感3个层面共同促进形成的，Norman McIntyre等进一步建立游憩专门化框架(图3)。
本研究也发现在流花湖公园和珠江公园内发生的诸如钓鱼、摄影、运动等活动有游憩专门化趋向。不过，活动者对场所产生较高依赖的前提条件是场所或场所提供的活动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游憩专门化与场所认同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依托Norman McIntyre等提出的游憩专门化概念框架，认为游憩专门化的认知和行为系统主要决定场所依赖的生成，而情感系统，即活动涉入，从生活方式中心性、吸引力和自我表现三方面影响场所认同的生成。相关研究学者针对活动涉入对场所依同的影响做了不同程度的实证研究，均认为活动涉入的三方面对场所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13-15]。本研究未能针对活动涉入做详细的定量研究，故参考前人研究成果，认为活动涉入的3个维度对场所认同的形成都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但因场所的性质和特征呈现出的程度有所差异。
3)场所依恋与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的关系。
扬·盖尔(Jan Gehl)在著作《交往与空间》(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中将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户外活动分为了3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16]。这3类活动在流花湖公园和珠江公园中均有体现，且与场所依恋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关系。本研究通过对相应活动类型的场所依恋结果分析得知，相对于必要性活动而言，另2类活动方式下更容易形成场所依恋，而社会性活动由于具备了较强的社会交往属性，则更容易促进场所认同的形成。
图3 游憩专门化基本组成(译自参考文献[12])
图4 城市公园场所依恋影响因素和机制示意图
3.2 场所依恋影响机制示意图
综合所有以上研究结果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城市公园内部场所的场所依恋影响因素和机制假设的示意图(图4)。前文通过对Daniel R. Williams的场所依恋测量表的分析，认为场所认同包括情感投入、自我融入、社交机会等部分，然而，通过实证研究，由于广州市独特的文化特征，本文认为“文化认同/归属感”亦可以成为场所认同的一个类型。
4 结论
本研究在目前场所依恋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场所的物质环境特征切入，探索使用者的场所依恋的影响因素组成。研究选取广州市内具有代表性的2个公园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城市公园使用者的场所依恋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游憩行为特征对场所依恋具有显著影响。利用设计调查问卷和统计软件可以分析出，公园内使用者的场所依恋普遍受到使用者年龄、活动频率、参与活动的时长、参与活动的人数、受教育程度、一日之内活动时间段这些变量的影响，其中，随着使用者年龄段、活动频率、参与活动时长和活动人数的增加，其场所依恋的程度也随之加深。
2)场所的物质环境特征与使用者的场所依赖形成直接联系，与场所认同的形成有间接影响。当场所的物质环境质量提高，场所的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时，场所依赖程度会加深。场所认同的形成一部分受到场所依赖的影响，另一部分，场所的环境氛围和社交程度会影响场所认同的生成，而使用者个人的情感投入和自我融入也与认同形成有关。在本次研究的案例中，场所认同还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联系。
3)场所的物质环境与依托其发生的游憩活动方式也会影响场所依恋程度的强弱。使用者根据其游憩活动方式选择对应的活动场所，其中，深度休闲、游憩专门化、社会性活动这些活动方式与场所依恋的形成关系最为紧密。
本研究探索城市公园场所依恋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场所依恋在不同领域发展的推动和城市公园规划设计的新视角都有较大帮助。本研究得到的形成假设，对于未来城市公园设计的优化策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提高场所的物质环境质量及活动体验，扩大深度休闲和游憩专门化的活动群体，提高场所或活动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和公园内部社会性活动的比例，均可以增强公园使用者的场所依恋水平，从而为城市公园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
总之，本研究重点在于目前场所依恋研究中受到关注较少的场所物质环境特征方面，以城市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物质环境特征进行研究，确定了场所的物质环境特征、相应的游憩活动方式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同样是影响场所依恋的重要因素。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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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旻)
作者简介：
吴安格
1992年生/女/湖北人/硕士/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创作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其理论(杭州 310028)
林广思
1977年生/男/广东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教授/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其理论/本刊特约编辑(广州 51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