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贵族化”走向“大众化”
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1967年出版的《媒介即信息》中即指明，所有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媒介，均是人类为了打破局限、拓展自身而创造发明的，“实际上所有的媒介都是人体自身的延伸：正如收音机扩大了人们的听觉范围，报纸、书籍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一样，电视则像是这两者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对信息的接收量—在此之前让受众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大量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①如同电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工作、生活方式一样，电视媒介就像是一股奔腾着巨量信息的洪流，很大程度上引领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对工作、生活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电视成为最主要的大众化媒介后，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者认为，电视同样也是一种大众的鸦片，那些千篇一律的电视节目造成了受众思想上的被动和苍白。在他们眼中，商业化的电视产业是极具侵蚀性的，是缺乏“公共服务”责任的，它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是控制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不同于悲观主义者对商业化电视产业的唱衰，乐观主义者极力反对这种不接地气的精英立场。他们认为电视内容所传达的内涵是丰富的、微妙的，无论人们处在何种阶层，都可以感受、体验这份由电视所带来的多样化、平等化和复杂化，这些体验和感受对任何人来讲都是熟悉的、通俗的。无可否认，电视确实是在传达着某种意识形态，但这些意识形态是由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一种所谓的阶级控制。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电视刷新甚至取代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
不论是站在贵族立场的悲观主义，还是站在平民立场的乐观主义，不可否认的是电视早已被打上了“家庭属性”的烙印，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常，电视与电影合之被称为影视艺术或影像文化，但它们各自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特征。早在1982年出版的《可视的虚构》中，约翰·埃里斯便通过与电影比较，描述了“电视经验”的基本特征，阐明了媒介是如何被构成它们的物质材料的特性所制约的。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影像的质量和尺寸。电视画面由电子扫描线构成，细节质量上远远低于电影（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电视画面质量已经不同以往）；电视画面所呈现的人物一般会小于观赏者，但电影正好相反；人们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通常是俯视电视屏幕的，但在电影院中观看电影的时候，却需要人们仰视银幕。第二，相对宽松的观看环境。人们在影院观看电影的时候，周围环境是一片漆黑的，与陌生人坐在一起，大家都沉浸于银幕上的内容，不会来回走动。电视的观看环境则相对开放，室内正常光线下，一同观看的是熟悉的人，大家可以自如地活动。第三，观赏者的注意力并不是时刻高度集中。观看电影的时候，人们大都是全神贯注地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然而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大多数观赏者并不会持续地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观看节目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聊天、泡茶，等等。
电视节目的主要目的不像电影那样，会给人们以某些启迪，而是将自身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渐渐地将审美变得日常生活化。所以电视不需要像广播、电影或是其他媒介那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传播态度，人们更乐意将其看作是家用媒体。电视读书类节目从形式的设置到内容的选择，品格大都追求雅致。但是从当今社会环境来看，真正所谓“文人雅士”的精英阶层数量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在这些人中，选择观看电视作为生活消遣方式或是信息来源的更是少之又少，而部分电视媒介的忠实观赏者并不会主动选择观看电视读书类节目。这样看来，以“文化”为内容主体的电视节目的定位需要仔细考量。电视本就是具有“大众化”属性的媒介，通俗地讲，不论哪种电视节目都是做给“人”看的，如果一档节目没有了“观赏者”，电视节目的意义和价值便无从谈起。
无论是《读书时间》，还是《子午书简》，都是曾经红极一时、制作精良的电视读书类节目的代表，却都先后渐渐地深陷于各自的“收视率”危机当中，最终不得不接受改版或停播的命运。之后由北京卫视2009年推出的《非常接触》让电视读书类节目的尴尬处境暂时地得到了缓解，让这类节目摆脱了“正襟危坐”的观看环境，更符合家庭观看的轻松氛围。《非常接触》选择的文本都是当红的畅销书，节目采用访谈的形式，呈现出了一种“雅致”与“通俗”并存的脉脉温情，“人”的价值初见体现。
二、从“娱乐化”走向“人文化”
尼尔·波兹曼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最早提出“娱乐至死”一词，描述了一种“泛娱乐化”的现象。人类正逐步将所有一切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以娱乐的方式进行呈现和表达，并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转变为娱乐的附庸，甚至最终完全沦为娱乐的物种。为此，尼尔·波兹曼对美国传媒业做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并且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甚至感到可怕的结论—传媒业正逐渐走向文化沦丧。他指出，“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的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限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的话语性质也改变了……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职业。”②这个结论也引发了传媒界许多学者、从业者的讨论，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编辑沃尔特·古德曼。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尼尔·波兹曼所提到的“娱乐至死”正以一种优秀的、特别的方式向世人呈现屏幕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是“文化灭亡”似的末日预言，即便不会成真，也足够将人类的未来染成充满阴郁的灰色。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日渐加快，人们大跨步地迈向了互联网时代，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也都已经渐渐迁徙到新媒体、甚至是全媒体中去，“数字移民”“数字一代”互相交叠、应运而生。在这样看似繁华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却是更加疏离的，娱乐这种“愉悦的精神体验”便成为了工作之余的生活所需，成为了情感释放的最佳途径。虽然娱乐并不等同于低俗，但是，“泛娱乐化”时代往往避免不了带给人们一种庸碌的状态。知名文艺评论家陈丹青也曾指出，“我们今天已经处于波兹曼所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例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③其实，没有人愿意在一片桎梏之中长久生存，人们不拒绝被娱乐内容灌以娱乐精神，但绝对拒绝由“娱乐之人”变为“愚昧之人”。过分娱乐化的电视节目虽然给了人们一个宣泄的出口，却也封锁住了通向自由的大门，判断力和感知力的逐渐丧失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虽然周围依旧充斥着娱乐化的、泛娱乐化的节目内容，但是人的现实感和文化的历史感被强烈召唤。电视媒体也承担起了社会责任，试图扭转泛娱乐化的现象，以一种反思的精神，同时也伴着迎合的口吻，电视读书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再次兴起，呼吁人文价值的回归。
“人文”一次最早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周易》的《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天下。”与探究天然的“天文”相对，它探究的是人伦。人们的工作生活完全处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语境之下，新媒体技术越来越呈现出疯狂的、不断更迭的态势。在这样全新的环境中，社会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迫使着人们将有限的精力转向工作，深度阅读渐渐被碎片化阅读的方式所取代。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的职能作用更应突显—倡导阅读氛围、引领文化价值，当观赏者被大量的泛娱乐化信息侵蚀的时候，也正是优质的文化类节目被强烈召唤的时候，这正是电视节目人文回归的必然性。
电视读书类节目自出现之日起，便以电视媒介声画交融的手段呈现其立体化的节目内容，以达到传播知识和文化的最终诉求。伴随着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特征进入新阶段，电视读书类节目也渐渐地摆脱束缚，从早先的节目形式中脱胎出来，形成了新的风格。中央电视台2017年开年推出的《朗读者》，开播以来一度获得了现象级的关注，是众多电视读书类节目中最为成功的典型之一。首先，是内容的选择。《朗读者》每期节目的开场白都是由主持人紧紧围绕主题词精心打造一段开场白。这些意蕴丰富的开场白给观赏者以代入感，召唤观赏者敞开心扉、耐心倾听。12期节目12个充满寓意的主题词，使得节目内容的人文价值导向更加清晰。嘉宾所选读的作品题材多样、内涵丰富，而且他们的朗读方式也不尽相同，虽没有华丽的辞藻，但这些质朴又细腻的经典之作本就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同时，《朗读者》所邀请的诸位嘉宾，虽不同于综艺节目通常采用的全明星阵容，却也都是来自各个领域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尽可能地兼顾了不同群体。他们都有各自不寻常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不论出身，他们都有活跃的思维和坚实的品格。当这样的嘉宾去阐释文学作品时，更能展现出一种“人文”的力量。其次，是形式的设置。《朗读者》的节目形式设置与以往的电视读书类节目相比，有较大突破。每期节目从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节目现场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开放式的舞台，结合多媒体的布景，呈现出图书馆的样式，虽不华丽，却可以消除与观赏者的距离感，主持人在这个舞台上完成开场，嘉宾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朗诵；演播厅的另一侧是一个封闭的舞台，如同会客厅一般，摆放着沙发和茶几。但与以往的访谈类节目的场景设计并不相同，《朗读者》的访谈舞台，将通常主持人与嘉宾侧身而坐的平行放置的沙发，改成了面对面放置，这与人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相吻合，从细节处多了一份“人”的关照。两部分舞台之间有一扇可以开合的门，门里聊天，门外朗读，门一开一合之间是仪式感聚和的瞬间，朗读嘉宾也从感动自己走向了感动他人，透露出一种人文关怀。
三、人类学视域下的电视读书类节目
人类学，英文源自希腊文作Anthropology，是anthropos（人以及与人有关的）和logia（学说）两个词的合成，是一门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人文、社会进行研究的学科。“它已经从最初地理大发现时代欧美学者对现代西方文明之外的前文字时代社会的研究，扩展到现代社会内部，试图概括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并对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描述，研究范围涉及人类知识的全部。”④“人文关怀”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人类学几乎囊括了所有人文范畴的研究，虽然常常以原始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又对当下的社会维持着密切的关注。同时，人类学与电视媒介的传播目的与诉求也有着密切联系。
从电视媒介的发展史来看，电视节目制作者创作节目内容的过程，就是介入社会的过程。他们一直尝试制作出能承载“人”和“人文”的内容，并矢志不渝地将“大写的人”作为社会引领的终极目标。也只有如此，才能在这其中展现出电视这一媒介对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理解和关怀。“殊途同归，其致一也”，电视媒介所想达到的终极目标完全地契合了人类学最核心的研究范畴。
董卿在《朗读者》每期节目的预告片中说道：“朗读是文字的传播，而人则是生命的展现。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首先，“文字的传播”传的是人的情感。经典的文学作品在时间或是空间维度上本就没有界限，它是穿越时空的。事实上每一位嘉宾在节目中的朗读都会引发出至少三段“隔空喊话”：朗读嘉宾和作品作者之间的喊话，观赏者和嘉宾之间的喊话，以及观赏者和作品作者之间的喊话。正如早些时候的人类学研究，就是致力于将自我与他者分离开来，说他者的同时也在表述自己。访谈环节的交流中，嘉宾真诚地表述着自己的朗读动机，这些源自生活本真的情感就像是一条纽带，连接着观赏者和嘉宾。节目的第一位嘉宾是濮存昕。访谈中他向主持人董卿以及观赏者讲述了自己童年的一段不美好的经历，向在那段日子里对他给予帮助并改变了他一生的荣国威医生表示感恩。节目访谈中每段这样的悲欢离合，都或多或少地观照到每个人生命中的某段往事，拉近了嘉宾与观赏者的距离。从访谈室走向主舞台，开门的一刻嘉宾之前蓄力的情感瞬间爆发，同时也得以升华，从“小我”走向了“大我”。在节目的朗诵过程中，朗读嘉宾对所选的文学经典进行二度加工、创作，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与情感体验交融在一起，如一幅幅生命的长卷铺展开来，呈现在观赏者面前的是卸下明星光环的平凡的朗读者，他们用最朴素的朗读形式，借用经典的文学作品为载体，诠释着最朴实的种种情感。“雅”与“俗”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两者共同作用，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普世的情感共同性。
节目中这种“生命的展现”展现的便是人文关怀。中国的传统文化教会了人们含蓄，相对而言，多数的中国人是不善言辞、不善表达的。《朗读者》节目的核心是“人”，让“人”与“文字”美丽邂逅，通过富有仪式感的环节的设置，疏通了一个情感表达的渠道，让嘉宾以及观赏者的情绪都可以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构建起一个人精神的世界，呈现出一种人文关怀。人类学不讲“进化”讲“变迁”，注意力渐渐地从对“群像”的关注转移到“个体的人的存在”，让人们认识世界的同时，观照自身。在殿堂和田垄之间选择了后者的嘉宾秦玥飞，在主题词为“选择”的那期节目中，同他的小伙伴一起朗读了迟子建的作品《泥泞》，表述了他们的价值观。观赏者跟随着他的朗读，走入了一个精神世界，正如文中所述的那样：“我热爱这种浑然天成的泥泞，泥泞诞生了跋涉者，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和力量，给苦难者以平和和勇气……当我们爱脚下的泥泞时，说明我们已经拥抱了一种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本着文化自信的立场，将人类学理论逐渐融合到节目制作当中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读书类节目正在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类大众化的节目形式，传递的正是带有生命的人文关怀。
注释：
①[英]大卫·麦克奎恩著，苗棣、赵长军、李黎丹译：《理解电视》，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③马维佳：读《娱乐至死》浅析中国电视节目现状，《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2期，第172页。
④盘旋：人类学视域下的电视纪录片创作，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博士研究生/责编：张金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