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比乌斯
有些爱情也是。
1
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一只干部颜色的袜子。
干部颜色的袜子，哀艳的苍蓝，尼龙丝质地，弹性很大，可以高高地拉到小腿中间。
滑稽而凄怆的他站在走廊的那一头，长长的走廊里灯光明灭，他露出一个恳切的笑，慢慢坐到椅子里。他坐下前总习惯拉一拉膝头的裤管，像一切动作缓慢、爱惜衣服的中老年人。坐定后，翘起二郎腿，于是在裤管与鞋子之间，露出那一截袜子。
那颜色是非常年龄化的、最老态的蓝。在我的心里，蓝色本是优雅多情的色彩，然而那种蓝，显得窝囊而土气，几近腐朽。他发现我在注意他的脚，便讪讪地笑笑，换成正襟危坐的姿势。
我问他如今状况怎样，他说一切都好。我留了烟，他客气了一会儿还是收了。这是2018年，距离我和他最初的相识，已经31年了。31年前，我还是个5岁的小女孩，他还是个年轻的叔叔，拿着一盒金币巧克力、两瓶酒，露着风华正茂的笑，来我家做客，任由我摘他的眼镜，抠他的纽扣，攀他的肩膀。他给我的好感不只是他的宽厚，还有身上的气息——那是比父亲还要纵容我、宠溺我的卢叔叔气息。
2
1980年代，中国人好像忽然懂得了赶时髦。很多小东西一夜成名，比如女生穿的萝卜裤、海棠红色的蓓蕾牌指甲油、吊带裙子、内扣的齐耳短发。当然，时尚是一个循环不死的莫比乌斯圈，现在，2018年，这一切也变成了流行。那个时候，男人身上最流行的小东西，就是人手一双的干部颜色的袜子，干部颜色，其实还包括军绿、明灰、土黄。那时我们并不鄙夷干部蓝，因为并没有时尚杂志，并没有杂志编辑苦口婆心来教育我们黑皮鞋要配黑袜子。卢叔叔来我家做客，进门换拖鞋时，他的蓝袜子给人莫名的好感。
他总是叫我假小子，不把我当女性，甚至连女孩也不是，我就是个性别模糊的小东西，类似于小猫小狗，当然地位略高于小猫小狗。他送我很多很多红色塑料封皮的会议记录本，那是他们报社的专用记录本，一律64 开，里面是印满黑色条纹的精良纸张。我用它画画，在条纹之间画毛虫或者大象，毛虫与大象就有了不正确的比例，看着很可笑。他赞叹：“假小子画得很好嘛。”他同时也赞我父亲，“老左，你这篇小说写得比较有内涵！”
我父亲是个不得志的作家，而卢叔叔，是我父亲的领导，也是好友。凭这一点，我父母在感激之余又有些压力，在姿态上看，他们摆出的是知恩图报的归顺之心。
卢叔叔常常背着我去市场遛弯儿。有一次，我们在街边看到一群人严严实实地围成一个圈儿，不知在看什么热闹。我硬要他带我钻进人群，他说了大概一百个“借过”，才背着我来到前排。原来里面是个女乞丐，衣衫褴褛，头发肮脏，面前放着一个筐，筐里有一个婴孩。婴孩哇哇地哭了，乞丐不由分说，撩起胸前的衣衫就喂奶。人群无声地骚动了一下，却仍旧保持着原有的阵型，没有人因裸露的女体而避开目光。卢叔叔解开了自己的中山装，对我说：“假小子，去把这衣服给那个女人披上。”
我走过去把衣服披在女乞丐和孩子身上，回头看到他，他奖励地对我笑笑。在人群里，他是那么端正、伟岸，光明正大。
3
袜子的变化，从1990年代开始发展。当我长成一名少女，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双长筒丝袜。有点长，有点大，我需要吊袜带才能穿好它、使它妥帖。鱼网袜或者只到小腿的英伦风格花袜子是后来的事了，船形的浅口袜子，是为了配合女人气息的浅口鞋……男人的袜子倒是数年来没什么改变，时尚这玩意儿对男人是不公平的，大概从袜子可见一斑。
1999年的时候，卢叔叔去庐山一处宾馆闭关搞创作，为期一年。我一直很好奇，写稿子难道不是需要在自己家的书房里？难道不是像林夕那样在一个最小最闭塞的房间？而非要去一所宾馆，非要一堆人一起住进这宾馆才能开写？后来我明白有一种情况叫身不由己，有一种待遇叫不得不去。临行前，他来我家和我爸喝酒。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特别别扭，大概是心里舍不得他走，又不愿意讲出来。我坐在他旁边，想着要有一整年都见不到他，心里就很怨恨。那天他喝醉了，拍拍我的背，训我：“脸拉这么长，真是好看得来！”他老家在湖南，喝醉时说话会带上戏腔。
我气鼓鼓地跑到院子里，他跟出来。我哭了，他把脸凑近我，带着温柔的笑意，这笑意却是一个人类看一只小兽的笑。他把我当小孩那样哄一气，没什么效果，只是劝我快点回屋。我主动拉住他的手，有那么一秒，我们都没讲话。院子里一棵高达三层楼的柿子树，还有柿子冻在枝头，夜晚投下沉沉的阴影。雪后的院子，我们呼吸喷出的白雾都凝结在一起，我感觉到自己在发抖，必须承认，当时的我，在那一秒里是想过吻这回事的。他会吻我吗？当然不。他放开了我的手，说赶快回屋吧，别冻着了，小家伙。
4
他走后我考上了大学，冬天的时候我和同学小中一起去逛街买鞋。我看中了商场里一双浅口羊皮靴子，圆圆的鞋头，半高跟儿，鞋边秀气地镶着一圈小毛皮。小中说，天气这么冷，你穿这样的鞋会把脚冻掉，还是买厚棉鞋吧。小中他懂什么！我要买这双漂亮的靴子，我要在见卢叔叔的时候穿这双靴子。后来折中的办法是在小中的建议下我又买了厚厚的羊毛袜子。这双袜子穿在脚上，单薄的羊皮靴子也有点温暖的感觉了。
那天他的火车说是傍晚6点到达，我4点就打扮好，5点就出发。刚下过雪，路上又冷又滑，风很大，我和小中在出站口站了一个小时，广播却通报火车晚点。我又冷又饿，小中就把他的厚棉鞋给我穿。我嫌弃地不肯伸脚，小中脸色不好看，我心里却又快乐又焦急。火车站外有很多手推车小食摊，韭菜馅饼的香味飘过来，我狠狠地吞口水。小中买回来两个馅饼，可是我一口也没吃，宁可饿死也不吃，我可比女烈士女英雄坚贞多了——吃馅饼，还是韭菜馅的？吃完了满嘴韭菜味牙齿上没准还沾着菜青，这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简直是不可忍受的失礼，我是要见他的啊！
这个时候火车到站了，我推推还在大嚼馅饼的小中，让他跟上。然后，在人山人海中，我看到他了。他清瘦了很多，因而显出老态，我忽然心酸难抑，抛开小中跑到前面去叫了一声“卢叔叔”，叫完我就不知道再接着说什么好了。他笑了，还是老语气：“哟，假小子长大啦，留起长头发了，嗯，像个闺女样了！”
他还是一副对孩子的口气，不当真的、纵容的、开玩笑的。他并不能明白在那天的风雪里我等待的是什么，他即使明白也不会说自己明白。我把他带到我家里，父母已经准备好晚餐，见他回来都很高兴，大家在暖洋洋的房间里吃饭，听他讲一年来的见闻和感受。他讲到有趣的地方，就转头看着我，或者拍拍我的头。可这时我忽然发现他的袜子破了——他这样一个40岁未婚的老单身汉，就算身居要职，可没有女人，袜子破了这种小事还是搞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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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实是个挺土气的人，一直穿着那种上不得台面的袜子。我大学旁边有家小店，卖各种棉袜。我曾挑过几双给他，并且要他穿运动鞋。他惊愕地说：“叔叔怎么可能穿成这样，又不是小年轻。”他的倔强使他变老，或者说，他老了才变得倔强。然而有一个周末他却听话地穿成了很运动的样子，他问我：“这样许阿姨会不会笑我哟？”
许阿姨是他的女朋友，四十几岁才交往起来的女朋友，有一张终日画着口红的大嘴，三句话不离钱，毫不夸张地说，姓许的就是一个仓俗的小市民。
她给他买的那件毛衣是商场清仓时候一百元一件抢的，他还傻乎乎地说：挺好，很合身。我心中不悦。第二次见面，他穿回他的旧衣服，她则穿着一百元的那件——哦，敢情一百元的毛衣，她还要换着穿，真是会过日子！然而他不在乎，因为他喜欢她，或者是，他并不喜欢她，但他年纪大了，对爱情这回事根本不会再心存什么想法，所以对她格外满意。
越小气的人越喜欢送东西。老许喜欢送东西，还喜欢当着人的面送。他们一起来我家做客，她送他袜子。廉价的袜子有廉价的气质，让人又绝望又愤怒，但他乐呵呵收了。那一刻我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一个老人了，一个老了的男人，可能从来没有爱过，也从来没有发现被人爱过，就这样怀着一颗原始的天真的老心，慢慢变得更老，更老。
而小中穿耐克运动鞋，黑色棉袜非常干净，后来才知道他是囤了两打袜子在家里，穿脏了便去干洗店一起洗。四十八只袜子，同样颜色不分左右，齐齐晾在阳光里，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阵势？
小中笑着说：“如果有一天你累了，我还是会在这里等你。”文艺青年真的是互相吸引，小中说话就是一股张腔胡调。
是小中揭穿了我本打算连自己也瞒过的事实。是的，我爱他，爱这个与我隔着好几条代沟的老人。我爱得很苦也很快乐，很自得其乐也很肝肠寸断，不过可笑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想起童年时他领我挤进人堆，然后脱下中山装让我给女乞丐披上。他露着一个光明的笑，奖励般地看着我，那是他喜欢和愿意留给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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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不会给我任何回应，越老越不可能了。他若是答应了我，他也就功力尽废，他不会舍得的，他舍不得那个光明磊落的自己。
他还是穿干部颜色的袜子，和老许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他穿西装再配上老许给他买的蓝色袜子真的很难看，不过没人会去注意那微小的细节。他本身并不难看，甚至是英俊的，实在是非常英俊的。为了结婚而染了头发，把他已经白了的头发染得很黑很假，但仍是英俊的。
他跟老许喝完交杯酒，走到我的桌前拍拍我的肩膀，假小子，来，给叔叔敬杯酒。
婚礼过后他就和老许去旅游了，我留在这城市里，偶尔路过他们的房子。窗帘紧闭，也许很多人会误会里面住着整天不出门在玩命过婚假的小夫妻。小中在我身边，亦亲亦友地跟随，那天的烈日下我哭得很大声，绝望的狼狈被小中看在眼里，他替我一一掩埋，眼泪像大血点滴在干燥的夏日街面，再慢慢蒸发掉。后来我和小中去吃韭菜馅饼。
他旅行回来后，我和小中一同去拜访他，带了他喜欢的烟，一件好毛衣，以及我的结婚请柬。我说：我要结婚了。他点点头，眼睛里满是笑意，但那笑非常疏远，非常长辈，非常老练，非常虚假。他一下子就变成了我不认识的人，或者，不是他变了，是我终于长大了。
我知道他是喜欢过我的。
黄碧云说：她便向他拿一双家常袜子作纪念。
文艺青年总喜欢引用鼻祖的话语完结自己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