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相军：未竟的申诉
17岁“自投罗网”
一地烟头，越积越多。说起27年前的强奸杀人案，贾相军手中的烟就成了惊涛骇浪里的救生圈。自被判入狱便不停申冤，刑满释放也近8年，狱中患的白癜风已将这个中年人的面容染得斑驳。翻案近日似有进展，他在宾馆里向记者们讲述自己17岁以来的遭遇。屋中烟雾缭绕，一如至今仍扑朔迷离的“真相”。
1991年的夏至，正是山东聊城市北杨集乡宋刑庄收菜的时节，跟舅舅一起卖烟的贾相军，回到村里帮父母干活。6 月24 日早上8 点半，他已经把自家地里摘的菜都卖光了。他将板车放到舅舅家，拿着身份证，独自去朋友家门口会见警察。一位身着便服的人带他前往聊城市公安局的保卫科询问情况。
1.在新改建的房子里，贾相军夫妇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
2.宋刑庄路边纳凉的村民
3.贾相军在老宅祭奠父母贾相军是前一天从发小贾鸫口中得知传讯消息的，为的是一个月前的强奸杀人案。在聊城市东南郊的龙湾村北，京杭大运河西侧的环城湖边有大大小小的鱼塘。5月23日，村民抽水时，其中一个鱼塘里浮现出一具捆在自行车上的年轻女尸。丧命的女子身穿一件黑色夹克衫和牛仔裤，留着披肩长发，被发现时已全身膨胀。尸检之后，警方断定此女生前被人捂住口鼻、扼住喉咙，遭到强暴，终窒息而死。贾相军记得，这座80万人左右的小城里杀人的事少之又少，而女尸被发现时，市里还有一人因为争执，用台球杆打爆了另一人的脑袋。接连的命案在市里掀起大波，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警察联想到两日前龙湾村接到的一起报案，报案人的妹妹自5月20日下夜班便一直未归，再无音讯。公安局辨认后，认定女尸正是失踪的张桂玲，只有20岁。贾相军认识这位年初来此打工的东北女孩，她比自己大三岁，他们都曾在隆昌贸易楼做过数月的临时工，有过短暂的交集。警方发现了这层关系，拿着死者照片向贾鸫确认后，让他转告贾相军，“跟警察谈谈”。贾鸫曾让贾相军逃跑，贾相军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我都没去过案发的地方，想警察找我可能就是了解下情况”。
他那时正过着最无忧无虑的生活，本就身材高挺、相貌堂堂，家里收成还好，自己在市里卖烟，挣钱多又轻松，晚上有大把时间和朋友玩，时常与贾鸫一众发小，住在贾鸫看管的仓库里。抱着帮忙的放松心态，他告诉警察，贸易楼的一个员工怀孕，让他去顶替几个月，当年1月，他曾与死者共事过一个月，后来自己就去卖烟了，只在3月前又在路上碰到过她两次。但笔录并未就此结束，警察又问他近几天在做什么，一个月前在做什么。“让我仔细回忆5月20日晚上的事，谁还记得清？”贾相军惦记着回家摘菜，就要起身离开。
“那就在院里好好想想吧。”警察不让走，贾相军才感到另有蹊跷。
“我先被铐在院中的水井上，又被铐到有蚂蚁窝的树上。”贾相军大声疾呼，遂被带进屋中，铐在暖气片上，挨着巴掌。晚上冒着细雨，他被转至公安局，双手分别被铐在床帮上。第二天一早，穿白大褂的警察取走他的唾液和血，又做了手模和脚模，复写笔录。6月27日，贾相军被刑拘，他被送往看守所外的审讯室。贾相军的噩梦开始了。
审讯室是一溜瓦房，贾相军见到院内十几名警察，有的光着膀子，腰里别着枪。审讯室里叫喊声震天，他被单独关在一间不见光的屋子里，七八个警察分成三班，不分日夜地让他认罪。“‘你要不认罪，揍死你送卫校700元解尸。’警察抓着我的头往墙上撞，头、鼻、嘴鲜血直流，牙被磕掉三块。”拳打脚踢、电棒殴打、跪碎酒瓶子，贾相军被轮番“伺候”。而警察软硬兼施，告诉他即使认罪，未成年的他判刑后也可病保出狱。但头几天里，贾相军从未松口。
“我尝试过自杀。在看守所的院里，趁警察不注意，一口吞下一块指甲盖大的碎玻璃，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贾相军经受了七天七夜不眠不休的拷问，下巴被砸到水泥地上磕开，血流满面后，终于崩溃。承认杀人后，警察开始帮助他“回忆”强奸和抛尸的细节。贾相军记得，警察拿出一串钥匙，说是他扔的，贾相军已是待宰的羔羊，一口答应。而警察问他作案时周围有什么动静。“我说：‘有人经过。’‘不对。’接着就给了我一下。‘是不是有狗叫？’我连忙应声。”
从审讯室转到监房，贾相军仍没少挨揍。“头发蓬松，眼神发呆，腚都打黑了。”他的狱友在一份证言里写道，贾相军晚上总在梦里说“打死我吧，我不活了”。而8月里的一天，提起公诉前，他一早被押上卡车，胸前挂着“强奸杀人犯”的纸牌，与挂着“盗窃犯”牌子的人一起，绕着城区游街示众。“我被警绳捆着，武警可狠呢，动一下就打，中午游街才结束。”贾相军起初希望有熟人看见，但他不敢抬头，不敢出声，很快就不再奢望。他难以感受周遭的动静，耻辱、麻木、绝望。“再不会有人相信我了。”
屈辱与觉醒
贾相军的父母从电视里见到了游街的儿子，在他们看来，儿子已“失踪”一个多月。这段时间里，他们开始并未在意。直到出事三天后，贾相军的父亲贾丘问贾鸫，才知道儿子被带去了保卫科。他去要人，险些被行政拘留。警察不请自来，一次次到贾家搜查。贾相军的母亲念霞乃一介村妇，一见到警车，就吓得藏进被子里。但怕归怕，她家三个孩子，数老二贾相军最老实，没人信他有杀人的胆儿。可她能见到儿子，还要等再过四个月，贾相军被判刑之后。那时，她已经疯了。
当年10月22日上午，聊城中院开庭。贾相军回忆，在庭上不论是检方的指控，还是法官问话，他只是哭。当时除了公检法的人，还有两个律师，其中一个是贾丘聘请的，“律师拿着一张纸念，说我未成年，希望量刑时予以考虑”。庭审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合议庭当庭认定贾相军犯强奸杀人罪，因作案时未成年，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警于是押着他走出法院大门，书记员突然追过来，隔着十几米问：“上不上诉？”他开始没回答，法警提醒他，现在成年了，上诉可能会改判死刑。等书记员走到他面前，他便回答不上诉，签字按了手印。同年11月9日，山东高院下达刑事裁定书，核准中院一审判决。一个多月后，贾相军转入聊城监狱。
一审判决下来不久，话本就不多的母亲逐渐不再理人，整日念叨“我儿子没做这样的事”。年底，一家人探监。贾相军说，他的父母听着他哭诉自己的遭遇，看到他衣服下面的伤痕，“我妈拉着我的手，说有鬼缠着我，让我跟她回家。我知道她的精神已经很不好了”。
然而，贾相军自此从绝望里缓了过来。“就算为父母，我也要活下去。”为了申冤，他全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原先从不读书看报的贾相军，在狱里把报纸视作珍宝。“各种报纸，我都会要来看，别人不给，我就用方便面和他换。”他把跟冤案有关的报纸珍藏起来，其他的废旧报纸用来练字。他让狱警帮忙报了专修学校的函授班，“全是为了写申诉状”。“会写字不够，还得知道怎么写。”为此，他又学习法律，上了两个函授大专。
但1991年底时，被抓起来半年后，他却对自己的“作案经过”和冤屈降到自己头上的原因仍一头雾水。直到次年1月，一名狱友将一份贾相军刚刚招供后就登出的当地报纸递给他，上面有一篇侦破强奸杀人案的纪实通讯。“我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篇名为《智破疑案壮我警威——聊城市5·20重大强奸杀人案侦破纪实》的报道中记述，贾相军曾多次写求爱信追求张桂玲，均被拒绝。5月20日早上，他碰到张桂玲，聊天中得知她下班很晚，提议送她回家。晚上10点半，张桂玲下班，二人相遇。行至运河堤旁，贾相军开始拥抱张桂玲，并企图发生关系。张桂玲拼死抵抗，但贾相军压住她，堵住她的口鼻，扼住她的脖子，发泄兽欲。张桂玲的头猛地向后一停，断了气。慌张的贾相军把她兜里的钥匙扔进南侧的湖里，用她的腰带把尸体捆在自行车上，沉入养鱼池底。他在狗吠中逃离现场，到运河堤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来到贾鸫看管的仓库，假装前一晚同贾鸫和另一位好友马东睡在一起。
贾相军细数其中的“谎言”，动机和作案时间是引火烧身的关键，它们源于一张示爱的纸条和一张卸货单。他承认与张桂玲同事期间，给她递过一张纸条，但那是他的一位熟人梁虎想追，怂恿他转交的，他只记得落款是自己的名字，不过也懵懵懂懂地照做了。“我从没想过追她，何况4月时家里做媒，我已经和一位姓肖的姑娘定了亲。”而5月20日案发当晚，贾相军并不是假装与贾鸫、马东睡在一起，假造不在场证据。贾相军回忆，那日前后的一周，他们都住在那个仓库里。“报道中说贾鸫、马东一致否认，又有一张20日的卸货单，上面有另外两个人的签名，当晚是他们四个住在一起。但是审讯时，我见到过那张卸货单，上面分明写的是21日，而且20日那天，本来就住了5个人。”
当年，他把这些疑点告诉来探监的父亲。贾丘也有一份相同的报纸，他在报纸上把每一处虚假的证据都画线、编号，3000字的通讯标记了近30处。为了逐一反驳，他询问证人、模拟现场的作案路线；托关系找人，探查案卷中的举证；买来40多本法律书研究法条；与贾相军探讨物证中的漏洞。
“狱友提醒我，现场采集到精斑或血液，只要比对血型，就能确认是不是凶手。与父亲见面时，我就把这些告诉他。”贾相军记得，为了留下刑讯逼供的证据，他还请狱友写下见到他伤痕累累的证明，摁上手印，在父亲来探监时，趁狱警不注意，与写在报纸上的材料一起，扔给三米高玻璃围挡外的父亲，贾丘把材料藏在裤裆里，带回家去。而有一次，贾相军的弟媳妇带来了照相机，在和他通话时，照下了他缺了的牙和下巴上的伤疤。“照相被狱警发现了，但我爸坚持说是为了给家里老人留个影，最终也没有管。”
传递着信息和材料，父子俩在监狱内外相互扶持，踏上漫长的申冤之路。
狱里狱外的申诉长跑
“我的思想是干净的，不需要改造！”在监狱里，贾相军身上的伤口逐渐愈合，但他始终拒不悔罪。“记得有一次，监狱床头牌的案别上，写着‘强奸’两个字，我拽下来扔在地上，和狱警们激烈地争吵。”心里苦闷时，他就跟狱友打篮球，或是在日记里向母亲呼喊。而更多的时候，他看名人传记，给自己打气。“邓小平、彭真，还有南非的曼德拉都进过监狱，跟他们相比，我也不能放弃。”
在狱友眼里，贾相军待人随和，却十分怪异。干完一天的活，别人打牌、看电视，他写申诉状、看报学习，并不会让他显得有多格格不入。但他干活不要工分，后来不干活，也不要减刑，而狱友之间聊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些。“连减刑都不要，让人无法理解。”崔西与贾相军在狱中相识11年，因他是大学生，贾相军与他十分亲近。“他只聊冤案，没多少人搭理。”崔西回忆，狱里的人对他的申诉不抱希望，也无所谓是否有冤屈，但见他坚持久了，也心生同情。“高院来人问过他，后来又没了音信，大家替他惋惜，说他‘又没把握住机会’。”
贾相军将困难看成对自己的磨砺，越来越沉稳。崔西记得，刚与贾相军接触时，他一听说法院要来人找他，“非常亢奋，走路都不稳”，其他狱友激他，他也会着急。但后来他把这些看淡了，只专注于冤案，一遍遍写申诉书，申诉没有进展就写血书。他对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过、案子中的疑点、申诉相关的法条、法院的回复，乃至承案的法官、警察的名字、履历，都倒背如流，甚至聂树斌一类冤案的来龙去脉，也了如指掌。
“狱警大都知道我会配合他们工作，不逃跑、不惹事，但必须申冤。”贾相军告诉我，监狱后来给他安排了相对宽松的申诉环境。父亲探监时，他把冤案平反的报纸拿给父亲，相互鼓励，还会指导父亲上访的步骤。崔西记得，每次和父亲见完面，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感觉又有了希望”。
在监狱外，贾丘扛起了所有重担，“屈打成招”成了他在村中的口头禅，他的家被日复一日的申诉、上访拖垮。
“他家原先在村里属上等，夫妻俩都能干。”贾南是贾家的邻居，比贾丘年纪轻些，他说，贾丘一直是村里的小队长，特别要强，处处和别的小队比，人家有拖拉机，他也要有。这股心气用在自己家里，他种菜一绝，媳妇种得一手好棉花，“别人一亩地要是能挣一千，他家就能挣两三千”，20多年前盖的砖房也是当时村里数一数二的“豪宅”。
可自打出了事，他跟村里人的话题便几乎只有冤案。“他也顾不上种菜了，跑完聊城奔济南，去完济南上北京。”贾相军的弟弟贾淳回忆，父亲把列车时刻表抄在一个本上，专挑便宜的坐，“有一班去北京的火车才31块钱”。但为了筹钱上访，家里还是得卖树、卖粮食，“有一年揭不开锅，只能向邻居借粮吃”。而他不愿提自己的苦，唯有一次去北京上访，在济南被关了一个月。贾淳到聊城火车站接他，见父亲饿得面黄肌瘦，回家后却只能就着酱油汤吃馒头。
村里人嘴上同情，心里却因为法院的审判而将信将疑，更有人刺激贾丘，“还队长呢，儿子都进监狱了”。贾丘气得不吃不喝，回家倒头就睡觉。比贾相军小三岁的贾淳受歧视最深，他在学校里被叫“强奸犯的弟弟”。学校待不下去，家中断了收入，大哥又常年不在家，贾淳17岁便外出打工挣钱，家里只剩下精神异常的母亲。
据村民们说，念霞从没和人吵过架，“贾丘跟人闹矛盾，她都向着外人”。但儿子入狱后，她不但不认人了，自理能力也丧失了。贾淳记得，父亲上访时还要给她做饭，但母亲后来出门就走失，还曾经跳过河，被村民救起才捡回条命。他们不得已，只能把母亲反锁在家里。“她很害怕，想逃出去，慢慢连饭也不会吃了，给她留包方便面，她要不直接吃了，要不就用凉水来泡。”
贾丘顾不了妻子，咬着牙也要去申冤。贾相军算过，在他入狱期间，贾丘到聊城中院、山东高院申诉180余次，赴最高法院、全国人大等中央机构上访50余次。除了上访被送回，聊城中院在一审判决后两次驳回申诉请求。1997年时曾出现过转机，最高法院给山东高院发内部函，认为原裁判事实不清，要求查明。贾丘高兴，跟村里人说“年内孩子就能平反了”，等来的却是5年后山东高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
直到2010年12月21日，三次减刑后，贾相军刑满出狱，他回到老宅，见母亲独自坐在院中。“她身上脏兮兮的，我在她面前跪下，哭着告诉她，儿子回来了，她却只是呵呵地笑。”贾相军说起案情，激动时会站起来手舞足蹈，而只要提起母亲，他就会落泪。“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阅卷无门，27年原地踏步
贾相军出狱那天，村里来了10辆车接他。虽然过了19年，贾相军的样貌变化不大，短头发，白白净净的。贾淳说二哥对外面的世界有些陌生，“没见过汽车，把车门都拉错了”。城中高楼的起伏变化，他只是一扫而过，头等大事是去照相馆，昂起头，把狱里拍过的门牙和下巴的伤疤又照了一遍。
回家看过母亲，村里摆了十几桌欢迎他。村中的老人都认得他，和贾相军年龄相仿的也变化不大。贾南说：“那时也没人想案子，只觉得是自家孩子终于回来了。”席间，他们塞给贾相军钱，他也不要，再塞给他，他就扔在地上。后来有人帮他捡起来，有四五千块钱，硬交给他，他才收下。“我家已破败不堪，墙塌了，我回来时也无法再住。我拿那个钱买了辆摩托车，当搬运工、装修工。”贾相军知道，他要接下父亲的重担，申冤、养家。
贾相军的代理律师周泽（左）、杨学林贾相军开始尝试适应新事物，学着用电脑、手机，回来三个月就结了婚，“对象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嫌我穷，也知道我坐的冤狱”。贾相军打工赚了些钱后，在老宅旁边盖了自己的房子，但条件很差，屋里脸盆里的水，冬天都会结冰，冻得老婆孩子盖着头睡。“老婆抱着孩子哭，我就安慰她日子会好的。”
在村民看来，日子虽苦，但贾相军变化不大，仍待人和和气气，春节时还帮写对联，只是出外打工，与村民交流不多，不会像他父亲一样谈自己的案子。只有贾相军自己知道，那是他有意为之。“村里人聊天无非就是闲话，对我一点用也没有。”曾经的闲言碎语对父亲和弟弟的伤害，令贾相军心中仍有芥蒂，他觉得村子如今只是他居住的地方，别人问他案子，他会礼貌地拒绝，“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那些曾经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人，贾相军四处寻访、核实。他找到贾鸫，得知发现尸体后，警察抓进去很多人。他被捕后，贾鸫也被拘留了一个月，询问5月20日晚上的事。“他们拿警棍、电棒吓唬我，说别人都说贾相军晚上没一起睡，怎么就我说的不一样？”贾鸫说自己听警察一说，心里害怕又没底，就改了口供。贾相军回来后，他和马东把当年5月20日晚，他们在仓库里一起睡的事写成证明，摁上手印。
作案时间的证据被“突破”后，贾相军转向自己的“作案动机”。关键的证据来自山东高院在1991年11月的复核报告。报告中记述，他住在龙湾村的远房表姨、表姨夫当时说，贾相军在同张桂玲谈恋爱，还让他们帮着提亲。而在本刊采访期间，贾相军当着记者的面，跟表姨通话，他们夫妇二人表示：贾相军有次问起过那个人，但从未提亲，也不知他在同张桂玲谈恋爱。
不过，包括复核报告在内的所有材料中，证言的出入并非最关键的问题。2014年9月，经其他律师介绍，贾相军拿着材料到北京找到杨学林律师和周泽律师。他们发现，复核报告里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被告人的口供与尸体检验、现场勘查等情节吻合，“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认定是贾相军作案”；又在通讯里看到“十余名干警吃住都在看守所，拉开攻坚战的序幕”和“审讯又持续了7天”的表述，觉得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认定贾相军是“活着的聂树斌”，没有丝毫直接物证，仅凭口供就定了罪。
两位律师免费接下案子，却遇到层层的疑惑和阻碍。
“复核报告里说，尸检时提取出少量精斑，但因泡在水里时间过长，无法验出凶手的血型。但发现尸体是在案发三天后，时间并不长，且按理说，精斑更难检测，能测到精斑，就应该能测出血型。”杨学林向我细数他的困惑。他们随贾相军勘查案发现场，龙湾村如今已成高耸的龙湾小区，那片水域仍在，芦苇已有一人多高。他们发现，贾相军认罪后，警方并没有带他到现场做过辨认，这在他们看来十分反常。“即使在逼迫下，聂树斌案也进行了现场辨认。仅凭口说，怎么能保证路线的真实性？”
本刊记者致电当年聊城中院的审判长，得知因年代久远，他已“不记得了”，复询问聊城市公安局，被转至东昌府区公安局，未得回信。杨学林告诉我，相比于聂树斌案，此案没出现“真凶”，若想翻案，只能从疑罪从无的角度入手，证明“没有不能启动疑罪从无的证据”。当前遇到的困惑，检验贾相军的说法是否属实，需要案卷来解答，或是从中找到直接能够否定的贾相军犯罪的证据；或是找到案卷中有罪供述，同当时证人证言的矛盾之处。但是，27年来，贾相军和他的律师从未看过案卷。“之前没有让被告人看过案卷，就驳回了申诉，他们驳回的依据是什么？”周泽十分不解。
然而，自2012年至今，贾相军赴聊城中院和山东高院37次，希望阅卷的请求均被拒绝和推脱。“我从业16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周泽回忆，2014年他们接到山东法院通知，在聂树斌案阅卷同一天，赴山东高院阅卷。法官从门口把他们接到信访大厅等待，立案庭的庭长告知他们，没有立案前，律师阅卷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当即拿出一本《刑诉法》给他，没有找到相关法条。”又说即使律师无权阅卷，贾相军作为当事人复制案卷是没有争议的。“他起身请示领导，回来后说：‘阅卷问题以及申诉能否受理问题，他们研究有分歧，当天不能定。’”此后，相关负责人便一直不在。经本刊证实，山东高院最近告知他们，承办法官出差，但已组成团队复查贾相军的案子，尚没有案号。
“律师的责任就是为立案和审判提供针对性的意见，不让阅卷，案件都不了解，我们怎么写申诉状？倘若案卷中没有问题，律师还能够帮助做当事人的工作，建议他不必申诉。”周泽告诉我，从代理律师的工作来看，他们原地踏步了四年。这四年里，贾相军做上了小包工头，自己的亲生女儿刚刚出生，而他的父母已相继去世。
（文中除贾相军外，其余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