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市场观察

本文通过对社会质量相关理论和社会信任相关研究的回顾，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CSS2015年的调查数据，利用ologit模型，从户口、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三个角度来分析其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户口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要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社会信任水平越低；收入越高的人，其社会信任水平同样越低。

关键词

社会质量；社会信任；教育；户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开始从农业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对原有的社会规范和制度重新调整。特别是在进入2010年之后，诸如“扶不扶”等社会事件的曝光，极大刺激了人民群众对整体社会信任的担忧和焦虑，如何提升社会信任的水平，成了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评价美好社会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被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而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质量的重要部分，相关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

文献回顾

（一）社会质量

根据欧洲学者的界定，“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程度”。社会质量内涵包括: 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融合、社会赋权四个方面。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质量也做了不少相关研究。

有学者认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可以从社会质量理论中吸取养分，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林卡、高红，2010）另有学者认为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实现了社会发展研究的一次范式转变。（张海东，2010）丛玉飞发现中国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存在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 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 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丛玉飞，2015）作为一种美好社会的评价体系，社会质量本身就是评判社会治理好坏的一面镜子，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参考社会质量的相关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不可或缺。

（二）社会信任

西方学者对信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齐美尔认为信任是 “社会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福山认为：“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团体的角色”。

社会信任则是指社会生活和交往，体现在制度或组织的社会信任，或是对于陌生人的信任，个人之间的信任也就是社会信任。有学者认为转型期社会信任模式分为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和普遍的制度型社会信任模式，但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普遍的制度型社会信任模式的欠缺会影响社会凝聚的发展，要发挥社会团体组织的中介作用。（石海波、郭明，2015）朱虹发现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信任处于低水平。居民对政府信任程度最高,对符号与专家系统信任程度最低;人际信任在中国社会依然以关系为纽带。（朱虹，2011）胡荣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社会信任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依次递减，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都对其社会信任有影响，社会交往也影响着农村居民间的社会信任。（胡荣，2005）作为国内较早用量化方法来研究农村社会信任的文章，创新性极大，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中国农村社会信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研究假设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研究社会质量时，户口、教育和收入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故做出以下三个假设：

（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二）收入越高，其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三）户口是农村的人，其社会信任水平要高于户口为非农的人。

研究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共有样本10243个，本研究中因变量社会信任的数据选自调查问卷中的对亲人、朋友、邻居、同事、警察、法官、党政机关干部、商人、教师、医生以及陌生人这11个维度的新变量社会信任，而自变量则涵盖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信仰、收入以及户口，并运用STATA统计软件的ologit模型对以社会信任为因变量，以户口、教育程度和收入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数据分析

本研究将受访者对亲人、朋友、邻居等11维度的信任合成一个名为的新变量——社会信任，并将其作为因变量；将受访者的户口、受教育程度及收入作为自变量，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作为控制变量。在进行回归分析的之前，把收入取了其自身的对数，同时对民族、户口、政治面貌、信仰以及性别定类变量做了二分变量处理，也对变量社会信任和年龄进行分层。（详见表1）

表2是分别以户口、教育程度和收入为自变量，以社会信任为因变量，剩余变量为控制变量的三个模型。在Model1中，以户口为自变量的模型中，来自农村户口的人其社会信任越高，因为处于熟人社会的农民社会信任度更高；而在性别方面，男性的社会信任明显的低于女性，这和男女本身所处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密切相关；在年龄方面，年龄越大其社会信任越高，这涉及人生阅历和经验，剩余的控制变量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性；在Model2中，是以教育为自变量的模型中，我们发现性别在此的影响和模型1 一样是负向的，原因和模型1的解释相同；在Model2中，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学历越高其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期望也越高，但具体的影响机制，还需后续研究的推进。此外还发现，汉族的社会信任要低于非汉族，现有的数据

尚不能解释结果，剩余的控制变量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不显著；在Model3中，我们以收入为自变量，发现年龄越大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而收入越高其社会信任水平越低，这个从我国近几年中产阶层普遍焦虑可以得到印证。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汉族的社会信任明显低于非汉族，相关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跟进，而剩余的控制变量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结论

基于对社会质量相关文献和对社会信任相关概念的研究和回顾，笔者在社会质量视角之下，通过量化的方式对社会信任进行研究，对数据的定量回归分析，在印证前人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数据结果，主要是男性的社会信任低于女性，这与我们的常识有落差；而同非汉族相比，汉族的社会信任度更低，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同时也处在新一次科技革命的风口浪尖，旧有社会纽带解体引发社会碎片化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社会质量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在此时引入中国，无疑会对中国社会整体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提升有着理论和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Walker，Alan. Social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Welfare.The 1st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2nd Asian Conference on Social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Welfare Socie-ties，Taipei: Nation Taiwan University，March，2007.

[2]林卡,高红.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J]. 社会科学,2010.

[3]张海东.从发展道路到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式转换[J].江海学刊,2010.

[4]艾伦·沃克,张海东.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J]江海学刊,2010.

[5]丛玉飞.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J].江海学刊2015.

[6]［德］齐美尔.货币哲学[M].许泽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7]［美］弗兰西斯· 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8]石海波,郭明. 社会信任:衡量社会凝聚的重要指标[J]. 知与行,2015.

[9]胡荣. 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

[10]朱虹.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状况与特征—一项实证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