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个体排他视角
教育作为获得和改善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获得社会普遍认同，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创造更多资源与机会。家庭作为教育投资的承担者，教育投资与子女成就相关。低保家庭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家庭教育投资方面可能面临较多困境。笔者以个体排他视角分析城镇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镇家庭的扩展教育投资与家庭是否领取低保有关。
关键词
城镇低保家庭；教育投资；个体排他
问题提出
在现代社会，教育已成为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成为人们相互竞争的一种稀缺资源。不同阶层家庭的子女在教育起点、教育机会等方面存在差异。各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将获得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归属到具有某种资格的小圈子里，集团就必须选择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除他人的正当理由。
新韦伯主义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排他都可以定义为剥削。个人主义原则进一步延伸的结果，产生了一种表面上是个人主义原则的社会屏蔽制度。尽管现行就近入学和教师轮岗制度，有助于消减资源分配不均的程度。但是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投入的不均将更大程度影响教育结果，因此笔者着重考察城镇家庭在校外教育投资方面的现状与影响因素。
目前对于家庭教育投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其运用的理论普遍也是人力资本理论、投资收益理论等经济学理论。笔者立足于城镇低保家庭这一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对其扩展教育投资现状的描述，以及对影响扩展教育投资的因素进行分析，尝试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对该主题进行研究。
文献综述
2.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家庭教育投资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教育成本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笔者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子女的个人特质和家庭收入等。
家庭教育投资与家长受教育程度有关。有学者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教育支出越多（Teresa Mauldin，2001），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中女孩的入学率受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影响很明显。
家庭教育投资与子女的性别、年龄、数量等个人特质有关。有学者根据2001—2002年发展中国家家庭收支调查数据，发现男孩在入学机会和家庭教育支出上比女孩具有明显的优势（Aslam Monazza & Kingdon Geeta，2008）。有学者在台湾地区进行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认为影响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子女的数目（William，1993）。但是也有学者对学龄期儿童家庭的教育投资进行分析，发现家庭内孩子的数量与家庭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投资之间没有显著相关（Teresa Mauldin，2001）。
2.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家庭教育投资研究主要包括家庭教育投资的内容，以及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
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有些学者从家庭层面作为切入点。有学者发现由于户主的职业、受教育程度不同以及城乡分布不同，家庭教育支出存在差异，教育支出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多，与个人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李红伟，2008）。有学者认为影响中小学生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是家庭规模、家庭的收入、父母的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学生受教育层次等变量（顾辉，2010）。有学者认为在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存在差异。有学者发现家庭的经济状况、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直接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李旻，2006）。
关于，城镇低保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很多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投资成本过高，超出了一般民众家庭的承受能力，对于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低保、特困家庭而言负担尤为严重。有学者发现城镇家庭在的教育负担在义务教育阶段呈现逐年增加，低收入阶层家庭所承受教育负担远超出高收入阶层家庭，并且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大趋势。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投资回收期长的情况下进行教育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低保家庭的财产总量相比于普通家庭更少，教育投资占总收入的比重大（丁小浩、薛海平，2005）。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关于教育投资总体上取得了广泛的研究，他们对教育投资内容本身、原因与动机、影响因素等方面有着丰富的成果，以往这些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和研究经验。但国内研究更多在于高等教育投资和经济学领域的教育投资成本与收益问题，理论通常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分层理论研究城镇低保家庭的家庭教育投资。
研究设计
3.1研究假设
假设1：城镇家庭子女是否参加课外班与家庭是否领取低保有关，如果城镇家庭领取低保，则其子女参加课外班机会越小。
假设2：城镇家庭子女参加课外班的费用与家庭是否领取低保有关，如果城镇家庭领取低保，则其子女参加课外班的费用相比于不领取低保家庭的越低。
3.2数据、变量与方法
3.2.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2014年开展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初中阶段）”。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由于本研究只针对在城镇就读的中学生，最终进入到本研究分析的有效样本数为3158个。
3.2.2变量选取及基本情况描述
（1）因变量：
根据问卷，将家庭是否进行扩展教育投资操作化为子女是否参加课外班；将家庭扩展教育投资费用操作为子女参加课外班的费用。
（2）自变量：是否领取低保。
（3）控制变量：个体因素、家庭因素
①个体因素：操作为学生的学年总成绩
②家庭因素：操作为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
3.3数学模型
本研究中的第一个因变量是分类变量，影响因变量的因素又是多样的，因此，本文以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作为统计模型。基本形式为：
本研究中的第二个因变量是连续变量，影响因变量的因素又是多样的，因此，本文以多元线性回归作为统计模型。基本形式为：
数据分析结果
4.1是否领取低保对家庭扩展教育投资的影响
表1的模型显示，在控制了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差异之后，城镇家庭是否领取低保对学生是否参加课外班存在影响。与低保家庭相比，不领取低保家庭子女参加课程班的机会更大，由此假设1得到支持。
表2中模型1与模型2均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1中样本为低保家庭，模型2中样本为不领取低保家庭。模型1中所有控制变量均不显著，模型2中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显著。在两个模型中区分是否领取低保作为比对，由此分析是否存在其他因素影响家庭对子女参加课程班的消费，由此部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低保家庭的子女与非低保家庭的子女相比，确实存在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差异。如果该城镇家庭领取当地低保金，则其子女越不可能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父母对子女进行扩展教育投资越少。
目前来看，当城镇家庭领取当地低保金，其他控制变量均不影响子女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的费用，证明该家庭是否领取低保金是关键变量。而当城镇家庭不领取当地低保金时，其子女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的费用与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期望和扩展教育投资观念三个变量相关，此时该家庭是否领取低保金不再作为唯一影响子女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的费用的变量。
因此，我们认为模型可以部分解释该家庭领取低保金导致子女越不可能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子女参加与学业相关的课外辅导班的费用越少的情况。并据此推测，该家庭领取当地低保金，则父母对子女进行扩展教育投资越少。但是其作用的机制是否合理，以及表现为怎样的情况，还需要结合更多的变量来控制实际的生活情况。
在此基础上，我们呼吁社会关注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时，不仅仅在于保证其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平等，更加应该注重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
参考文献：
[1]丁小浩、薛海平,2005.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义务教育支出差异性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5(04):39-44.
[2]顾辉,2010. 教育：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一项对H市两所高中的研究[D].上海大学,2010.
[3]李红伟,2008.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0(04):1-7.
[4]李旻、赵连阁、谭洪波,2006. 农村地区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分析——以河北承德农村地区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06(03):14-18+41.
[5]Aslam Monazza& Kingdon Geeta, 2008.Educational Expectations，Parental Social Class，Gender and Postsecondary Attainment：A 10-Year Perspective. [J]. Youth and Society(39):135-163.
[6]Teresa Mauldin, 2001.Parental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s Educatio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22):p221-241.
[7]William, 1993.Education Daughters' and family Budgets Taiwan Experiences, the Jounal of Human Resources(28):p863-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