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村镇文化景观保护与变迁研究进展
关键词：风景园林；历史村镇；文化景观；保护；变迁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5-0124-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08-09
修回日期：2017-11-22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专项项目(编号cstc2016shmszx0504，2016-2019)、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编号CYB17028)和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编号106112017CDJXSYY0002)共同资助
Abstract: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historical villages and towns has been developed as a reflection carrier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capital, the regional "cultural form" and "landscape structure"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of historical villages and towns are facing great impac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of historical villages and tow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field, research subject, practice mode and method technology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historical villages and towns, and then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tourism, social mobility and natural disasters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s of historical villages and towns, and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trend and prospect of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in historical villages and town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istorical villages and towns;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change
1 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内涵认识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概念于20世纪20年代在地理学中广泛使用。1927年美国文化景观学派创立人“苏尔”将其简义为“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居伊德波《景观社会》为代表的国际情景主义学派提出：“文化景观”会由于“文化”的不同语境而成为一个统一或对立的范畴。1974年《景观的形态》一文界定“文化景观”为任何特定时期内形成的构成某一地域特征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体。1986年德伯里在《人文地理学：文化、社会与空间》中广义化文化景观为“人类对自然景观的所有可辨认出的改变，包括对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1]。1992年12月世界遗产委员会上首次使用“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其“包含了自然和人类相互作用的极其丰富的内涵，是人类与自然紧密结合的共同杰作”，并正式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伴随19—20世纪人们对遗产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各国遗产保护实践的开展与纲领性文件的形成，围绕“自然-人工、物质-价值、历史-现代”的“景观”与“文化”二元关系概念逐渐被引入遗产保护领域。历史村镇景观的山水、田林以及建成环境、土地使用方式、空间形态等各种自然与人工要素构成，与世界遗产委员会文化景观登录体系中的“有机进化景观”(organically evolving landscape)以及NPS登录标准中的“历史乡土景观”(historic vernacular landscape)[2]不谋而合。
在这个体系下，“历史文化景观”的本质，就是当下资本难以侵入或不愿意进行空间生产的那些斑块碎片产物。历史村镇文化景观，与都市或其他文化景观的区别，也可以理解为：这些斑块碎片主要处在非城市化地区，人类历史实践主要是自给自足而非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模式，这些文化斑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与人文景观风貌不仅有助于维持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观体系，也使村镇景观具有更好的可识别性和景观的丰富性[3]。
2 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研究现状
2.1 多学科交叉融贯的研究领域构成
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领域构架，从前期以文化生态学、人类文化学、管理学等基础学科为主的研究领域，中期渐触及地理学以及风景园林学等相关学科研究领域，后期拓展到城市规划学、区域规划等学科领域。其中，前期的研究主要针对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概念起源、管理机制、变迁开展系列研究。中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学科领域，即围绕地理学展开对地球表层规划、地域文化景观、乡土景观、大地景观与地域景观环境的研究；在生态学学科延伸景观资源论、生态场地规划、生态与文化园林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风景园林学围绕景观规划和文化景观研究、风景名胜区、乡村景观研究进行探讨，而这三大学科的研究以世界三大文化景观中心群体为主导，即以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形成的以I. McHarg、J. Simonds等为代表的文化景观和生态景观的研究范式；以德国、法国和荷兰为主导的文化景观与景观生态研究群体；以及英国的传统文化环境与风景园林研究群体。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期关于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也逐步渗入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领域，如区域景观整体性保护规划与机制、村镇景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等创始性研究，如探讨城市景观规划的转变[4]、景观学对城市规划学科的影响[5]，以及如何从文化景观视角开展历史城镇村的保护研究[6]、村镇景观规划新模型[7]、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影响及其发展演进过程、文化景观的演变和推动作用的相关融合研究。
现阶段我国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领域仍集中在以地理学科与风景园林学科为基础导向的空间形态层面，还需进一步增强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至文化学、管理学视角的综合交叉研究。
2.2 多元化与体系化的研究主题
目前对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五方面主题：1)村镇文化景观的概念、特征、构成与认知，探讨传统聚落、聚落地理、景观认知、理解与参与等基础内容；2)村镇文化景观发展的经验与总结，为村镇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和发展提供战略依据，如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保护问题，以及在城镇化推进的村镇地区，基于边缘化、破碎化和孤岛化的文化景观特征背景，展开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保护问题研究[8]；3)村镇文化景观功能与结构的形成、变迁与途径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景观结构的演变、区域和规划分离论阶段的文化景观动态发展过程、文化景观的扰动和城乡动态与演变，以及微观层面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传统村落、历史村镇文化景观变迁；4)关于村镇文化景观的保护，如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角度探讨村镇文化景观的保护与规划设计，以景观生态与生态规划设计为切入点的村镇文化景观继承与发展，如在历史村镇与传统村落地区宗教文化景观、名人名胜景观、建筑文化景观的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的开发思路；5)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趋势，包括历史村镇地区的景观重塑研究、城乡网络景观和城乡景观一体化研究、历史文化景观以及将文化景观作为一种视角的演变研究等，此外，文化景观在农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开发利用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研究也紧跟步伐[9]。
尽管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主题从“概念特征-构成认知-发展与保护-结构演变-趋势探索”的过程逐渐丰富多元，但仍然需要从历史村镇文化景观自身的“宏观-中观-微观”的逻辑体系完善研究主题，根据文化景观理论基础充实现有内容构成，如对历史村镇地区文化景观的“破碎化”“孤岛化”等现象背后的经济社会问题与作用机理的研究与探索。
2.3 从物质到物质精神并重的实践进程
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实践从“文化景观”概念提及之初便已起步，包括加拿大蒙大拿MISSOULA地区、葡萄牙西北部地区、西南沙特阿拉伯Al Ckas居住区的文化景观演进过程的一系列兼具物质与非物质的综合研究。我国关注虽晚，却有不少结合村镇文化景观实践案例进行概念、特征、保护等静态物质形态研究，如对云南南部亚热带山地的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概念特征、结构功能、保护措施的研究[10]，贵州黎平堂安地区结合“侗寨”的实际案例展开对农业文化景观的内涵与保护问题研究，以及我国皖南、徽州等地在古村落的保护、实践过程中进行文化景观的概念、内涵探索研究。与此同时，实践模式也在保护进程中由静态的概念与物质研究转向动态变迁与非物质研究，如对河南小镇的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风土民情交织的景观演进过程分析、佛山城乡边缘带和城中村的文化景观与社会关系变迁对比、山东省曲阜峪口村农业村落文化景观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演化过程与机理、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的吴楼村庄格局演变过程、我国太原盆地东南部、江苏省及山东省北公村的聚落演化或村庄空心化现象的相关问题研究。
综上可知，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实践逐渐由单纯地关注“物质”层面转向“物质”与“非物质”并重的层面，但现阶段对文化景观的实践研究与探索，更多地采取城市文化景观模式，但村镇与城市在产业、地域、景观、生态系统、人等方面均表现出差异性，最为关键的是村镇中“人”的不同，即为历史村镇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是村镇区别于城市的本质，故而对历史村镇中的核心“人”与“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拓展。
2.4 动态与可视化趋势的研究方法技术
现阶段我国关于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方法应用主要依托GIS技术、层次聚类分析法、DEM、结构方程模型等展开静态的景观特征与布局研究。其中GIS技术主要用于地理区域角度分析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11]与区域划分，也有通过空间和属性数据的结合进行文化景观空间分异的可视化表达以及综合应用历史GIS手段与景观复原、地图再现、空间和景观分析方法，研究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功能演变[12]、时空格局演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基于定性研究基础的定量研究也呼之欲出，如通过综合应用层次聚类分析法与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物质性和非物质文化景观相似性的指标体系，并量化分区聚类结果；如采用格网数据与空间平滑插值数据分析方法，反映村庄的密度连续变化趋势及分布状况；如借助DEM，在引入资源价值、遗存现状等权重因子基础上的文化景观视域分析与景观感知度的定量计算[13]；如以侗族村寨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14]，其他关于文化景观格局、特征与形成过程等评价体系与指数的研究也日渐丰富[15]。量化研究与方法应用使得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逐渐向科学化与系统化迈进。而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主要通过运用GIS技术、计算机技术及其他定量分析方法对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民族与殖民地名展开研究[16]。随后从单纯的技术应用拓展到了模型构建，如把生物反馈机制引入空间动态模型、把空间特征引入生态学模型等方式可视化地研究文化景观。其技术应用的对象也不仅停留在静态的文化景观特征、布局等层面，而多采用电子计算机在景观网络化的基础上模拟文化景观的动态变化[17]。
我国目前关于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应在追求技术的先进性之余，需要更多地在综合研究领域与主题的基础上，借助技术模拟，厘清文化景观“生产-变迁-保护”等过程，进而顺应其发展规律。
3 历史村镇文化景观变迁机制
3.1 城镇化发展导致人工的历史物化环境景观结构演变
城镇化发展导致村镇文化景观在整体形态与结构等方面的演变，是指在城镇化作用下历史村镇人工的历史物化环境景观结构的巨变，具体体现在土地利用属性与人口结构的变化。首先，城镇化背景下的交通、信息的可达性促使城市与村镇产生极化效应，导致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工业化，村镇形成复杂的居住、工商业、展览业、旅馆和餐饮业等多功能景观，影响到村镇景观环境及土地利用结构[18]，产生深刻的社会、生态和文化变化[19]。同时，城镇化在促使村镇人口重构的同时也对村镇物化环境景观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随着农业工业化趋势，人口居住集中，新村镇规模扩大，大量小村镇衰败并逐渐消失，造成乡村聚落结构的根本改变[20]；二是城镇化进程中，许多村镇青年劳力转移到附近城市就业，空心村现象逐渐产生，村镇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21]；三是农村人口进城与城市居民的外迁行为同时存在，欧美发达国家尤盛，城市居民外迁使得部分村镇地区人口增加，这些新居民的到来改变了原有村镇的社会结构，同时也使得乡村产生一系列如休闲、 娱乐、教育、旅游等新的功能与服务，导致聚落景观的整体变化[22]。
3.2 旅游业兴起带来的传统产业文化景观(非社会化生产方式)瓦解
全球化与城镇化作用下的旅游业如火如荼，而村镇地区旅游业的兴起给文化景观的协调性与传统性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中，协调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旅游设施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度、建筑材料的统一性、景观规划与设计、广告标识、电话电缆线的合理设置等方面[23]。而对文化景观传统性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村镇水体、公园、广场等物质空间逐渐现代化，另一方面，伴随旅游业发展，村镇传统商业形态日渐被现代城市商业街模式取代，旅游宾馆、饭店、商店等商业功能破坏了村镇原始的祠堂、戏台、庙宇等文化功能氛围，如玛雅古村的传统风貌因旅游业而出现的文化商业化现象[24]，坦桑尼亚石头城(Zanzibar)的地域景观、传统经济文化结构等因旅游发展而逐渐遭受破坏[25]，如我国周庄古镇的旅游商业的极端化处理方式使得历史名镇失去传统的生活特性，我国华山道士延续至今的隐逸避世的修道方式也被游客与社会影响深刻冲击[26]。商业化现象在侵蚀传统文化的同时造成传统建筑的形式、传统手工艺以及民间艺术的消亡和改变[27]。再者，村镇居民行为、生活方式和生产关系结构也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愈发现代化和多样化[28]，由于大量从事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的本地人群纷纷转向利润较高的旅游服务业，造成大量原住居民的迁出与外来人口的迁入，传统非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被动改变，导致村镇原生社会结构的瓦解与景观、文化的异化，从而使其长期维系的地域情感纽带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呈现出社会文化的趋同状态，破坏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
3.3 社会流动下的自给自足生活形态的瓦解及其“原”住民结构边缘化
历史村镇社会流动对文化景观造成的影响主要是景观的废弃和边缘化，更进一步意味着历史村镇地区原始的自给自足生活形态的逐步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原”住民结构边缘化与变迁。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村镇原居民源于城镇化背景对建筑更新、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配置以及现代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需求变化，村镇尤其是边缘化地区由于农田低产、通达性差等原因，人口大量外迁寻求就业或收入，村镇由于缺乏传统“文化景观”中核心的“人”与“居民”而失去了生产活动，导致农田荒弃、房屋闲置，从而产生废弃景观，使得村镇的土地部分利用强度增加而部分被废弃而不均衡，土地利用和景观结构、格局和功能都发生变化，加速了地方性文化景观的消亡[29]。在此基础上，村镇地区废弃后的农田与建筑的景观和功能变化巨大，如废弃的田间建筑借助新的景观要素被改用旅游产品或作度假小屋，使原来的乡村建筑景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导致村镇传统文化的遗失[30]，假以时日，历史村镇的“原”住民再也回不到这片土地，他们祖祖辈辈建立起的社会网络与情感纽带断裂与边缘化。
3.4 自然灾害作用下的文化景观与自然的历史物化环境破碎
历史村镇在灾害过程中常因区位劣势、交通可达性差、缺乏防灾等因素而遭受严重破坏和损失，从而使得村镇文化景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遭受威胁。一方面，地震、洪水、滑坡等灾害冲击使村镇完整的区域景观与格局被逐步分割，村镇景观在水平尺度和垂直尺度上都发生着变革，村镇原有文化景观失去整体性，某些节点成为被分割的“景观孤岛”，长此以往，传统村镇地域文化景观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另一方面，在灾害之后的重建过程中由于社会与资本的各种形式注入，一是传统村镇地域文化景观内部容易出现较大程度的异化过程，村镇连续的景观空间上出现“古村镇景观-现代新城景观-现代产业景观”等交替出现的景观分割格局，使乡村地域文化景观高度破碎；二是在重建过程中，新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农业开发区等各级各类开发区和高速交通网络的形成，会彻底改变村镇原有的传统景观环境，加速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变迁与消亡。
图1 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研究内容、变迁机制及其趋势展望(作者绘)4 趋势与展望
综合以上历史村镇文化景观保护研究以及变迁机制研究综述，着重从理论体系拓展、实践研究转向、方法技术深入三方面探讨主要发展趋势(图1)。
4.1 理论体系拓展：由形态设计的客体营建转向环境行为学的主体体验
虽然现阶段关于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大多研究仍然聚焦于其概念、特征、保护方法等物质构成与空间形态层面，关于历史村镇文化景观变迁的研究虽有所涉猎，但主流仍是从景观生态学以及风景园林学视角出发的土地利用变迁与聚落空间、建筑形式的对象客体的演变研究，整体上比较缺乏从类型学、心理学、语言分析学等角度对历史村镇的宗教民俗、人口结构、社会关系、产业形态、生产方式等非物质文化景观环境的动态变迁与影响机制、生活居住其间的主体情感与体验等研究。因此，未来的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研究可借助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分析学等环境行为学分析手段，融合传统形态学等分析方法，从历史村镇主体体验与客体营建2个层面拓展现有理论体系。
4.2 实践研究转向：重物质-社会文化、重点线-整体、重静态-动态
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村镇文化景观实践研究集中在可见的静态景观与个体物质层面，但伴随着城镇化、旅游业等带来的文化景观的变迁现象，历史村镇地区传统的非社会化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生活形态、原始社会结构、自然与人工物化环境的瓦解与破碎敲响了文化景观危机的警钟，历史村镇地区的文化景观的社会治理与整体修补刻不容缓。故而在日后的研究中，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应在完善理论体系的同时，突破景观规划或空间形态层面去看待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破碎化”与“孤岛化”等现象，解决历史村镇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等问题，需要更加重视对历史村镇的历史物化环境景观结构的修复、对传统产业文化景观的重组、对其自古以来形成的自给自足生活形态的复原以及对原住民社会结构的保护等方面实践。需要重点从“物质规划向经济社会环境治理转向”“点线规划向景观整体网络规划的转变”“静态规划向动态规划的转变”等方面强化历史村镇文化景观实践。
4.3 方法技术深入：政策调节下的系统化与定量化的保护治理手段
我国关于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研究侧重于对传统的空间形态、场所格局形成等局部问题的定性分析，初涉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社会经济背景、技术量化评价及保护方法的综合研究，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方法指导实践尚有距离。而风景园林、地理学以及城乡规划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推动着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研究的科学化发展，保护治理作为政策调节等主要手段，有赖于定量评价技术的支持。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将基础理论向应用技术转化，利用统计学与数理学的回归函数与结构方程搭建历史村镇文化景观“评价-测量-调节”的量化关联之桥，形成针对现实问题、基于客观数据的系统化、动态化检测与管制方法。具体而言，可通过综合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背景知识学科的方法，借助多媒体技术、应用软件等现代科技手段作为辅助，在模型构建与计算过程中明晰文化景观相关科学问题，从而进行规划调整，比如借助社会学的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方法从社会关系属性角度模拟村镇文化景观的结构变迁，定量评价社会结构保护情况，从而判断文化景观结构的生产、保护与变化过程，进而探索历史村镇文化景观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形态演变”与“结构变迁”的机制及两者的相互作用，探寻区域尺度上文化景观空间的整合模式与网络结构特征，提出保护规划方案，最终形成历史村镇文化景观保护的“出发端的绩效评价-过程端的状态判断-执行端的干预调节”的循环体系。
参考文献：
[1] Debli J, Harm J, Muller P O.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M]. 3r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86: 142.
[2]肖竞，李和平，曹珂.历史城镇“景观-文化”构成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J].城市规划，2016(12)：81-90.
[3]Antrop M.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7: 9-26.
[4]宗跃光.城市景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5]吴启焰，朱喜刚，徐建平，等.景观学与景观专业教育的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21(5)：110112.
[6]李和平，肖竞，周晓宇.西南盐业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构成与保护研究[J].城市规划，2015(7)：100-106.
[7]Forman R T T. Land Mosaics: the Ecology of Landscapes and Reg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8]王云才, Miller P, Katen B. 文化景观空间传统性评价及其整体保护格局：以江苏昆山千灯 张浦片区为例[J].地理学报，2011，66(4)：525-534.
[9]方淑波，肖笃宁，迟守乾.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景观设计浅议：以兰州市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03，12 (3)：59-66.
[10]角媛梅，程国栋，肖笃宁.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及其保护研究[J].地理研究，2002，21(6)：733-741.
[11]孙百生，郭翠恩，杨依天，等.基于GIS的承德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J].地理科学，2017(2)：244251.
[12]张佰林，张凤荣，周建，等.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J].地理科学，2015(10)：1272-1279.
[13]李平星，陈诚，陈江龙.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地理科学，2015(7)：845-851.
[14]杨立国，刘沛林，林琳.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以侗族村寨为例[J].地理科学，2015(5)：593-598.
[15]王云才，韩丽莹.基于景观孤岛化分析的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模式：以江苏苏州市甪直镇为例[J].地理研究，2014(1)：143-156.
[16]Graeme G. Changing symbols: The renovation of Moscow place names[J]. The Russian Review, 2005, 64(3): 480-503.
[17]肖笃宁，李秀珍.当代景观生态学的进展和展望[J].地理科学，1997，17(4)：356-363.
[18]Paquette S, Domon G. Trends in r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a n d socio–demographic recomposition in southern Quebec (Canada)[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1, 55: 215238.
[19]Antrop M.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7: 9-26.
[20]Ruda 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 93-97.
[21]薛力.城市化背景下“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J].城市规划，2001，25(6)：8-13.
[22]Ruda 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 93-7.
[23]Inskeep E. Tourism Planning an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J]. VanNostr and Reinhold, 1991: 342-345.
[24]Medina L K. Commoditizing culture: Tourism and Maya Ident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2): 353-368.
[25]Marks R. Conservation and co mmunit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tourism in the Stone Town of Zanzibar[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6, 20(2): 265-278.
[26]邬东璠.议文化景观遗产及其景观文化的保护[J].中国园林，2011(4)：1-3.
[27]保继刚，苏晓波.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J].地理学报，2004，59(3)：427-436.
[28]王云才.江南水乡古镇城市化倾向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7，16(6)：700-703.
[29]Poudevigne I, van Rooij S, Morin P, Alard D. Dynamics of rural landscapes and their main driv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in the SeineValley, Normandy, Fran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7, 38: 93-103.
[30]Van der Vaart J H P. Towards a new rural landscape: consequences of non-agricultural reuse of redundant farm buildings in Friesland[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5, 70: 143152.
(编辑/金花)
作者简介：
石亚灵
1989年生/女/四川达州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社会网络技术(重庆 400030)
黄勇
1976年生/男/湖南益阳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设计与复杂网络技术(重庆 400030)
黄晖
1976年生/男/四川大竹人/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三所总规划师，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重庆 401147)
齐童
1991年生/男/河北唐山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设计(重庆 4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