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夏天,我在美国住了 16 年之后,要回一次俄罗斯老家。自从我们全家人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纽约,这些年我是第一个回老家的人。妈妈给了我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标着我外公墓地的位置,她让我回老家时给外公扫墓。
给外公扫墓,对妈妈来说是件心头大事。我很小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妈妈经常给我讲外公的故事,她非常怀念外公,也希望我能记住他。但是外公去世时我太小,还不怎么记事。妈妈觉得讲讲故事不足以表达对外公的怀念。我想,我的这次扫墓能了却她的这桩心愿,所以我向妈妈保证,我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扫墓。
不过,真的回到俄罗斯,我首先找的是我在高中时的女朋友。然后我又去联系工作上的业务,拜访了很多儿时的伙伴。直到离开俄罗斯的前一天,我才觉得必须去墓地了。
我到墓地时已经将近黄昏,墓地门口有一位卖花小姐,她的桶里只剩下 7 朵康乃馨了。我把这些花儿全买了下来,但是我拿钱包时,发现我没带妈妈给我的地图。我不知道地图是不是丢了,也不知道外公的墓在哪儿。
我可以打电话问远在美国的妈妈,但是我在前两天已经告诉妈妈,我去了墓地。现在我打电话怎么跟妈妈说呢?
无奈之下,我去了墓地总办事处。办公桌后面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说,她会帮我找到外公亚伯拉罕·皮卡斯基的墓地档案。
她找了几分钟,拿出了一份打印文件。文件的名单里有 17 个人的名字都是亚伯拉罕·皮卡斯基,我在其中找到两个和外公年纪相近的人,把两份扫墓钱给了那位女士。
我去找这两座墓,只要一个墓碑上有照片,我就容易辨认。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人,通常会在亲人的墓碑上留一张照片。
我找到了第一座墓,墓碑上面写着“亚伯拉罕·皮卡斯基”,但是没有照片。只刻着一句碑文:“爱你的妻子和孩子敬上”。
我看不出这是不是外公的墓,所以马上去找第二座墓。这个墓碑上也刻着“亚伯拉罕·皮卡斯基”这个名字,但也没有照片。碑文刻着:“苦难的家人敬上”。
这又让我无所适从了,我站在墓地里,希望冥冥之中外公会给我提示。我回忆着,我的外公是个锁匠,他有 3 个孩子。他喜欢足球,死于心肌梗死。
我把 3 朵康乃馨放在这座墓前,然后回到第一座墓那里,把另外3朵康乃馨放在了墓前。
我的手里还有一朵康乃馨,这朵花应该给谁?或者我应该把它扔了?突然,我有了主意,我把这朵花放在了眼前这座墓前——如果这座墓的主人就是我外公,那么可以说皆大欢喜,他得到了大半数的花儿;如果不是,那么就当作我对一位陌生人的宽慰,因为别人的外孙不远万里从美国来祭奠他。
我回到旅馆,第二天坐飞机回了纽约,不过,我始终没找到那张地图。妈妈和爸爸来机场接我,坐车回家的路上,妈妈哭了起来。
我问她:“妈,你哭什么?我只去了一个星期。”
妈妈说:“我是高兴,你去给外公扫了墓。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给我打电话说去了墓地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只是在安慰我。”
原来,我还在飞机上时,妈妈在俄罗斯的侄女给她打电话,说她去了墓地,看到了摆放在那里的康乃馨,所以妈妈才确信我给外公扫了墓。妈妈停止哭泣之后,用手抹着眼泪。
我琢磨着:我应不应该问问妈妈,她的侄女在我外公的墓地前看到了几朵康乃馨,3 朵还是 4 朵?后来我没提康乃馨的事,给一位和外公名字相同但命运不同的老人献过花儿,我没有遗憾。
(余 娟摘自《新民晚报》2018 年 4 月 8日,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