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北郊园林群落的生成与演变

作者:都铭　张云　Du Ming Zhang Yun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Gardens of Yangzhou Northern Suburb in Qing Dynasty

　　摘要：清代以来，扬州城北郊的园林集聚而成群落，伴随着皇帝南巡等公共事件的发生及城市生活变迁，这一园林群落的规模、形态及中心也在不断演变。扬州北郊在清代短短几十年间内从城郊公共风景演化成园林群落，本质上是一个“场所”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转变，也带来了当时建设者、使用者及游历者对这一场所的重新认知与重新使用，因此，从“场所认知”和“场所使用”的视角出发，分析了1686—1793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扬州北郊风景园林文献，对照现状地貌，探讨了这一园林群落的生成与演变，认为清初的公共名胜建设为后续的园林集聚提供了基础，之后扬州北郊的园林从该区域两端开始集聚，清代中期皇帝南巡带来的园林建设高潮，催生出依托山水脉络集聚的十数个次级园林群落，其后，这些大小不一的园林聚集体进一步与城市空间融合，演化出3个场所中心，最终形成了复合化的整体园林群落。

关键词：风景园林；城郊园林；集聚；演变；扬州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4-0123-06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6-10-30

修回日期：2017-12-18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编号14NDJC174YB)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LY17E080023)共同资助

Abstract: Since Qing Dynasty, gardens in the northern suburb of Yangzhou had been clustering into groups. Along with the big event of the emperor's inspection and changes in urban life, the sizes, forms and centers of these garden groups were evolving. These changes that happened in decades in Qing Dynasty were in f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articular places, and consequently renewed people's perception and their ways of using these places in that time. From the view point of perception and func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literature on Yangzhou gardens during the time between 1686 and 1793.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topography,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se garden commun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in the early Qing had built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volution. Since then, gardens of Yangzhou northern suburb had gathered from the two ends of the region. Then, in the middle Qing, based upon the water-mountain thread of the area, the gathered gardens formed garden communities in ten hierarchies, and further transformed into three centers of important place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uburb garden; gathering; evolution; Yangzhou

在江南园林的发展过程中，苏州与扬州是2个重要的造园中心。与苏州园林以城市私家园林为主不同，扬州园林发展到清代，在城郊出现大规模的园林群落。乾隆年间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对扬州城外北郊园林记道：“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1]”这一独特的园林形式，使得扬州园林一时名声大噪，以至在清代中期出现了“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的说法。扬州北郊园林群落的出现，是在清初以来私家园林自发营造聚集的基础上，由清中期因皇帝南巡引发的园林建设高潮推动，官商合力营造风景，之后与城市日常生活密切互动，逐渐成形并持续演化变迁的成果。

那么，清代扬州北郊园林群落作为一种演变而来的特殊空间“聚落”，具体经历了怎样一个由单体到群落、由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其园林集聚、场所生成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脉络与逻辑？这一园林群落经集聚成型后，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演化发展？

关于清代扬州北郊园林，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对园林整体风格及图文记录为主的研究，如陈从周的《扬州园林》[2]、吴肇钊的《瘦西湖园林群：历史、艺术与营造》[3]等，对扬州北郊园林的发展、特征及其重要性均做了精当的论述，第二类是对园林历史的研究，如朱江的《扬州园林品赏录》[4]、吴薇的《扬州瘦西湖园林历史变迁研究》[5]，史料汇编得宜，收录园林全面，是基于史料的整体性研究，第三类是扬州北郊园林手法风格或专项特征的研究，如《扬州蜀岗瘦西湖私家园林集群的景观构成》[6]《论佛教文化对清代中国园林的影响：以扬州瘦西湖为例》[7]《瘦西湖的景观格调与文化特性：以熙春台向北至蜀冈的山林景观为例》[8]等，就扬州北郊园林的空间、建筑、文化特征做了深入阐述。扬州地处长江与运河的交叉点，受到多方政治经济力量及文化的影响，扬州风景园林的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应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下来审视研究，如梅尔清在《清初扬州文化》[9]中提到了清初文官的名胜建设促进了扬州北郊风景的演化，而陈薇的《城河湖水一带、绿杨城郭一体：扬州瘦西湖研究二则》[10]则辨析了扬州北郊风景的演化与城市要素的关系。

总体而言，已有的研究或侧重园林风格手法、美学特征，或关注其历史发展、演化脉络，深入阐明了清代扬州北郊园林群落的各层面内涵与价值，然而，扬州北郊在清代短短几十年间内从城郊公共风景演化成园林群落，本质上是一个“场所”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转变，这也伴随着当时建设者、使用者及游历者对这一场所的重新认知与重新使用，因此，本文拟从“场所”这个更为基础的视角出发，关注从清初到清中叶期间对扬州北郊的“场所认知”和“场所使用”的变化，来探讨扬州北郊园林群落的生成过程与演化逻辑。

1736年钱塘诗人汪沆的诗作，使“瘦西湖”之名逐渐成为扬州北郊风景园林具有标志性的代称，因本文讨论的时间跨度从1686年开始，彼时尚未有“瘦西湖”之称，也未建立起以“水”为中心的场所整体认知，故在文中仍以“扬州北郊风景园林”指称。

图1 《湖海集》中首次出现对扬州北郊名胜的整体关系论述与比拟(改绘自参考文献[12])

图2 《平山揽胜志》的诗文记录显示了园林从平山堂和红桥2个端点开始集聚(改绘自参考文献[12]) 1 四季与诗：对扬州北郊的整体场所认知的建立

1.1 清初扬州北郊的公共风景名胜建设

清代以前，公众对扬州北郊区域的认知重心，一直仅聚焦于距城市数里之遥的“蜀岗”及之上欧阳修建立的平山堂，但从王士祯在1662、1664年2次“红桥修禊”，使“红桥”(即后来的“虹桥”)成为公共名胜以来，扬州的文人官僚开始有意识地在北郊以名胜建设促民风“教化”，到清代康熙朝中期，扬州北郊已逐渐形成了多个互相关联的公共名胜，从而建立起具有层次与重点的整体场所认知。

1.2 《湖海集》中首次出现对扬州北郊4个景点的整体关系论述

从1686年起在扬州为官的孔尚任，其诗文集《湖海集》中对扬州北郊风景多有评述，记录了他在1686—1689年间对扬州北郊风景的游历、点评乃至建设。在其中“于臣虎选诗小引”一文中，将扬州北郊的4个公共名胜视为有主次、有关联的组合，首次出现了将扬州北郊视为整体场所的认知。他记道：“广陵之胜，以平山堂为最，其所称红桥、法海寺、观音阁者，皆平山堂之附丽也。[11]”

这4个公共名胜，在空间关系上，在孔尚任看来是处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他将这4个景点的空间位置比之于经典的4句古诗的关系：“譬之为诗者，平山堂其中联也，起于红桥，承于法海寺，结于观音阁。”同时，孔尚任又认为北郊这4个景点的风格特征，也因其参差差异而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将这4个景点的空间位置比之于一年四季的关系：“红桥之旁，游人杂沓，柳掩花映，宜于春者也；法海寺上，殿阁高敞，藕花四围，宜于夏者也；至于松林修洁，远对江山，平山堂特宜于秋者；若断草寒塘，若古城高下，冬之游者，盖非观音阁不宜矣。”

作为扬州北郊风景的亲历者与建设者，孔尚任也继欧阳修、王士祯之后以传统文人官僚的方式着力建设扬州北郊的名胜景点，他写了《蜀岗观音阁是迷楼故址》一诗考证“蜀岗”的场所历史，拜访在“法海寺”住下选诗的于臣虎，并率众在“红桥”附近的傍花村举行诗会。清初从王士祯到孔尚任这些文人官员的名胜建设，使扬州北郊区域不再仅有平山堂一处远离城市的孤立景点，多个互相呼应的景点名胜，构建出具有层次的整体场所，也为下一步的园林集聚奠定了基础(图1)。

2 “堂前”与“堂后”：从北郊区域两端开始的园林建设与初步集聚

扬州北郊区域，北端为蜀岗之上的平山堂、南端为城市附近的红桥。从1736年重修平山堂之后，依托平山堂及红桥两端，此区域大量建设的园林出现了初步聚集的趋势。

2.1 “平山堂之后”区域的园林建设

《平山揽胜志》于1742年刊行，是关于扬州风景园林的诗文汇集，编者汪应庚将这些诗文按主题归类分卷编撰，因此每一个风景园林场所节点的诗文论述的数量多寡，正体现出当时公众对这些场所节点的不同关注程度，也暗示了1742年前扬州北郊区域中风景园林的建设重点。

《平山揽胜志》共10卷，对照地形审视其内容，可分为“从城市到平山堂”“平山堂之后”“平山堂”3个部分。“从城市到平山堂”部分，其内容占据卷一到卷三共三卷；“平山堂”部分，占据卷四到卷六共3卷；“平山堂之后”部分，占据4卷。

我们可以发现，到1742年，“平山堂之后”的区域出现了大量风景园林建设行为及园林的初步聚集，这部分的诗文共3卷，有132篇诗文，这些诗文描述了12个场所节点，数量为3个区域之冠，而这12个节点中，有8个是1729—1737年间新建及重建的。

2.2 从小秦淮到红桥的园林建设及初步聚集

在《平山揽胜志》卷一的“总叙”中，则记录了在扬州西北郊区域的另一端，扬州城的镇淮门外到红桥一带，也开始出现了大量园林集聚。汪应庚记道：“游人率常买舟，出镇淮门，沿洄而西，夹岸园林，水木明瑟，参差掩映与雉堞间，名曰小秦淮。迤北为红桥，新城王尚书冶春地也。[13]”红桥附近为城外“冶游”之所，故应多为经营性的商家园林。

因此，从孔尚任离开扬州的1689年到《平山揽胜志》成书的1742年的50年间，扬州北郊区域的园林建设开始以平山堂和红桥2个端点开始发展，平山堂附近多为寺观园林和山地风景园，红桥附近则多商业经营园林，这些园林或为依托平山堂的“别建层轩”“凿沼得泉”的风景建设后“遍昆仑之襟带”，或为镇淮门外的“夹岸园林”，已出现了初步聚集成片的情形(图2)。

3 以山水为经：皇帝南巡引发的建设高潮及10个次级园林群落的生成

3.1 皇帝南巡引发的园林建设高潮

后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写道：“扬州园林之胜，甲于天下，由于乾隆朝六次南巡，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14]”从1757年开始，扬州地方政府与盐商合作，开始为1762年的乾隆帝第3次南巡接驾建设行宫及园林。到1765年左右，扬州北郊区域的园林群落基本成型，大部分园林沿保障河两岸和蜀岗平山堂集聚，其集聚逻辑可表述为“以山水为经”，并形成10个次级园林群落。

3.2 依托山水脉络集聚成型的10个园林群落

出版于1765年的《平山堂图志》，提示了这一连续园林群落的集聚方式。《平山堂图志》的卷一和卷二，分别为“名胜上”“名胜下”，对扬州风景园林的61个节点作了概要的介绍。这些风景园林景点，其集聚方式基本循着“山、水”2个脉络，即作为“山”的蜀岗、作为“水”的保障河和迎恩河。其中由“蜀岗”组织起来的节点有23个，由保障河和迎恩河组织起来的有37个。

在《平山堂图志》卷首图中，对这一“园林沿山水聚集成群落”的情形则表现得更为直观与细致。虽然《平山堂图志》刊行后的卷首图有百幅之多，但根据其各幅画面的连续性，可还原成10个连续场景，这10个连续场景也即是由山水脉络组织起来的10个园林群落(图3、4)。

场景一描述的是从“城闉清梵”到西园曲水的“水明楼”一段，为保障河起始段的北岸部分，场景二描述的是从“巇谷园”到“种纸山房”一段，为保障河中段的北岸部分，场景三描述的是“望春楼”到“清远堂”一段，为保障河末段的东岸部分，场景四描述的是从“蜀岗二峰”到“五烈祠”一段，为平山堂周边的山地景点，场景五最长，描述的是从“尺五楼”到“筱园花瑞”、再到“莲性寺”和“柳湖春泛”一段，为平山堂下山后沿保障河末段与中段的西岸一段，场景六、场景七、场景八分别为倚虹园、南虹桥、九峰园的单独景色，位于保障河末端的西岸，场景九描述从“临水红霞”到“艳雪亭”一带，为保障河东岸，场景十描述从“邗上农桑”到“蚕房”一带，为保障河西岸。

图3 《平山堂图志》卷首图内容具有连续性[15]

图4 由《平山堂图志》卷首图拼接还原的园林群落(场景三局部)(改绘自参考文献[15])

4 与城市融合成更大的整体：3个集聚点与园林群落的进一步演化

4.1 围绕3个场所中心演化出新的园林群落形态

1784年开始，乾隆帝不再南巡，扬州北郊区域的园林也不再需要保持为迎驾展示的依托山水的聚集模式，这一区域的风景园林群落的发展开始以世俗生活为主导，产生了3个城外世俗生活的中心，大量园林也逐渐以这3个中心聚集，演化出新的园林群落形态。

出版于1793年的《扬州画舫录》，是“仿《水经注》体例，分其地而载之”“以地为经，以人物为纬”，但其中对扬州北郊风景园林的叙述方式及次序侧重，明显不同于1765年出版的《平山堂图志》，体现出园林群落集聚逻辑的变化。

阮元在嘉庆十年(1805年)的《扬州画舫录》序中则具体提到了李斗如何“依此次叙之为卷帙”，他写道：“以上方寺至长春桥为草河录，以便益门为新城北录，以北门为旧城北录，以南门为城南录，小东门为小秦淮录。分虹桥外为虹桥上下东西四录，分莲花桥外为冈东录、冈西录、蜀岗录，共十六卷；别记工段营造录、舫扁录二卷。”因此，对于扬州北郊区域的风景园林，在李斗的时代已经是将其与城市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的。

李斗在自序中写道：“按扬州郡城之地，自上方寺至长春桥为草河，自便益门至天宁寺为新城北，自丰乐街至转角桥为城北，自瓜洲至古渡桥为城南，自古渡桥至渡春桥为城西，自小东门至东水关为小秦淮，而皆会于虹桥。于是自‘荷浦薰风’至‘水云胜概’为桥东，自‘长堤春柳’至莲性寺为桥西，而会于莲花桥。又自‘白塔晴云’至‘锦泉花屿’为冈东，自‘春台祝寿’至尺五楼为冈西，而会于蜀冈三峰。依此次叙之为卷帙，其工段营造之制及画舫之名附于卷末。[16]”李斗指出了整合城市与风景的3个重要场所节点，即各类城市空间、水系与自然地形所“会于”的虹桥、莲花桥和蜀岗，而这也是这一时期园林群落的3个聚集地。图5 《平山堂图志》卷首图描绘了依托山水生成的10个园林群落(改绘自参考文献[12])

图6 《扬州画舫录》记录了园林群落以3个地标为中心进一步聚集(改绘自参考文献[12])4.2 园林空间的进一步连通与整合

《扬州画舫录》也记录了这一时期大量园林的进一步聚集，如“卷石洞天”(小洪园)，即是“上点桥亭，题之曰‘卷石洞天’，人呼之为小洪园。园自芍园便门过群玉山房长廊，入薜萝水榭”。又如江园与西园，《扬州画舫录》记到：“江园门与西园门衡宇相望，内开竹径，临水筑曲尺洞房，额曰‘银塘春晓’。园丁于此为茶肆，呼曰‘江园水亭’。”这一时期的扬州西北郊园林，除“相邻”“相望”的连通、聚集方式外，尚通过延伸园林中心空间、强调游客游览路线、跨河设立对应的标志性建筑等更为多样与立体的方式，产生出复杂的聚集形态。

5 结论：清代扬州北郊园林的集聚过程与演变脉络

对照1686—1793年间的扬州北郊风景园林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的清代扬州北郊的园林群落，在其100多年间的生成演进过程中，以清初成型的多个公共名胜为框架，从平山堂、红桥南北两端开始逐渐发展，以皇帝南巡为契机开始大规模建设，风景园林进一步依托蜀岗、保障河、平山堂的山水格局建设集聚，形成十数个次级园林群落，其后与城市生活空间衔接发展，最终围绕虹桥、莲花桥、蜀岗3个世俗生活中心产生了更为复合的整体园林群落。

清代初期到清中期扬州北郊区域园林的百年演变，除了空间形态、场所中心的变化，在风景游览方式及与城市关系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迁。在1688年的《湖海录》中，孔尚任虽然提出了扬州风景园林中的4个节点，但他对于这4个节点之间的景色并未具体提及。从1742年的《平山揽胜志》开始，对扬州北郊风景的记录呈现出对“沿路风景”的重视，在该书“总叙”中，用了大量方向性和动作性的词句，如从“出镇淮门，沿洄而西”开始，到“纵棹稍北，经保障湖”，再到“涉岗而上，以登斯堂”。而1765年的《平山堂图志》，其卷首图还原的10幅横向长卷式场景，体现出依托水面路径的强调连续性与展示性的风景园林游览体验。到了1795年的《扬州画舫录》，从草河(迎恩河)到城市、再从城南保障河一路沿红桥到蜀岗的叙述方式，体现出此时扬州北郊的园林群落，已形成多次集聚，开始与城市一起组合成有机的整体，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空间的延续。清代扬州北郊区域的风景园林群落，至此成为整合自然风景、单体园林、城市空间的风景综合体，构成了中国传统风景园林中独特而重要的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