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ddulph Grange中国花园：19世纪英中式园林
关键词：风景园林；维多利亚时代；Biddulph Grange花园；英中式园林；园林修复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4-0100-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6-11-13
修回日期：2018-02-05
Abstract: Biddulph Grange Chinese garden is a rare Victorian Anglo-Chinois garden preserved in the Staffordshire, England, which has provided evidence of the short revival of Anglo-Chinois garde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gardening skills of Biddulph Grange Chinese garden enables th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Anglo-Chinois garden history in England. Meanwhile, the successful restoration of Biddulph Grange Chinese garden suggested that public interactions to restoration process can be beneficial if being managed carefully.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Victorian time; Biddulph Grange garden; Anglo-Chinois garden; garden restoration
英中式园林在18世纪时期的英国一度影响深远，更推动了如画园林风格的出现。这股造园风潮在18世纪70年代后逐渐衰退，因此，目前英中式园林研究多关注于18世纪诸花园。罕为人知的是，始建于1842年的Biddulph Grange花园内现存的一座英中式花园，其布局之完整、设计技艺之高超，堪称英中式园林巅峰之作。Biddulph Grange中国花园的审美取向和造园手法反映出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特有的历史背景和风格。深入分析Biddulph Grange中国花园不但能直观展现维多利亚园林造园技艺，也能填补对英中式园林历史理解的空白。花园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复建，至2011年全部整修完毕，是当代英国园林修复的一个成功案例。了解该园林的修复历史有助于展开关于园林维护的反思和学习。
1 历史背景
中式园林审美于17世纪末开始在英国形成影响。1685年，William Temple爵士(1628—1699)在其著作《论伊壁鸠鲁花园》中引入了一个名为Sharawadgi的词汇来专指东方造园风格，意为“艺术的无规则之美”[1]。Temple本人对中国园林的认识虽然大多来自于他的荷兰友人和一些欧洲人的东方游记，但他对中国园林的推崇为诸多造园者所同意。1712年时，评论家Joseph Addison(1672—1719)在他的论文中引用Temple的观点来批判了一心追求规整精致的法式风格的英国造园家们，认为他们：“不(像东方园林一样)表现出自然的天才美感，却使园林中充满了直线和剪刀的痕迹。[2]”1749年，法国传教士、宫廷画家王致诚(Father Attiret)从中国传回的信件在巴黎出版，书中描述圆明园说：“(在圆明园中)，人们沿着蜿蜒的道路从一个山谷走到另一个，而不像欧洲人一样走直线……这些道路有一种无序的美丽。[3]”另一位英国建筑师，William Chambers爵士(1723—1796)，在1745—1747年间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并3次探访中国，对广东一带的建筑知之颇深。中式造园风格因他于1757年发表的著作《中国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而广为人知。1772年，Chambers再次发表著作《东方造园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进一步发展了当时英国人对中国园林的兴趣。凡此种种，使带有东方元素的建筑和装饰应用成为当时英国园林造景的一时之选。《东方造园论》与1770年时Thomas Whately发表的《现代造园图解》(Observations on Modern Gardening)几乎同时传入法国(《现代造园图解》于1771年译成法文，而《东方造园论》于1772年英法双语刊发)。法国人将Whately书中展示的中式风的英国风景园认为是中国山水园的完整复制，故而称它们为英中式园林[4]。法国当地对该风格的应用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时有在城市公园中出现[5]。
今天我们仍可以见到大量18世纪英国英中式园林案例。建于1730—1738年间位于英格兰南部白金汉郡的Stowe花园内有一座木造方形单檐的小型中国山房(the Chinese House)(图1)。山房的双面彩绘由意大利籍画家Franceso Sleter(1685—1775)创作，其绘画风格也如其他的早期“中式”艺术作品一样带有明显的洛可可风。与中国山房呼应，园中的水池里有2个“中国鸟类”雕件，建筑内则存有一副仕女图。1761年，William Chambers在伦敦邱园(the Garden of Kew)中建造了一座中式高塔(the Chinese Pagoda，图2)。这座9层、近50m高的八角塔每层塔檐的8个檐角都装饰有金色的木质龙雕件，在当时的伦敦堪称一时谈资。Woburn庄园中的中国乳品坊(the Chinese Dairy)也以装饰繁复的中式建筑为中心(图3)，于1787年由建筑师Henry Holland为第五位贝德福德公爵Francis Russell设计，旨在为公爵的东方瓷器收藏创造展示场所。这些花园普遍体量较小且完整度不高，园内多以单个中式建筑为主体，而类型概不外小型的塔、亭或寺庙。
英国当地的英中式风潮自18世纪中晚期起衰退。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空前强盛的英国对晚清政府腐朽统治下的中国大失所望，随带对中式风格也失去兴趣；另一方面，由Lancelot Brown等推动的本土园林风格逐渐趋于成熟。至19世纪早期，仅有少量英中式小品出现在园林中。但Biddulph Grange中国花园证明，直到维多利亚时期，英中式都尚未销声匿迹——尽管这一时期的案例往往被当前研究所忽略。因此，对Biddulph Grange中国花园的研究是完整的英国英中式园林历史的必要环节。
图1 中国山房，Stowe花园，1738年(Andrew Butler摄)
图2 中国塔，邱园，1762年(Roger Jeffries摄)
图3 中国乳品坊，Woburn庄园，1787年
图4 Thomas Minton设计的柳图样瓷盘(引自http://www.thepotteries.org/patterns/willow.html)
图5 中国花园主景
2 Biddulph Grange花园
2.1 造园背景
Biddulph Grange花园位于英国中部的斯塔福郡，是典型维多利亚时期兴起的新资产阶级花园。该庄园由19世纪庄园主，植物学家James Bateman(1811—1897)与妻子Maria Bateman于1840年购得，花园部分在1842—1862年间设计营建。英籍风景画家、园艺师Edward Cooke(1811—1880)是花园的设计师。按主题，花园可被分为10余个不同区域，其中的中国花园、埃及花园和意大利花园等尤其鲜明地表现出当时社会对于营建“世界园”的兴趣。
中国花园的设计营建虽耗时4年，但设计者Cooke和Bateman从未造访过中国。他们对中国花园的灵感极有可能如同其他的英中式园林的设计者一样受到中国风工艺品的启发[6]——尤其是18世纪晚期陶瓷艺术家Thomas Minton所创造的，名为柳图样(Willow Pattern)的东方园林场景。柳图样瓷器尤其于18世纪末开始在Stoke-on-Trent地区(也就是Biddulph Grange所在地)，大量流行。比对Biddulph Grange中国花园和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柳图样，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图4、5)。但这一推测的相关文字证据尚未被发现。
同时，Bateman和Cooke的个人背景显示出当时英国造园活动的发展受到植物学的极大促进：Bateman自1838年起任皇家植物协会副主席，建造Biddulph Grange花园的本意就在于展示他的植物收藏——尤其是由植物猎头们从海外带回的异域植物，其中包括不少来自中国的植物原株。可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园艺(gardening)已经成为包括植物栽培、园林设计和园林建造工艺在内的广泛概念，其所受到的社会关注也正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由John Lindley和Joseph Paxton等植物学家和园艺家主办的报刊《园艺家纪事》(The Gardeners' Chronicle)自1841年起刊发，发行量在高峰时达到了《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的近2倍。我们对于Biddulph Grange花园的了解极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报刊。比如当时知名园艺家Edward Kemp在1862年的《园艺家纪事》(时称The Gardeners' Chronicle and AgriculturalGazette)上发表评论，而其对中国花园的描述更成为还原花园原貌的重要资料(图6、7)。 
图6 庄园平面图，1862年(引自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item/103043#page/508/mode/1up)
图7 中国花园平面图，1862年(引自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item/103043#page/700/mode/1up)
图8 中国寺庙和三折桥
图9 中国花园内的假山2.2 中国花园：风格与技艺
面向庄园建筑，花园最西侧是南北方向延伸的一条柠檬树林荫道，其东部连接杜鹃花地。一条大丽花步道在杜鹃花地北侧自西向东方向延伸。步道最东端连接一条旧橡木桩步道。沿旧橡木桩步道向南折行就进入中国花园。花园周边种植高大的乔木以遮挡内部景观，其北部、南部和东部外缘被中国墙所围合。中国花园西南端的假山和石窟与人造幽谷相连。花园围绕一片被称为中国水(Chinese Water)的水域而建，其中包括了一座中国寺庙(Chinese Temple)和连廊、一座中式亭子(Joss House)、一座三折桥(Chinese Bridge)、自然式假山、大量的东方植物和花园外沿一道模仿长城的中国墙(Chinese Wall)。中国寺庙是水域西北岸边的一座红色重檐四角建筑，东与中国风三折边桥相对，南侧连接回廊(图8)。回廊南端与假山和石窟相接。中式亭子在花园东南端高地处，亭内可俯视全园。园内建筑都为木制，主体部分外侧涂红色，绿色和黄色彩漆并作防水处理；顶部涂黄色，青色和黑色漆，装饰性极强。
花园西南角的假山是19世纪初岩石园的典型作品。1831年S. T. P.在《园艺家杂志》(The gardener's magazine)上发表的论文《园林中的岩石造景》(An essay on rockwork in garden scenery)中说：“花园中假山的设计应该观察并模仿自然石块的姿态。有美学素养的人，尤其是风景画家，更能体会这种美感。风景画家总能为假山造景提供帮助。[7]”
Biddulph Grange花园显然受到了这种假山营建风潮的影响。存在于中国花园西南端的假山和人造幽谷是英国园林中较早出现的自然堆叠形态的假山范例，在艺术风格上较18世纪的平铺式更为生动，也更符合东方园林审美。中国花园的假山应用了一种名为Chatsworth Gritstone的石材，产于距离庄园东北方向2英里(约3.2km)左右的Through Stonehill。这种石材质地坚硬，形态巨大，很好地在中国花园中模拟出了自然山石的形态(图9)。Kemp就在他的评论中盛赞了花园的岩石造景，他认为：“大量的岩石被自然地堆叠到一起，相较于时下一些假山设计——比如刻意的立起石块或者制造粗糙的断面——要自然的多。[8]”假山的成功得益于Cooke，他不但在风景画创作中得到了对于自然石块美感的体会(图10)，更曾在Bateman早期的住宅Knypersley Hall的花园中实验过类似的设计手法。在今天的Knypersley Hall花园，据称仍有Cooke设计的假山的部分残留。
19世纪以来的植物造景风潮和Bateman的植物收藏兴趣使中国花园的植物配置丰富、完整(图11)。园内物种大量引进东方本土植物，造景则以自然式种植为手法。植物主景由松、柏、枫、竹构建，地表以蕨类植物与玉簪点缀。开花植物另有牡丹、杜鹃、黄山梅及毛泡桐等。园内现存一棵英国境内最古老的金钱松，于1855年由植物猎头直接整株从中国运送而来，当时共有6棵。此外，现存的日本红枫、竹、侧柏、山毛榉和罗汉柏等，均为Bateman时期由植物猎头引入英国，以种子播种。原园内数株牡丹也自中国引进，但未能存活，现已补种。花园的边界处应用大量豆杉和松柏植物群与外界隔绝。植物与自然式山石、旧橡木桩映衬，则使园中空间层次更为分明。
花园主体建筑中国寺庙下层屋顶四角各缀金色龙形雕件，上层屋顶四角缀鹈鹕雕件。花园西部置一头金色水牛雕塑(图12)，西北部置一只青蛙石雕(图13)。园内青蛙石雕北侧应原有一尊名为“Chi”的狮子狗雕塑。该雕塑现因失修被单独置放于庄园建筑内，修缮费由游客捐款募集(图14)。在Kemp于1862年绘制的中国花园平面图上，青蛙石雕被详细描绘出来，而Chi的原置放处则显示空白，那么该雕塑很有可能在此之前已损坏，故前作皆未提及。Cooke在1851年所写的日记记载这些雕塑是当时著名雕塑家Waterhouse Hawkins的作品，完成时间为1845年前后。
综上可见，花园在布局上摆脱了17—18世纪时以来英中式园林以建筑单体成园的定式；从手法上，花园反应维多利亚时代造园特色，对植物造景和自然式叠山的兴趣明显提升。尽管建筑与装饰依然失真，其整体成果与此前诸多英中式园林已有显著差别。
图10 Edward Cooke的风景画作品(引自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item/100824#page/407/mode/1up)
图11 园内植物配置：日本红枫与丛竹
图12 水牛雕塑
图13 青蛙雕塑
图14 狮子狗雕塑
图15 1871年庄园拍卖画册中的中国花园(引自Biddulph Grange Sales Catalogue，William Salt Library授权)
3 维修与复建
1989年，Peter Hayden在其关于Biddulph Grange修复的专著中描述道：“二十年前首次造访Biddulph Grange花园时，我从未料到这样完整的一座维多利亚时代花园被保存了下来。……穿行过人造幽谷，我突然置身于那些旧照片中见过的中国花园。[9]”按时间推算，Hayden所提到的旧照片至少是20世纪60年代或之前拍摄的作品，当时庄园已为当地一所郡立医院所用近半个世纪。可见尽管几易其主，中国花园存在一定量的较为清晰的图像记录。这为花园日后的成功修复提供了重要条件。
1861年，Bateman一家出售庄园并移居伦敦。1871年庄园拍卖的宣传图册描绘了中国花园当时的原貌(图15)。同年，实业家Robert Heath收购了庄园。Heath本人对园艺并无极大兴趣，但他对花园做了极好的维护。19世纪70年代Heath对中国寺庙进行了一次整修。这次整修并未留下详细的记录，但对照1905年时《乡村生活杂志》(Country Life Magazine)为花园拍摄的照片，可以看见中国花园与1871年出售时仅有植物配置上的细微差别(图16)，而主景变动不大。
1923—1960年间，庄园建筑为北斯塔福郡儿童足疾医院所使用。这间医院随后更名为Biddulph Grange骨科医院，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对公众开放。在此期间，庄园靠近主体建筑的大丽花步道和周边的一片台阶景观地被改造成平整的草坪，以便病人乘坐轮椅外出，而中国花园基本被废置(图17)。皇家植物协会，园林历史协会(现称为园林基金会，Garden Trusts)等机构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先后加入对庄园维修的前期研究活动。在庄园得到维修许可前，大量的相关论文和电视节目被推广向公众。这些社会活动在当时收到了巨大反响，最终为庄园争取到了英国历史建筑与纪念碑协会(HBMC，现称为English Heritage)的一级保护，并促使英国国民托管基金会(National Trust)在1988年取得了庄园的所有权。国民托管基金会也随后收到大量来自公众的花园相关资料，尤以当地居民旧照为多。
根据Kemp在1857和1862年时发表的图文描述和19—20世纪的各类影像资料，国民托管基金会对花园进行了全面的修复 。其中，中国花园的修复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前大致完成，工作主要是对花园建筑和假山的系统修复，以及对植物的补种。结合Kemp在1862年发表的中国花园平面图、1989年的花园历史介绍[10]及英国国民托管基金会工作人员口述，本文将Bateman时期园中的造景元素与现有景观做出对照(表1)。
由表1可见，中国花园中的植物群及木质建筑于20世纪80年代末得到大面积整修，目前现状基本保持与Bateman时期一致。而Kemp图中未标注的硬景观中，中国寺庙连廊遮挡已损坏，于1989年复建；此外，中国寺庙屋顶部分损毁且雕件遗失。80年代晚期，遗失的鹈鹕雕件在园内水池中寻回，与龙雕件一并予以上漆和修复。中国墙被损毁较大，1989年时仅有部分墙体残留，于2010年重修。1991年5月，花园正式对公众开放，园内其余细部修复工作在此后近20年中陆续进行。2010—2011年冬，中国墙重修完毕，庄园修复工作的最后一部分正式完成。至此，Biddulph Grange花园基本恢复了Bateman时期的原貌。在花园修复过程中，国民托管基金会组织了志愿者大量参与到工作中，其中包括国民托管基金会的注册志愿者和来自当地考古协会及当地高中的志愿者[11]。国民托管基金会的公开报告表示，Biddulph Grange花园访问量逐年增长，2014—2015年度待客量为95 261人次[12]。
图16 1905年1月乡村生活杂志拍摄的中国花园
图17 中国寺庙，1988年(National Trust摄) 4 结语
Biddulph Grange中国花园的出现得益于造园者的特定背景，也进一步印证了英国英中式园林于19世纪中期的零星复兴。通过对庄园的实地勘测，我们首先明确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园林审美意趣和造园技巧。中国花园在设计审美和完整度上的成功得益于19世纪初以来提升的造园技术和园林中逐渐丰富的造景元素，尤其是海外植物的大量引进和自然式假山的出现。但园中的中国建筑仍然表现出失真的造型和夸张的装饰性，这提醒我们猎奇依然是当时英中式园林的设计初衷。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园林文化才通过文化输出真正被海外深刻理解。同时，Biddulph Grange的成功修复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公众的高度参与。在此过程中园林遗产保护资讯的公开和互动尤其值得参考和借鉴。最后，通过追溯花园历史，我们也应该期待英国园林研究在对流行性园艺报刊的进一步探索中取得更多成果。对于园艺家纪事等类似文献的系统梳理必将为还原近代园林历史提供帮助。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拍摄。
注释：
①实为日本侧柏，此处疑为Kemp误记。
参考文献：[1]Temple W. 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with other XVIIth century garden essays[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08: 54-56.
[2]Addison J. The Art of Nature[N].The Spectator, 1712-06-25.
[3]Jean-Denis Attiret.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M]. London: Nabu Press, 1749: 8-9.
[4]Chang E. Britain's Chinese eye: Literature, empire,and aesthe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8.
[5]崔柳，朱建宁.十九世纪的巴黎城市园林[J].中国园林，2009(4)：42.
[6]苏珊·斯科特撰文，陈晓彤译，杨鸿勋校.“中国(艺术)风格”陶与中国园亭之西渐[J].中国园林，2008(6)：9.
[7]S.T.P. An Essay on Rockwork in Garden Scenery[J].Gardener's Magazine, 1831, Art. VII: 443-444.
[8]Kemp E. Description of the Gardens at BiddulphGrange[N]. Gardeners' Chronicle, 1862-05-24.
[9]Hayden P. Biddulph Grange, Staffordshire: aVictorian garden rediscovered[M]. London: George Philip Limited, 1989: 8.
[10]Shin S H, Baldwin D. The Chinese Garden atBiddulph Grange: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storatio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1989.
[11]Thackray D. The use of volunteers in gardenarchaeology[J]. The Journal of Garden History,1997:54-60.
[12]National Trust. Annual Report 2014/15[R/OL].http://www.nationaltrustannualreport.org.uk/wp-content/ uploads/2015/10/Year-on-Record.pdf.(编辑/王媛媛 杨子蕾)
作者简介：
任幽草
1989年生/女/杭州人/谢菲尔德大学景观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文化景观(谢菲尔德 S10 2TN) (荷)杨·伍斯德拉(Jan Woudstra)
1958年生/男/伦敦大学学院(UCL)博士/谢菲尔德大学景观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历史与理论(谢菲尔德 S10 2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