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胤：魔幻都是现实
电影《再见瓦城》剧照及海报赵德胤的缅甸叙事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电影语言。《再见瓦城》之后，他成为台湾最被看好的“80后”导演之一。
“没什么魔幻的”
过去十几年，赵德胤总会做同一个梦。
梦里，他一副少年模样，穿一套老式西装，怀里抱着个大毛毯，随身的行李箱里也塞满了东西。同行的有三十几人，大家挤在机场的安检通道里，乱作一团。安全局、移民署、军情局的人围在身边，一个个虎视眈眈。“谁的行李是蓝色的？这是谁的翡翠？人参不能带。”每件通过传送带的行李都有问题，工作人员们想借机刁难，捞些油水。有的人弯下腰，从袜子里掏出些钱递给管事的，这才顺利通关。赵德胤没什么钱，袜子里只塞了一二百美元，心里急得很。
梦总会以他赶不上飞机来收尾，有时是在机场，他眼看着飞机冲出停机坪，有时是在原始森林里，飞机想接上他，但没有办法降落。
赵德胤知道，这个梦来自于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如果20年前没搭上飞往台湾的那趟航班，他的人生将是另一副模样。
那一年，赵德胤16岁，是一户缅甸华人家的幺子。抗日战争时期，他祖父被派到云南修滇缅公路，后来赶上国共内战，又从云南逃到缅甸，就此落叶生根。赵德胤出生在缅甸东部的腊戌，那里靠近中国云南边境，腊戌所在的掸邦并不太平，那里有缅甸最主要的罂粟种植区，很多制作海洛因的工厂都在那里，缅甸最出名的毒枭坤沙就是掸邦人。毒品、军人、枪支和不知怎的就消失了的人，这些像是电影里的人和事就是腊戌人的日常。
算起来，赵德胤的运气不太好，他出生的1982年，缅甸军政府颁布了公民法，只有1823年之前移民到缅甸的移民后裔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否则无法取得身份证和护照。在这个法令的限制下，缅甸华人想出境就只有偷渡和花大价钱办证件两条出路了。
1998年，赵德胤考取了台湾的中学，家里东拼西凑，花了可以盖一幢房子的钱为他搞到了护照。常做的梦就是他当年过机场安检时的场景，每每梦到都惊出一身冷汗。
虽然在台湾生活20年，但赵德胤的梦里几乎全是缅甸的日常。很多年后，热爱文学的他读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在他眼中只是现实，“没什么魔幻的”。他还记得，小时候常常在菜市场玩，山上的猎人会赶来卖蛇。“那个蛇有多大？可能有人的身体那么粗。”巨大的蛇就盘卧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是在做梦”。
两个月前，他在纽约，缅甸的朋友传给他一段视频，“他们抓到一只豹，花豹子，视频里有豹子在竹林里跑来跑去的影像”。后来，豹子被制服了，朋友又传给他一张豹子被杀死的图片，接下来就要吃豹子肉了。“你懂那种感觉吗？当时我正坐在纽约，跟一个人开会。”
和这些普通人眼中的“奇闻轶事”相比，初到台湾时的生活日常却常常让他感到魔幻。“从一个甚至没有通电的地方一下子落在了台湾的机场，看到电梯，觉得自己穿越去了未来，那才是我当时眼中的魔幻。”
赵德胤还记得，到台湾两三天后，一个朋友要去垦丁管亲戚借钱，他陪朋友搭夜车，从台中一路赶去垦丁。“到了之后，他表姐大着肚子，骑摩托车来载我们，三人在一片荒芜的很热很热的南部海边疾驰，我从未见过海，那种超现实的感觉我至今忘不了。”
或许是因为这种异于台湾都市人的经历和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视角，赵德胤的电影对现实与魔幻的处理总是自成逻辑。
在帮他赢到6项台湾金马奖提名的《再见瓦城》里，有一场最被称道的戏。吴可熙饰演的女主角莲青为筹钱办泰国身份，不得已要出卖肉体。那场卖淫的戏里没有嫖客，只有吴可熙和一只蜥蜴，蜥蜴爬到吴可熙身上，暗示着欲望、性和恐惧。
上、下图：纪录片《翡翠之城》剧照
长片处女作《归来的人》海报及剧照
纪录片《十四颗苹果》剧照这场戏是赵德胤临时改的。电影拍摄前，他把主要演员送到曼谷郊区的工厂体验生活。工人的宿舍边上有条河，说是河，其实就是臭水沟。一天，吴可熙突然提出要换宿舍，她传给导演一张图片，图里有一只很大的蜥蜴躺在河边。赵德胤赶紧上网查了查，正好查到乡下一个女生月事时在河里洗澡，被蜥蜴咬伤大腿的新闻，于是，就改了这么一场戏。
这些都市人审美体系下的魔幻之笔，其实是按照现实的逻辑拍摄的。
归不去的人
如今，赵德胤已经是台湾最受关注的青年导演之一，他并非科班出身，电影路却走得很顺畅。长片处女作《归来的人》10天拍完，只花5000美元，却卖了几个海外版权，顺利收回成本。2014年的《冰毒》由一个短片故事扩展而来，却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还被选中角逐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两年后的《再见瓦城》入围6项金马奖，这更让他确立了自己在台湾电影圈的位置。
“有时候觉得像是一场梦，如果当时考试题多答错几道，我可能就要去挖玉石，成为毒枭，或者像姐姐一样去泰国打工。”赵德胤说的这些选择并非空谈，而是他家人和朋友曾经或正在经历的人生，这些故事他也都拍在了自己的电影里。
如果不做导演，赵德胤会成为谁？这个他常常思考的问题其实有两个现实参照，一个是他至今仍在缅甸的亲大哥，另一个是曾和他一起在台湾念书、拍电影的好朋友王兴洪。
2015年，受法国电视台之邀，赵德胤开始谋划拍摄纪录片。要拍纪录片，他最先想起的就是那个和缅甸华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地方——玉石矿区。“这个记忆，也挺私人的。”赵德胤说，他家庭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被挖玉石改变的，如果大哥不是挖玉石赚到些钱，就不会开药店，如果药店不是因为1988年的国家动乱而倒闭，姐姐就不会跑去泰国打工，如果在泰国的姐姐没有个台湾梦，他就不会有机会去台湾读书，现在更不会坐在这里接受访问。
“正好那时我哥哥出狱，想要重新回去挖矿。”赵德胤跟着大哥一起去了缅甸北部战区的玉矿。大哥大赵德胤16岁，弟弟一出生，他为缓解家庭生存压力，就跟同乡去了矿区。当年，大哥去的是缅甸北边的克钦邦，那里有缅甸境内最丰富的玉矿。大哥没钱，只买得起站票，站了几天几夜才到了矿区。挖玉石的都是穷人，包工头负责出钱疏通关系，带工人们进入矿区，吃住全包，但没有工资，挖到玉石后才有钱分。所以，所有挖玉石的工人都拼了命想挖到成色好的玉石。
随大哥进矿区，赵德胤拍了两部纪录片——《挖玉石的人》和《翡翠之城》。《挖玉石的人》只有二十几个镜头，静观式展现的不过是工人们的日常。他们天不亮就起床，拜佛敬香，摸黑去矿上。沿路要尤为小心，因为可能会遇到巡查的军人，被抓到就算人没事，挖矿的工具也是要被没收的。矿上的工作辛苦而枯燥，这是一种愚公移山式的劳动，工人们抡开膀子，一锤锤敲在凿子上，坚硬的石头渐渐裂开缝隙，最终脱离山体。
在赵德胤的镜头里，工人们上工、下工、吃饭、睡觉，偶尔给家里打个电话。挖到玉石了，工头儿就会买电动机器加快开采效率，买摩托车，给工人们加餐。有时也会被军人逮到，只能认命。偶尔山体塌陷，上工的人再也回不来了，但矿上的生活还得继续。
这些是一部分妄想发财的缅甸华人的生活，也是赵德胤大哥曾经的生活。
或许，大哥的生活更曲折些。和《挖玉石的人》相比，《翡翠之城》是一部更私人化的家庭日志式的纪录片，大哥是片子的主角，通过大哥的生活和电影旁白，赵德胤串起了过去二三十年的家庭记忆。
如今，大哥经历了牢狱之灾，重新回到矿上，成了工头儿，打算在这片曾让他经历失败的土地上重新开始。十几年前，大哥在矿上赚了点钱，回到腊戌开了间药店，赵家生活一度得到极大改善。但政治的动荡让大哥重新一贫如洗，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不得不帮房东运毒，只成功一次就被抓了。母亲坐牢，大哥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上讨生活，支援家庭。“想家想发财想玉石，想到发疯，想到晚上睡不着。拿着老板递过来的鸦片，慢慢吸着才能平静睡着……”这是《翡翠之城》的旁白，说的是当时大哥和工友们的生活。
有时，赵德胤会想，自己是幺子，命运待他不薄，如果他第一个出生，那大哥的生活就是他的。
纪录片拍摄期间，王兴洪一直在赵德胤身边，他是赵德胤的制片人，也是当年一起做“奖金猎人”时的好拍档。
和很多以艺术为最高理想的电影导演不同，最初，赵德胤拿起相机更多的是为了生存。当年到台湾读书，他选了实用的美工印刷专业，就是因为可以业余接案子赚钱。后来，他转换思路，开始和好友王兴洪搭档，参加台湾各种视频、短片比赛，目的是赢得奖金，什么比赛都参加，什么片子都拍。因为天赋好，做“奖金猎人”时，赵德胤收获颇丰，最多赢到过10万新台币的大奖，对一个学生来说，那是笔不小的收入。
王兴洪是赵德胤读书时的好朋友，20岁从缅甸到台湾读大学，两人有类似的背景和经历。2011年，赵德胤拍摄长片处女作《归来的人》时，王兴洪不仅是制片人，还赶鸭子上架成了电影的男主角。
按赵德胤的说法，电影原本敲定了一个有些表演经验的男演员，大概是觉得他们团队不靠谱，也没有钱，开拍前男主角跑了。演员没了，戏还是要硬着头皮拍，只能换一种拍法。
《归来的人》几乎是以一种漫无目的的方式拍摄完成的。兴洪在电影里的角色是在台湾打工的建筑工人，某种程度上，这个人物就是他自己，也是赵德胤。这些离家的缅甸华人，无论是在外打工还是念书，归乡后常被视作衣锦还乡。他们在外多年，虽然乡愁一直在，但真正归乡之后，那种格格不入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又让他们觉得孤独和不自在。
因为是临时改的主题，电影没有剧本，它基本就是一部赵德胤和王兴洪归乡的纪录片。拍摄的10天，赵德胤每天会去见一个曾经的朋友，聊聊近况，寒暄几句，觉得素材可以拍，就架好机器拍一场戏。那10天，躲在相机后面的赵德胤和镜头里的王兴洪去见了写诗的朋友，在玉石市场转了转，还去集市看了走私的摩托车……那种漫无目的和疏离的感觉是两人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直到今天，赵德胤都觉得，虽然《归来的人》很粗糙，但它对个人情感、状态的表达是非常准确的。
2014年，王兴洪离开台湾，回了缅甸。2017年，经历了几年密集工作后，赵德胤想休息一阵子，于是，他回到缅甸陪母亲。当时，王兴洪开了一家小型电影公司，主要做广告，他的姐姐有个钢铁工厂，算起来也是当地的企业家了。生活是无忧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王兴洪开始失眠，整夜地睡不着觉，也很少和身边人交流。母亲看不下去，请了算命的来看，对方让王兴洪去缅甸中部的一个寺庙当14天和尚，并且每天吃一个苹果。
这件事被赵德胤跟踪拍摄成了纪录片《十四颗苹果》。和早期探讨缅甸华人生存状况的纪录片、剧情片不同，这部年初在柏林电影节展映的纪录片走向了精神层面。王兴洪在寺庙里教人打坐念经，给乡亲们调解纠纷，按时按量吃完了苹果。他非但没治好失眠，还因这14天的出家生活看到了寺庙体系不为人知的一面，原本就不平静的心更喧嚷了。
王兴洪当下的生活又让赵德胤对照到自己，如果当年毕业时，他的短片作品《白鸽》没有入围影展，他就会因为签证到期不得不回到缅甸。或许，当下王兴洪的困惑也就是他的困惑了。
台湾美学与缅甸叙事
一个缅甸穷小子能在台湾以电影谋生，说起这个，赵德胤总要感激自己当年的“无知者无畏”。“如果我一开始就在这个圈子里，知道人家都是怎样分工明确、怎样运作资本拍电影的，可能我就拍不成了。”赵德胤说。
和赵德胤聊电影和生活，你很快就会捕捉到他身上的务实与平和，缅甸华人为生存随机应变、不得不把自己扔出去闯一闯的劲头儿，赵德胤都用在了电影拍摄上。
《再见瓦城》之前，赵德胤的很多电影都是用一台松下GH2相机拍摄的，机身3500块，加上镜头不过8000块钱。就是这台游客配置的机器，跟着赵德胤和王兴洪走过了缅甸、泰国的很多地方，记录下那些电影里的人和事。
“它小，看起来很不专业，但它能把我藏在游客里，隐去媒体和电影属性，很多东西才拍得到。”最极端的案例是《翡翠之城》里的一段镜头，正在拍摄的赵德胤被巡逻的缅甸军逮了个正着，他赶快把相机收起来，用流利的缅甸语解释，说自己是游客，过来矿区转一转。在电影里，这段镜头被处理成了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黑幕，成为电影叙事重要的转折点。
《再见瓦城》之前，赵德胤的很多电影都是用一台松下GH2相机拍摄的，机身3500块，加上镜头不过8000块钱。
除了设备上的能简就简，赵德胤的头几部剧情片创作也几乎没有剧本，“遇到什么拍什么”，再靠后期剪辑完成故事叙述，这几乎成了他独特的创作方式。如果说《归来的人》这样操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部剧情片《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就是一次更任性的尝试。当时，《归来的人》在釜山电影节上卖出了几个海外版权，这让赵德胤信心大增。他和王兴洪商量着，马上再去泰国拍一部电影。拍什么依然不知道，只知道二哥在曼谷做导游，有个公寓，大家可以住在那边，费用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在做“奖金猎人”时，赵德胤就和当时还在演舞台剧的吴可熙有过合作，她也是他们唯一能请到的专业演员，于是就早早敲定，让女主角去体验生活。
实际拍摄时，电影情节基本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二哥做导游，他就让二哥在电影里演了一个导游，自在地讲了很多泰国导游的猫腻。2012年，泰国水灾，旅游业下滑，大多数会讲中文的泰国导游都是缅甸人或者云南华裔，收入大打折扣，他们就要找点别的事来做。于是，把安非他命卖给制毒商就成了电影里的情节。缅甸人的身份问题、贩卖人口问题更不用说，这些几乎出现在赵德胤的每一部电影里。
看完赵德胤的七部长片电影就会发现，除了《再见瓦城》和一直合作的吴可熙，赵德胤的电影几乎都是由素人演员出演的。大哥、二哥、大姐、好朋友兴洪，还有各种街坊邻居，马路上的普通人，他们都能成为赵德胤电影里的重要角色。
在《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里，有场戏是一个女人与二哥饰演的导游接头儿，交易毒品。这场戏拍摄之前，赵德胤的大姐正好要来曼谷看望他和二哥，不知情的大姐就成了演员，他让大姐把手里的吃的当成毒品，鬼祟一点交给大哥，原本是亲人见面的场景，就这样成了电影中的毒品交易。这种演员调度方式里有赵德胤的天赋，也有他在当年的金马学院和侯孝贤学到的一些技巧。
在接受台湾报道者网站采访时，赵德胤曾说过一段动情的话：“拍这样的电影，没有来自缅甸的乡亲拍不了，需要他们的磁场来加持，痛苦、故事都在他们身上，他们站出来，氛围就出来了。”
对于赵德胤来说，《再见瓦城》是一个转折点，他从粗犷式的个人创作走进了电影工业，创作环境和资源变了，但对他来说，观察世界的视角和背后的缅甸故事依然是他电影灵感最重要的供给。和书本、报告里的数据、案例相比，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及用双脚走出来的故事。
剧情片《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