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上追求“顺物之性”
宋朝在生态上追求“顺物之性”，禁止或反对捕捉野生动物为宠物。如宋太祖曾下诏：“令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这一立法大概是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之一。同时也严禁捕食青蛙，因为宋朝已发现青蛙乃庄稼害虫的天敌。
宋太宗皇帝下诏，“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宋真宗颁诏，谆谆教诲臣民，禁捕山鹧鸪“以为玩好之资”。
既要“顺物之性”，那就得尊重生命，于是“戒杀放生”在宋朝很流行。在“戒杀”方面，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发布诏书，要求农民在十月以后才能烧火田(在田里焚烧野草作肥料)，以避免烧死昆虫。对于“放生”，宋政府也积极推进，多次命令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据统计，《全宋文》中收录放生池碑记和讨论放生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宋朝的“戒杀放生”思想，主要来自于当时理学之“仁”。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颐说：“爱人，仁之事耳。”程颢尝见一蝎，“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反复思虑，终于未杀。可见“仁”的直接影响力之大。
当然，宋人也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动物威胁时，还是以人为重。陈尧佐《戮鳄鱼文》里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氏子，和母亲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某年发生蝗灾，朱熹作《发蝗虫赴尚书省状》，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捕杀。姚炎《捕虎纪略》记载，安徽祁门发生严重虎患，两千多人死伤，端平改元，傅褒为知县，组织捕杀，捕11虎，朝廷予以奖赏。
植树造林可作官员升迁政绩
“绿色”、“环保”是现代概念，但谈不上是现代观念，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理念。宋政府对绿色和环保尤为重视。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不管是郊外的道路两旁，汴河沿岸，还是繁华都市内的街道两边，都是绿树成荫。这当然是宋政府大力推广绿化的结果。
宋朝时期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宋太祖立国之后，即诏令沿黄河、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多种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民欲广树艺者听”。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任命谢德权领护汴河，谢德权即调征夫役，在京师河段“植树数千万（株），以固堤岸”。难怪后来日本僧人成寻来中国旅行，乘舟至汴河时，看到沿岸皆“杨柳相连”、“榆柳成林”。
另外，宋朝地方官若在任内积极植树造林，是可以作为其升迁政绩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即事功显著者，所属监司保奏，乞优与推恩”；如果导致绿化面积减少，则要受处分，“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宋政府又立法严禁盗伐林木，“违者置罪”；即使是官方出于公共用途要砍伐木材，也必须向“都木务”申请采伐许可。
修堤坝，植树造林，赤膊上阵，挥汗如雨，那些宋朝官员，有点让人感动。
其实，宋朝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加强，既有传统环保理念的延续，也有社会现实的压力。宋朝手工业发达，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空气污染严重，如延州普遍以煤（石炭）为日用燃料，整个城市笼罩在煤烟之中：“炒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同时，宋朝人口增长很快，对土地、林木资源难免出现过度开发之趋势，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破坏，跟之前的任何王朝相比，宋朝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环保压力，不得不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宋朝“现代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