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后的夜晚》，时间让万物湮灭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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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年度最令人期待的华语电影——青年导演毕赣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终于在5月15日早上于戛纳电影宫德彪西厅举行了世界首映。今年戛纳的东亚电影排片很有意思，前半程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打头阵后，后半程又以一连串东亚片掀起小高潮。之前一天有主竞赛中的滨口龙介和最终夺得金棕榈大奖的是枝裕和，后一天又是韩国名导李沧东新片首映。对于毕赣所在的“一种关注”单元来说，排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黄金档”：媒体看片正在兴头上，电影市场又还要过两天才结束。于是德彪西厅一开始坐得满满当当，有电影节证但级别较低的人都没能进来。放映开始前，大家笑说毕赣从此也成了戛纳的“嫡系”。
对这位几年前还在拍婚礼录像谋生的年轻人来说，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毕赣的处女作《路边野餐》（2015）成本低得惊人，演员大多自费车马，片酬更是想都别想。但片子在洛迦诺电影节“今日影人”单元获奖后，迅速引起国内外评论者和电影人的关注，陆续在法国等欧洲国家院线公映。在国内文艺片生存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略显晦涩的《路边野餐》于2016年暑期档获得10天的公映机会，创造了艺术电影的市场奇迹。当时就已经对外公布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完成时间却一拖再拖，直到今年2月才杀青。后期加班加点只做了3个月左右，所以他自己也在采访中说，电影节结束后到公映之前还会做进一步调整。
这部新片仍然讲述发生在贵州凯里和虚构小镇荡麦的故事。罗纮武（黄觉饰）在离乡多年后，为处理父亲后事重新回到凯里，在挂钟内发现的一张旧照促使他开始寻找曾经爱过的女子万绮雯（汤唯饰）。当然，与《路边野餐》一样，剧情从来都不是毕赣的强项。他自己也说，影片的故事并没有很大意义，只是一个男人在找一个女人，但重要的是抓住一种情感，营造恰当的氛围。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剧本会随时发生变动，有时是要抓拍摄场所的氛围和感觉，有时可能只是有了新的主意。
《路边野餐》技术上的缺陷很明显，毕赣也认为这是一个遗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他获得充足资金后的一次再尝试，两部影片形式和内容上也就有很多相似之处。《路边野餐》技惊四座的是一个40多分钟的长镜头，把主角带到荡麦，并在那里重新见到了自己寻找的侄子和亡妻。《地球最后的夜晚》干脆就把整个后半部分拍成一个近一小时的长镜头，从而形成前实后虚的两段式结构。也是在这个长镜头中，罗纮武见到了可能是万绮雯的女子和其他故人。它在叙事结构上的地位和功能几乎与《路边野餐》中的长镜头完全一样，在一个类似梦境的氛围中让主人公重温逝去的过往。
从夏加尔、莫迪亚诺到策兰
对于比较晦涩又以个人风格取胜的艺术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分析他所受的影响，在这些影响的脉络中理解他的作品。包括戛纳电影节总监福茂（Thierry Frémaux）在内，影评人常把毕赣跟侯孝贤、王家卫和大卫·林奇联系起来。
与两位华语大师的对比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侯孝贤对电影时空概念的再造和王家卫擅长的非线性叙事，都可以在毕赣身上找到。东亚观众因为传统上受佛教循环论影响，可能感触不深，但在西方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念根深蒂固的地方，两位华语导演的时空观念和叙事方式在上世纪末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毕赣也是如此。《路边野餐》中反复出现的挂钟和片尾时光倒流的暗示，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时空观念是影片的一个重要方面。挂钟的意象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被削弱，但仍是全部叙事的起点。罗纮武在挂钟内部发现照片的时候，观众就应该警觉：这部电影的叙事顺序会非常复杂。
大卫·林奇则代表毕赣作品的另一面，即与日常可感知的“现实”决裂，转而在不可感知的层面寻找另一种真实。然而，与林奇的相似性可能只是一种偶然，毕赣在追溯自己超现实主义影响的时候，提到的是俄裔法国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和法国作家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并明确表示想把《地球最后的夜晚》拍出他们作品的感觉。
夏加尔是美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更是“超现实”一词的源头。相传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认为夏加尔的画作是“超自然的”（Surnaturel），后来才基于此发展出“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的说法。如果硬要给毕赣贴标签，“超现实主义”可能是最合适的。他善于表现无形的意识，两部长片作品中的超级长镜头就像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中所说的那样，“把看似矛盾的梦境和现实调和成一种‘绝对现实’或‘超级现实’”。
莫迪亚诺的影响首先在内容上。这位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玩弄“记忆”的高手，利用侦探小说这种类型呈现个人和集体历史中的记忆与遗忘、存在与湮灭。《地球最后的夜晚》最初对外的说法是一部科幻片，后来又有了公路电影等类型片的痕迹。形式上，毕赣的长镜头明显与莫迪亚诺无关，但前半部分对现实和回忆进行碎片式、非线性的处理，显然跟莫氏行文中故意设置的不连贯语言十分相似。黄觉说，片中用他的声音做画外音的地方，其实大多都也拍了画面，所以是毕赣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舍弃了影像。不难想象莫迪亚诺写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一稿难免是逻辑清晰的叙事，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改成人类在回忆往事时真实的模样：絮絮叨叨、前后矛盾、欲言又止。
毕赣在法国影评人王慕言的采访中还提到另一个名字——保罗·策兰（Paul Celan），并称新片片名最初想用策兰1952年的诗集名《罂粟与记忆》（Mohn und Gedächtnis），第一部分是“记忆”，第二部分长镜头则是“罂粟”。这个说法让我有些惊讶，因为相对于莫迪亚诺，策兰的“记忆”并不碎片化，也不拒绝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细想一下，策兰对他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形式上的反复和“黑色电影”的尝试。
策兰最著名的诗应该是《死亡赋格》（Todesfuge），它的最终版本恰好收录在《罂粟与记忆》中。这首诗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每一部分都会有大量重复，只作一些微调，就像古典音乐中的“赋格”形式，在不同声部上模仿同一个主题。《路边野餐》中有不少策略性重复，但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都消失了。然而在表现同一人物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时采取割裂而非连续的方式，这可能是两部影片真正的“赋格”所在。
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策兰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对死亡的执念。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写在死亡的阴影里，直到49岁自溺塞纳河。《罂粟与记忆》作为他的第二部诗集，每一个字都透着死亡的气息。就连看似情诗的《夜里……》，实际上都是在描述时间摧毁一切的力量，时间之吻既死亡之吻。这样的沉重，毕赣的电影自然是达不到的，他所汲取的是时间让万物湮灭的惆怅，当然还有黑色电影（Film Noir）中死亡随时可能发生的压抑感。《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事物往往都有一个前史，比如一个曾经奢华而魔幻的大宅子，但它出现在长镜头中时，已经成了时间的废墟。
这个长镜头的引入方式十分有趣：影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人公走进一家电影院并戴上眼镜。此时观众也需要戴上3D眼镜，因为之后这个长达一小时的长镜头是3D的！毕赣认为3D更能体现梦境，也暗合了布勒东以超现实主义描述“高于现实的现实”：如果2D是可感知的实在，那么3D长镜头营造的氛围和情绪则是一种更高的存在，一种超越现实的现实。它同时也是一段超文本，是毕赣对电影艺术本身的一种看法：它是记录时间空间的载体，人们通过电影让时光倒流。这与《路边野餐》片尾列车车身上画的时钟像电影放映一样连帧倒转来模拟时光倒流是一致的。
从作者意志到电影暴君
这样的形式选择意味着极高的拍摄难度。长镜头先后集中拍了两次，第一次三遍全部报废，第二次过了五遍，能用的也只有最后两个。用主演黄觉的话来说，这个镜头能拍出来就已经是“奇迹”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先后换了三个摄影指导，那个长镜头出自最后一位之手。他是法国摄影师大卫·西扎莱（David Chizallet），代表作有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野马》（Mustang，2015）和今年凯撒奖大热门《无巧不成婚》（Le Sens de la fête，2017）。但无论对于谁，毕赣体量的长镜头可能都是一生一次的特殊体验。
可是拍出来还没完，放映仍是个问题。该片并没有全2D的版本，因为3D在毕赣手中不是一个娱乐观众的噱头，而是实打实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此外，整个长镜头都是夜景（与片名相呼应），就需要影院把亮度调高，加上复杂的采音混音，国内院线从硬件到软件都很难不出差错。毕赣表示会努力与院线沟通，但这样的沟通往往并不很有效。2016年布里泽（Stéphane Brizé）的《一生》在法国公映时，他的团队就做了很多沟通工作，他本人还发表了给法国各大院线的公开信，恳请他们把音量调高。最后根据法媒的报道，一些院线并没有照做，一部声音细节极为丰富的作品就这样毁于商业院线的懒惰。
无论是对技术细节的执着还是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毕赣的“作者”姿态非常明确。大部分作者电影都是“大导演小演员”，哪怕是国际巨星如汤唯，也要回到演员的“本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和技艺实现导演的意志。毕赣在拍摄过程中仍在不断调整剧本，对于相对业余一些的演员，比如饰演黑道老大左宏元的陈永忠（毕赣的姑爹，也是《路边野餐》的男主饰演者），拍摄中的朝令夕改影响并不大，但对专业演员来说则是个不小的挑战，特别是语言上。方言对毕赣的诗歌和电影有很重要的意义，除了汤唯的角色因为是外地人所以夹杂普通话，其他人物都要说贵州话（凯里方言）。为适应随时可能变动的剧本，黄觉花了很大精力学凯里话，这可能也是他前后在剧组待了10个月的原因。
关于方言的细节看似小事，但对于中国作者电影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此前中国影视作品的做法是让剧情迁就演员，不管哪里的故事，演员都是一口普通话，偶尔有一些北方方言。这与长期以来的方言地位和政策导向有关。两年前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仍存在着不合理的普通话和沪语混杂，在剧情上根本找不到解释，只能认为是演员的懈怠或是导演要求不高。实际上过去十多年，南方方言开始在大银幕上“复苏”，不管从写实的需求还是作品氛围的营造都是一种积极的改变，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而毕赣的凯里方言要比南京话、上海话使用者少得多，在选角上就没有很大余地，只能靠演员自己去学。
模仿口音和学习语言本是演员的分内事，比如梅丽尔·斯特里普的两个奥斯卡影后角色都在语言上下了很大功夫：她在《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1982）中扮演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波兰女子，有大量德语和一些波兰语对白，说英语也要带上波兰口音；《铁娘子》（The Iron Lady，2011）中又要全程英国口音。中国电影演员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要少很多，甚至还不如一些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但愿汤唯、黄觉、张艾嘉和李鸿其的凯里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台湾演员李鸿其虽然在完成版中没有任何对白，但他也表示剧组每个人都在学贵州方言，自己也不例外。
能够支持毕赣如此疯狂的艺术诉求，这些演员已经无愧于电影艺术，他们参演该片的经过则更有意思。黄觉在看了《路边野餐》后激动万分，想去荡麦这个地方看看。后来发现是个虚构场所后，就寻求与毕赣合作，因为导演是荡麦大门的唯一钥匙，只有拍他的片子才能抵达他的荡麦。李鸿其与毕赣是金马奖“同级生”，毕赣凭《路边野餐》获得最佳新导演奖的时候，他以文艺片《醉·生梦死》获得最佳新演员奖。李鸿其坦言有很多人劝他不要接毕赣的片子，但最终还是被导演的才华打动。“毕赣是一个诗人，连讲话都是诗意的。”他说。
如果说演员、摄影等剧组人员对毕赣是全力支持，坊间则有传闻说他在拍摄制作中与资方产生不少摩擦。这首先是产业经验的缺乏，他本人也表示《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他第一次在电影工业体制下拍片，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同时，他的“作者”意识也与当今中国的电影产业格格不入。作者电影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不是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不负责讨好、愉悦观众。所以毕赣必须要去欧洲电影节，只有在那里，脆弱而可贵的作者精神才能受到保护。戛纳电影节的使命便是展示和推广“面向大众的作者电影”。作者制度除了是一个创作者中心的经济体制外，其艺术目的是提供一个更为个人化的交流，保留作品的“人性”，不让电影陷入纯商业制作那样匿名的空虚。当我们看一部作者电影的时候，每一个观众都像是在与作者进行一场私人对话，所以对作品的解读才会千差万别。
当观众抱怨“看不懂”毕赣的时候，我们是在期待一个规整的电影工业叙事产品，就好像逛宜家看到了手工制作、仅此一件的家具，不免有些惊慌。而人在惊慌之中，第一反应就是责怪对方来保护自己。所以欣赏作者电影需要一颗真诚甚至天真的心，需要不带任何预设和期待，把每一个作品和作者看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看成一次全新的冒险。还有的人会进行比较，他们举出其他作者电影的例子来否定毕赣的价值，这还是没能一对一地看待每一个作者。电影是一门昂贵的艺术，所有艺术片导演都会对产业做出或多或少的让步，但甲的妥协并不能说明乙的不妥协就有问题；反过来，毕赣的执着也不能证明对产业做出了更多让步的导演就没有价值。
如果一定要指摘毕赣，可能是他在第二部长片就进入了一种“暴君”式的创作。这个词被评论者用来形容很多艺术大师，其内涵不尽相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与观众交流的欲望，是人为地设置理解障碍，还是出于艺术需要。《路边野餐》不难懂的关键在于对白很少，表面语言信息量小，而且都是在帮助理解剧情，这样观众可以多花点精力在理解视听语言上。片中的人物关系经常会用影像和语言双重解释，还会有莫迪亚诺式的反复。这些艺术手段在不经意间降低了理解难度。《地球最后的夜晚》则完全相反，对白太多信息量太稠密，有的信息一晃而过不再复述。加上毕赣一贯需要你全神贯注地视听语言，这不是一部仔细认真而真诚就能看进去的片子，它对观众的要求过分高了。我在戛纳看媒体场的时候，看见外国记者在前一半有很多人退场，虽然留到最后的人都起立鼓掌，但不可否认毕赣设置的理解障碍的确是个问题。
既然是交流，那就是双向的，观众需要克服自己的惰性去欣赏作者电影，导演也需要思考他想传达的情感和营造的氛围是不是会在抵达彼岸之前就搁浅。怎样“拴住”观众不单单是一个商业操作，也是艺术的小游戏，这显然不是毕赣的长处。做不做暴君那是作者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但任何艺术都是作为社会现象存在的，艺术家的创作不是高于社会的存在。据说《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本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里成本最高的，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穷小子带着一群年轻人追逐梦想的低成本制作，大家对它要求高也很自然。
片子2月才杀青，戛纳开幕前很多人都说根本来不及，最后还是赶上了。根据我得到的信息，选片人在公布片单的前一天才看到《地球最后的夜晚》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并做出选片决定。巧的是，主竞赛中的埃及电影《审判日》是在同一时间从“一种关注”升级到主竞赛的。导演肖基（A.B.Shawky）告诉我，那天接到电话已经是晚上，当时他和制片人都不敢相信这“最后一刻的升级”。《审判日》是他的长片处女作，筹拍时根本找不到投资，拍摄条件虽没有《路边野餐》艰苦，但也是极为困难。
从这些内幕中我们可以揣测，戛纳官方一直在等毕赣，甚至在主竞赛中给他留了一个位置。但在看完片后，决定把这个“新人名额”给肖基。《审判日》残疾人的主题和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继承让很多影评人不太适应，但你可以体会到那种属于处女作的纯真和冒险精神。我在卢米埃尔大厅里被它感动，就像当年被《路边野餐》感动一样。毕赣说他的下一部作品很可能会是小说改编，这是许多成熟导演走过的路，也是电影工业喜欢的模式。但从情绪而非技艺的角度上来说，《路边野餐》仍是最好的毕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