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三联生活周刊

2010年5月16日，北京八中少年班开考。 图为学生们正在认真答题（视觉中国供图）

作者张湛（左）与同学尹希为少年班杜老师庆生童年的高智商与“烂”作文

我1983年2月出生于北京市，我妈是化工专业的高校教师，我爸在大学后勤部门工作。据我妈讲，我2岁时认识200多个汉字，这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妈背了一遍元素周期表，我觉得挺有意思，让她再背一遍，也没太在意，第二天醒来不知怎的就会了。后来我妈顺势教了我一下核外电子排布，在公共汽车上考我，引得旁人问我多大。“4岁半多了。”我们班的同学在上八中之前都有各自的“超常事迹”，有人跟小朋友闹了矛盾，说“你都不懂欧姆定律，不配跟我打架”。当然，欧姆定律是他的工程师父亲教的。

我爸对我上学的事特别上心，为了让我早上半年学，带着我跑了好几所学校，最后刚刚落成的樱花小学接收了我。后来我爸还带我测过智商，先去了某个医院测出来110多（让我画画，我真不会画），他不满意，我们又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测了一次。因为某项成绩超出了量表，最后结果是160以上，这下他满意了。

我小学一年级是班里第二，第一名稳扎稳打，我比不过他。不过他回忆说我那会儿常常捧着巨厚的书看，低调而霸气。我记得那会儿晚上回家，常常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习，他们给我听写，给我出算数题，还跟我一起看地图、查字典。到了二年级，我爸妈又让我跳级。给我找来了三年级的数学、语文书，我就一边看“一休哥”，一边看看书。二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完自己班里的期末考试，又去三年级老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套他们的期末卷子，再开学就去三年级上第二学期了。

刚上三年级有点不适应，特别是语文，突然一下子拼音要按英文字母顺序写，我没学过，考试就得了80多分。这之后我就被打上了偏科的标签，特别是作文不行。有一次我们班春游去马甸的双秀公园，回来要当堂写作文。老师看我一下子写了不少，开始不老实了，就把我的作文拿走在讲台上念。我写了一些当天的趣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但是老师觉得不好，给了我很低的分，总之让我重写。

为了重写我又去了一次那个公园，最后抄了几句作文选里的风景描写交了上去，“一朵朵小花在阳光下绽放了笑脸”之类的。结果老师眼力过人，在所有作文选的句子下面都画了波浪线表示赞赏，给了我九十几分。这是我唯一一次作文上90分。小学的经历极大地削弱了我对写作的信心，让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写作文的人。好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明白，那种推崇做作空洞“文采”的作文标准完全是错的，引得同学们大笑的那篇才是好的写作。

过三关考入“少五”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似乎有一种狂飙突进奋起直追的精神状态，追求又快又好。当时全国出现了不少中学和大学的超常实验班，家长们也乐于把孩子送上快车道。

北京八中致力于超常儿童的甄别和培养，通过智力与非智力的测试选拔，招收北京市内智力超常的10岁学生。少年班的学生用4年时间（最近改为5年）完成8年学业。14岁高考进入大学，18岁大学毕业。少年班一开始两年一届，后来改为一年一届。八中少年班从1985年开办至今已招收超过20届，毕业生超过了500人。少年班的学制只有4年，不过这4年的影响却贯穿学生一生。社会上很多人对超常教育有各种误解甚至污蔑，作为毕业生，我有义务来澄清一下。

我考过两次少年班。我爸让我四年级时就考了一次，初试都没过，仅仅是一次预演。两年后（1993年），也就是我10岁小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八中少年班。初试有三科：语文、数学和思维。我记得思维科里有一些空间想象的题目，一个盒子6个面都写了字，展平了之后什么样子之类的。我完全没有做过针对性的准备，奥数课是上过，不过“迎春杯”也只拿了三等奖。初试从1000多人里选出200多人参加复试。复试有作文，小学班主任给了我一篇班里明星学生的作文，我给背下来了。复试作文题目是“给校长的一封信”，我就写：“校长啊，我给您讲个故事……”复试过后选出大概60个学生在暑假住校试读7天，考察智力以及非智力的能力。有一项测验是在两三个小时内在操场跑圈，跑不动了走也可以，全程不许喝水。那天很热，太阳很足，非常辛苦，有人走不动了悄悄去买汽水喝。一个1983年12月出生的小家伙走了最多圈，他叫尹希。后来我们11岁的时候还参加过一个中日青年21公里长走，尹希又是第一。

1993年9月，42名学生正式进入北京八中第五届超常实验班（简称“少五”）。虽说是4年完成8年学业，其实我们根本不学小学五六年级的内容，直接读中学内容。两年初中，两年高中，中间参加北京市中考，但是仅作为普通期末考试，并不影响去留。这个过程中，会根据成绩把个别学生分流到普通班，也有因为个人原因（身体、家庭）中途离开的，还有一个读了3年就参加高考去上中科大少年班了（对，你猜出来了，就是尹希，他当时12岁）。最后参加高考的有34人，1997年上大学的有21人，6人上北大，1人上协和，1人上清华，另有2人保送北航，4人保送浙大。第一年高考不理想的选择复读，1998年再考，又有2人上清华，1人上北大。简单从高考结果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少年班的教育绝不是高考成绩不错这么简单。

是否能够发现乐趣直接关系到孩子到底能走多远（视觉中国供图）我们这样运动学习

少年班的学生基本都读理科，但我想谈谈我们的体育课、英语课和语文课。

对少年班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我们每周除了两节操场上的体育课之外，每周五的整个下午是“自然体育课”时间。我们春天去玉渊潭划船，夏天去海军馆游泳（和跳水），秋天去香山登高，冬天去什刹海滑冰。我们的体育老师杜家良那时60岁上下，在体育课的队列前给我们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着意锻炼我们的意志。我们去公园从来不走好路，哪儿难走走哪儿。我们从香山下来好像从来没有走过水泥路。有时我们会坐地铁去八宝山，一个下午走10公里回到复兴门，中间不许喝水。此外，每年暑假还有大旅游，一年级去密云黑龙潭，二年级午夜登泰山，三年级骑车过山海关。整个4年下来，大家不仅身体好，而且养成了对体育和运动的兴趣和习惯。

现在回想一下，这真是一笔极为丰厚的精神遗产。现在我们班里有好几个跑马拉松的，完成铁人三项的，还有登雪山的。尹希参加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赛成绩在3小时以内。女生单盈，2016年12月4日在台湾东吴大学24小时超级马拉松赛中以241.334公里夺冠，男子组冠军成绩为236.990公里（这个项目目前的女子世界纪录是258.339公里）。前几年，我们全班用每人运动的照片做了个影集，作为80大寿的贺礼送给杜老师。我跟哈佛大学物理系的尹希教授（2015年9月晋升为正教授，大家可以算算他那时候几岁）也借此机会在波士顿的攀岩馆里合了个影。想来杜老师会很高兴吧！自然体育是少年班引以为豪的一大特色，而且并没有随着杜老师的退休而中断，我们的师弟师妹们也都是受益者。前几天我去一个“少七”的师妹家里，墙上挂着一大把马拉松完赛奖牌……我想仅这一条，就足够让那些说少年班都是考试机器的人免开尊口了吧。

我们的英语课从abc教起，按部就班地学，国际音标、《新概念》、语法、背课文。很传统，很扎实，似乎平淡无奇。但我最近跟一些“90后”聊天发现，现在中学里不教音标，有不少学生单词都瞎念，没听说过开音节、闭音节，甚至来美国上大学时还不能准确说出过去时-ed、复数-s/-es的发音规律，更别提虚拟语气、先行词、历史现在时之类深一些的语法点了。我们当年出超纲题，考我们不定式在句子里做什么成分，比如：It takes me 40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中的不定式是什么成分？这种关注语法分析的思考方式为我之后学习其他（20多种）语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英语课并不全是这么严肃的内容。在老师的布置下，我们常常三五个人一组把课文改成戏剧演出来。老师就牺牲午休的时间看每一组的表演。大家都很投入，老师也乐于看我们如何把课文改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个鳄鱼背猴子过河的故事，被改得反转了好几次，不看到最后绝想不到是谁赢了。后来高中阶段还演过《皇帝的新衣》、《麦琪的礼物》、《项链》（我演妻子）等等。这样一来，每个人都用英语创作、表演，每个人都敢于张口。虽然高考没有口语考试，哑巴英语在我们这儿是不存在的。

我第四年（相当于高三）第一学期期末英语拿了全班倒数第二名，99.5分（满分150分），但我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我觉得教英语的李汝宜老师特喜欢我，这次只是意外没考好而已，我有信心！后来我一打听，似乎人人都觉得英语老师偏向自己。我高考的英语成绩为139分，作文满分，全班第一，我从来没考过那么高。到了北大，英语分级考试我被分到了最高的三级，完全不输给其他人。再后来学梵语，考GRE，出国后用英语上课、读书、写论文，做演讲，做翻译，都得益于中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语文老师徐祖淳给我们留的假期作业总是包括“读三部长篇小说”，古今中外不限。我11岁就读了《复活》，根本不明白诱奸是什么意思。当然了，我现在也不明白。读长篇小说并没有因为假期结束而停止，班里还掀起了一股风气，大家都在看大部头书。那会儿刚刚出齐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集，似乎有24本，每本五六百页，好多人都去图书馆借。我看的第一本是《云中奇案》，第二本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前几年去了土耳其才知道什么是东方快车。我12岁时利用大概一年的上下学时间看完了四本一套的《战争与和平》，中间还给同学们讲过一次，讲到第一册结尾处安德烈在战场上躺倒，看到天空领悟了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他领悟了什么）。我还看过《好兵帅克》，周末号称去上奥数班其实躲在护城河边看《三国演义》，迷迷糊糊地看了《我是猫》，成天“咱家、咱家”的，不知道那是太监的自称。我后来还被思想比较先进的女生带着看了方方的《桃花灿烂》。上了大学之后又陆陆续续读了张爱玲、米兰·昆德拉、普鲁斯特等等，成长为一枚文艺青年。

我们的每节语文课前有个“3分钟讲话”的环节，大家轮流讲，题材不限。我有一次讲了莫泊桑的《项链》，几乎完整复述了一遍，因此大大超时。徐老师没有打断我，而是小夸了我一下，由此开启了语文课前念故事的风潮。我记得有人念了《七重外壳》，还有人念了一个毕淑敏的短篇。（后来徐老师还把毕淑敏请来跟我们聊了一回！）不仅有小说，古文也没落下，我偶然在书摊上买了本《古文观止》，开始自己啃《史记》，读了《屈原列传》。读《论语》时还跑去问徐老师这个“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是啥意思，自己买了《唐诗鉴赏辞典》，背《春江花月夜》（我现在还记得头几句）。

当时班里还流行搞“闯作”，全班文坛百花齐放。有的人填宋词，有一拨人集体写小说，大概是“霸道总裁爱上我”，有人在周记里连载自己改编的《仙剑奇侠传》。此外还有班日志，大家轮流记录每一天的生活，那可真是花样百出，创造力爆炸。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中学时班里的文艺气氛很浓，大家都踊跃地读书、听音乐（班里流行过一阵Beyond，我听范晓萱、王菲，还有一些英文老歌）、写东西，过着质量很高的精神生活。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小伙伴们都坐公交地铁或者骑车上下学，我们关心的都是脱离于实际生活层面的东西。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小说、音乐、电影、游戏、动漫（比如《幽游白书》《灌篮高手》）都是美味的精神食粮。这一切经过消化沉淀，都成了我们的精神财富。

“我可以不一样”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整个中学4年都是在一个大泡泡里度过的，单独隔出来的小院、专属的老师、特别的体育课、跟学校普通班的学生无交往等等，这都把我们跟其他人区别开来。

这种有意无意的区别让我对大学的“正常”生活毫无心理准备，本科4年一直都有“我不属于这里”的异类感。随着年龄增长，这种由于跟周围人的年龄差别造成的不自在逐渐减弱（只有在别人说起“他14岁就上大学了”的时候可能会再次浮现出来一下），不过这种“我不一样”的心理状态也给了我自由，让那些“别人都是那样，所以你也要这样”的社会规范对我没什么约束力。

我1997年考入北大化学系。我对化学说不上特别感兴趣，在大学里心思不在学习上，成绩自然也不好。我大二下学期的时候选修了一门“东方文化”，是阿拉伯语专业的于维雅老师主持的，每节课由一位东语系的老师介绍自己对象国的文化，很有意思。大三上，我继续上了一门形式类似的“东方语言文字文化”，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古代语言文字的兴趣，当时觉得埃及象形文字最好玩。大三下，正好段晴老师开设面向全校的初级梵文选修课，我就选了。梵文本身语法规则很复杂，段老师的课强度又大，一个学期要学两学期的内容，对学生挑战很大。

当时我被梵文万花筒一般的变化迷住了，花了大量时间写作业背变格变位。第二外语学梵语有个好处，之后再学什么都不会觉得难了。2000年夏天，大三结束，我犯懒一直没跟美国大学联系要材料。暑假里有一次回八中，一个同学撺掇我等一年再申请，说他们家明年会空出一套房子来，我们可以住那儿，比较自由。当时还没有缝儿年（所谓“间隔年”）的说法，不过就是那个意思。我说好啊，正好我也没要材料呢，年龄也小，先玩一年再说。上了那么多年学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学，停下脚步看看想想也好。之后就打定主意先不申请了。至于再后来嘛，当然没有按照既定剧本发展。意外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劝我先别申请的那位老先生一毕业就跑到高大上的外企工作去了，我则在北大附近租了间地下室（的床位），开始了北（大）漂生活。

2001年9月11日，两声巨响、几千条生命让美国签证政策陡变。在北大自由学习的一年，我旁听了梵文语法、阿拉伯语、德语、文学概论，读了一米厚的《人间喜剧》，这让我更明确了自己的兴趣所在。第三次被拒签更像是临门一脚把我踢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之后考研读梵文专业，读到第二年时，一封来自新疆和田写于1000多年前的犹太波斯语书信砸到了我头上。所谓犹太波斯语就是用希伯来字母写的波斯语，这两样我那会儿都才刚开始学，但是段老师充分信任我，让我解读这封信。凭借这短短37行半希伯来字母写成的波斯语，我申请到了入读哈佛近东系伊朗学博士。后来，又以哈佛为起点去了欧洲、日本、伊朗、以色列。兜兜转转、起起落落，直到2016年才博士毕业。我现在是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ISAW）的访问学者，合同8月份到期，之后会回国，不过具体单位未定。

我有一次在纽约沙龙演讲时开玩笑，说我的命运1000多年前就注定了，真是没办法。然而回头想想，这条不寻常的人生弧线其实发端于少年班。能那么轻易地说“先玩一年吧”，不仅是因为觉得大把青春在手、挥霍得起，而且隐约觉得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盲目地被生活推着走。回头想想我的同学们，大家的发展虽然各不相同，但在拒绝盲目随大流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尹希自然不在话下，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路攀向巅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赵鹏成绩很好，他毕业后没有走学术道路，而是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现在做到了这家公司的CEO。英语课代表陈溪想做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毕业后，考取了哈佛医学院，现在是眼科大夫（Ph.D.,M.D.），在美国执业。单盈也是从伯克利毕业，那次马拉松夺冠后她说：“我从来不看空气，只看自己想不想跑。以前空气爆表的时候我也照跑。其实我跑步就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高兴。如果是为了健康，我就不会跑24小时，它和全马都是毁身体的。就是为了图个乐子，省得闲着没事干，所以不在乎这些。”我们班最小的女生王燕，考上首都医科大学之后不开心，就退学重新高考，以大幅超出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考上了传媒大学，现在从事她从小就喜欢的时尚行业。能找到并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也非常幸福的，是少年班的经历给了我们机遇和信心，让我们敢于梦想，敢于追求，我想这比高考考多少分、日后挣多少钱重要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