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儿童之谜
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圣贝德天主教学校给学生做了一次智商测试。校内10名学生智商高于140，最低的也有148。高智商社团“门萨”俱乐部已向10人发出邀请（视觉中国供图）关于为什么研究超常儿童，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费尔德曼（David Henry Feldman）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在我研究的超常儿童中，常常遇到一些特殊状况，是一个人的成长异常顺利的典范：孩子的天赋兴趣、父母的养育、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的机制，完美地促成了一个人一生潜力的最佳发挥。我想，研究这些顺利的典范，至少是一种视角，可以让我们看到是那些不那么顺利的情况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比如，超常儿童往往很早就知道人生的志趣所在，但对于普通的孩子，可能父母就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帮助他一起找到这种志趣。
超常儿童在人口分布中的比例大约是1%～3%，按照中国的人口基数，每年的超常儿童的人数都在几百万左右，但是这些孩子的命运如何，我们基本上一无所知。因为国内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在采访这组封面的过程中，那些超常儿童在我们内心激发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对他们才华的某种困惑与敬畏——对于这些超常儿童，我们的了解其实很少。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特殊能力到底从何而来。
另一方面则直指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落与痛楚——与他们相比，普通人的人生是否天生就带着某种自身局限，只能以某种速度思考到某一深度，而不可能最终达到卓越的境地。
其实，在关于天才的讨论中，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先天论者认为，才华由基因决定，是不可变的。后天论者则认为才华受文化影响，可以经教育／训练而提高。
前者以从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为始作俑者。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兄弟，博学多才，后人估计他的智商接近200。他开创了统计分析、问卷调查、复合肖像、法医指纹等新方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气象学家之一。此外，“先天与后天”的词组也是他发明的。
1869年，他出版了《遗传的天才》。在这本书中，他以统计学的方法，对英国400多名杰出发明家、领袖、运动员等人群的家族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天才是基因遗传的，也就是“天生的”。由此，他也开创了以统计学方法测量人类精神特质的先河。
虽然他承认激情、毅力的重要性，但完全无视环境的影响。他认为，无论环境如何，天才自会脱颖而出。牛顿就算生在沙漠，也仍然会做出牛顿的成就。在他之后的一个世纪，人们对他的说法深信不疑。“自科学诞生以来，极少有什么声音，像一个稳定、独特、独立的智商那样魅惑人心，如海妖之歌，攫住了大众的耳朵(G.P.普特南，1976)。
但一个世纪以后，环境论兴起。尤其是在美国，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包括B.F.斯金纳和詹姆斯·华生基本上否定有基因遗传这种事情。他们认为，环境就是一切。比如华生曾经有过如下豪语：
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把他们带到我独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证，在其中随机选出一个，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巨商人，或者乞丐、窃贼，不用考虑他的天赋、倾向、能力，祖先的职业与种族。我承认这超出了事实，但是持相反主张的人已经夸张了数千年。
100多年来，关于天才的争论，似乎就是在这种先天VS后天的两级之间不断深化我们关于智力、努力、创造力、以及人之潜质的真相。尤其是过去25年里，行为遗传学、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个性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积累了大量了经验证据，但没有一门学科能单独解释天才的起源与结局。但我们毕竟可以达成一些共识，比如智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智力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基因与环境之间是不断交互、互相影响，并最终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
我们知道，天才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美国记者埃里克·维纳为了写作《天才地理学》，探访了七个历史上天才辈出的城市，并总结了几个重要的规律，比如天才从来都是扎堆出现的，而不是分散的，一两个出现的；天才几乎都在城市涌现，他们也许出生在乡村，但一定在城市长大成材，因为城市的环境更有利于激发创造力。
我们还知道，一个超常儿童需要与他们的心智水平相符的智力挑战与因材施教的教育环境，否则他们很可能会在无聊中浪费掉自己的才华，或者为了泯然众人而泯然众人。国内公立学校系统中开设超常班的中小学不过30多所，大城市的父母固然可以将资优孩子送去各种私人的天才训练营，但寒门子弟的超常儿童，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测评与教育支持，他们发挥自己潜质的机会微乎其微。
最后，作为父母，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一个孩子发挥出最大的潜能。“神经可塑性”让我们相信一个孩子的潜力，他们可以变得更聪明，有更多的成就，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潜力有它自身的限制，你不可能通过后天的训练制造一个超常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