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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产期是2017年8月4号，但女儿在7月20号就迫不及待地降临了。那天下午，刘旻昊坐在电脑前整理材料，按照计划，几个小时后她将主持一项重要的会议。突然—“啵”的一声，羊水破了。

在去往医院的车上，她接连打了几个电话给同事，其中包括她的老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先生。此前一年，还在施一公实验室工作的刘旻昊主动向施一公请缨主持西湖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后者主要服务于西湖大学的筹措计划—由施一公联合多位学者牵头，将落实在中国创办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由此，刘旻昊成为了西湖教育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当时她32岁，完全没有商科背景，转型的难度并不亚于此前一路攻读生物学博士后。

“施老师，我应该是破水了。”“什么意思，你这就要生了吗？”

“是的，我要生了。工作方面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的会议将由小平主持……”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刘旻昊接连又打给几个同事叮嘱工作，直到施一公发来一条短信：旻昊，你不用担心，你要好好地生小孩。丈夫在一旁，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她，“You’re insane（你疯了）”。

“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她回忆的时候笑了起来。大女人，刘旻昊这样形容自己。无论孕期还是产后，她从不认为自己需要被“特殊对待”—直到生产前，她没有减少过丝毫的工作量。“我并不觉得需要（为此）排空一切。”早年间，即使在结婚注册当天，与丈夫登记完成后，她还赶回了实验室，因为“细胞需要培养”。

最初接手西湖教育基金会的日子，“每天睁眼就是200亿的压力”。西湖大学筹办委员会算了一笔账：当西湖大学全容量聘请300位教授时，一年所需要的行政运营资金大约是10到12个亿，这需要依靠捐赠基金的收营来支撑，那么在大学稳定期，基金会需要有至少200亿的永续资金。

为此，刘旻昊需要不断会见各类潜在的捐赠人，基金会正加速运转的时候，新生命到来了—刘旻昊也迎来了迄今人生中“最challenging的一个阶段”。

当母亲的新身份与事业相叠时，她还是感受过压力。产后的日子，在经历过最初迎来新生命的喜悦和新鲜感之后，更多的是突然离开高强度生活节奏的不适应。2月的一个下午，在清华大学郑裕彤医学楼的办公室内，《人物》记者见到了产后8个月的刘旻昊，她气色很好，口气轻松地回忆那段产后最艰难的时光，“从念研究生到后来做科研，一直都是每天很大的信息量。虽然很enjoy有孩子的moment，可是personally还是喜欢工作。”

丈夫Rex察觉到了她急切回归工作的心情，他是香港人，两人都少年出国，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期间成为师兄妹。对于Rex来说，最初他并不赞成妻子过早回归工作—“我真心说，一开始我挺不同意的，不是说女儿有没有人带，我考虑的可能是她的状态，身体还是心理上……（但）我能看出来她也是挺想尽快投入工作里边，可能荷尔蒙方面的作用，也可能那段时间她有点想要有其他东西恢复她的心情，我就尊重她的想法。”

产后一个多月，刘旻昊即已重回工作，哺乳期自然是将工作难度提升了等级。出差，她不得不将三四天的行程压缩至一两天，马不停蹄地赶多个城市见投资人、捐赠人。旅程中，她需要背着泵奶器，每隔几个小时的涨奶必须及时处理。一次，她误入一间男厕，直到听到隔壁男士的声响才意识到，最后落荒而逃。那是她记忆深刻的“不那么graceful”的经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沦落至此）”。而事实上，更令人尴尬的瞬间时有发生，哺乳期的她不能再像平常一样通过咖啡提神，只能靠意志硬扛，常常在深夜回到家，她坐在沙发上泵奶，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时，泵奶器还连接着自己的身体，偶尔她还会把奶弄洒，“那感觉真的很尴尬。”

她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靠墙是整柜的生物学者专著，自从入职基金会，她便空置了这间办公室，只在辅导研究生时她才回到这里，“既然我决定（继续）工作，我既需要对我的boss负责，也需要对我的孩子负责。那么我要很快地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刘旻昊告诉记者，在英国，科研领域对生育女性有一些特别的照顾：在帝国理工大学念博士期间，她也见过许多女性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大学内有专门的护理室，配备了专业的护理人员，女性科研工作者们将孩子托放在那里，便可以专心工作；另外，女性科学家在评职称的阶段，时间上也会给予一定的宽限。

刘旻昊认为，由生育带来的一系列挑战需要努力自行解决。被香港马会派驻到北京的Rex承担了更多照顾女儿的琐碎事务—比如，夜里喂奶与换尿不湿。“我们俩都是比较小的时候出国，受的教育上就是男女平等，谁比较有能力或者比较有时间去做就分配一点，我不觉得女性要多做一些或者哪些是妈妈应该做的。”Rex还特意在电话采访时讲到，妻子的付出是另一层面的，自己是比较安静的人，相比之下刘旻昊更擅长与女儿交流。

但Rex的工作也并不轻松，孩子在白天交由谁来照料曾经是个难题。刘旻昊从不认为父母有责任来帮助自己带小孩，“小孩这个事情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必须自己得想好怎么办。”那时她甚至做过打算，即便必须放弃工作，“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幸运的是，她最终找到了一位保姆作为帮手。“我选择了继续工作，但我并不觉得高知女性辞去工作照顾家庭会很可惜。”她说起自己的一位女朋友，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放弃了原本在投行的高收入工作，做起了全职主妇。生完二胎后，这位朋友试着办一所瑜伽中心，很快办起了连锁店。“从外貌到事业，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如果你看到她，一定不会觉得她放弃了投行工作是多么可惜。”

“Trust me，她们（高知女性）过去所有的学习经验，都会运用到生活中。即使她们选择呆在家里，也会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刘旻昊说。“人们通常低估了家庭妇女的价值，take care一个家庭不是那么容易的。”她几次在采访中讲出了“大女人”这个词，对于已经成为母亲的刘旻昊来说，绝不仅是事业女性才与这词相匹配，“出生的背景或者是机会让每个人的生命有很大的分别，我尊重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不管他/她做的事情在社会普通意义上的眼光看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认为这样的人，都是大写的人，如果是女性，她们就是‘大女人’。”

家庭中同样需要“大女人”的智慧，像每个家庭都曾经历过的那样，长辈与年轻人之间，两代人免不了产生分歧。母亲是个十分有主见的女人，而丈夫在孩子方面很有主张与坚持。刘旻昊通常并不参与表态—“一些时候我就会私底下和我妈妈沟通：父亲的投入和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姥姥，某些地方该鼓励参与的还是要鼓励。如果姥姥总是否定，容易导致爸爸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太多参与感，就会变得没有那么上心。”

今年1月，在见完一波捐赠人后，刘旻昊坐上高铁回京。因南方大雪，列车延误6个小时，一路漆黑，凌晨3点，几天没有好好休息的她在北京南站下车，站台上的灯光恍如白昼。刘旻昊感到一种“莫名的力量”。她突然想起2014年的那个秋天，在北大博雅酒店，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7位学者和企业家同桌商讨西湖大学的蓝图，“在一起谈愿景”。在一旁做会议记录的刘旻昊被震撼了，那天她意识到，“中国非常顶尖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眼界和高度（让我钦佩），他们在做一件为国家、为他人的，伟大的事。”

这样的振奋让她满怀希望。有一天，丈夫在婴儿床前逗女儿玩耍。刘旻昊看见6个月大的女儿“很辛苦地把手够起来，努力地贴到爸爸的脸上”。

她突然被那一幕感动了。“你看，生而为人，其实从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