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物馆里微服私访的国王
陶东冬自称是个不逛夜店、也不喜欢喝酒的中年单身老男人，尽管他才35岁，离老去尚有一定距离。他最大的爱好是逛博物馆，尽管他就在北京一座陈列古老农具和陶器的博物馆工作，似乎早该对类似场所司空见惯。
迄今为止，他打卡过38个国家、442座城市，逛了2090座博物馆，每年保持着150至200座博物馆的增量，人生目标是逛够10000座博物馆，为此常有“人生苦短”的担忧。
他钟爱历史留下的死物件，穿得也像一件历史的遗留物：黑色贝雷帽，灰色毛呢大衣，还有一只略显巨大的公文包。说话带着知识分子咬文嚼字的严谨，举手投足像一个活在现代的古人。
他说自己的打扮模仿了契诃夫小说《套中人》的主角别里科夫。那是一个在现实生活里总是心怀不安的小人物，老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壳，用竖领的衣服、雨伞、鞋套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安全的套子。
陶东冬似乎也在制造这样一个“套子”，“（穿成这样）是一种仪式，表示我与我的日常生活告别了。从现在开始，我进入到一个向历史致敬的环境中去。”
陶东冬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通常会做三件事情：看当地的博物馆，找一趟最长的横穿市区的公交车从头坐到尾，然后再去当地最大的百货商店，但并不购物。
他的电脑里有一长串以地名命名的文件。出发前，他把当地的博物馆在 word里做一个列表，仔细地标上地址、开放时间和联系电话，打印出来，逛完一个就在后面打勾。
他逛过很多城市犄角旮旯里的博物馆，平时访客寥寥，连管理人员都会诧异他的到来。接受《人物》采访时，他带了一摞博物馆的门票和城市地图，对着地图寻找博物馆的位置，聊起背后的故事时滔滔不绝，激动处还会手舞足蹈。
博物馆界有一句口号，为未来收藏过去，但是收藏什么样的过去，不同博物馆做出了不同选择。2009年，他和父亲在俄罗斯旅行了50天，参观了200多家博物馆。在这场被他称之为“空前绝后的大旅行”中，他看到了这种选择的结果。
“从苏联到俄罗斯，整个社会彻底地发生变化了，它的博物馆该怎么办呢？怎么描述？我们在俄罗斯不同的博物馆中，看到了这些变化。”
不同的叙事背后代表着什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博物馆呈现的应该是真相的部分还是部分的真相呢？他不确知这些问题的答案。
逛过了很多很多博物馆后，他做出了总结，“博物馆就是你需要用一天的时间做功课、在里面度过一个小时、学到一辈子再也用不到的无用之学、一个月后再把它忘个精光的地方。”
他总是能从历史的切片和现实的对照中找到乐趣。在英国伯明翰科技博物馆里参观完吞云吐雾的蒸汽机械，出门拐角就遇到了纪念品商店里的“中国制造”。博物馆外，伯明翰已经从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变成废弃的工业区，中国流水线上的商品却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全世界的货架上，历史的巨大变迁和微小细节在一个博物馆里相遇了。
“无论你是一个千万富翁、一个县委书记，又或者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博物馆面对数十个世纪的恢弘历史，在这宏大的叙事面前，我们现实的个体差异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了，被抹平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博物馆的平等化与民主化。”他说。
然而，这种抹平有时候无法实现，更像个一厢情愿的愿景。在某地参观博物馆时，他遇到了清场，原因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前来视察，他沮丧地离开了。
在想要告别的日常里，他是一名博物馆工作人员，穿梭在摆满瓶瓶罐罐的库房和展馆，对着沉默的器皿和陶俑进行记录研究，钻研着一门需要“慢慢熏出来的手艺”。
“与其说是博物馆塑造了我的性格，不如说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更适合于博物馆。” 他有轻微的强迫症和整理癖，着迷于收集一些琐碎的事物，图书、邮票、博物馆门票等，博物馆本身就是收藏与整理癖好的一种极致。
这是一份他不讨厌但也无所谓热爱的工作，但在博物馆工作和逛博物馆是两码事，对逛博物馆的热情可以很高，在工作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却可能是有害的，“如果你满怀激情，过于激动，你可能啪的一下，把藏品摔碎了。”他说，“你需要按照恰到好处的力度，从恰到好处的角度来完成一件藏品的测量，这需要的是你长期的体力、精力和耐心。”
频繁的旅行总让别人以为他是一个“身家在2000万左右、至少拥有两套房子、说不定还有一套别墅、至少会有一辆很不错的车的小资产阶级”，但事实上他一直处于“能够糊口，但养家比较困难”的状态。
他的同学们很多在拍卖行工作，拿着更加体面的薪水，“以一般的世俗标准，我算不上是一个社会上的成功者。”他说。
为了打卡10000个博物馆，他过得像个苦行僧，把自己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一个月的饮食、应酬、通讯以及必要的娱乐加起来，总支出不超过1000块钱。剩余的收入除了储蓄，都用于旅行，以此保证了一年两到三趟的境外旅游，和每月一次的国内旅游。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写过，社会底层的流浪汉每天只吃得起面包加黄油，“资本主义所设想的最底层的社会生活状态，就是我出国旅行的状态。”他说。他甚至刻意模仿更贫困阶层的消费，并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对消费主义“微不足道的小小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