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纪实

自古以来，隐蔽的战争——洞察敌人的情报工作对克敌制胜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需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重要意义。”中共在革命时期就非常注意情报工作。最早的特别工作部门叫“军委特务工作处”，1927年改设中央“特科”，是中共最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创始人是周恩来。后来几经易名，至1939年2月18日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

中央社会部，在中国革命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情报、保卫工作方面威武雄壮的活剧。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至今鲜为人知，作为史家应当把它写出来，让广大读者知道其贡献，了解其背后的复杂性。

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内线关系鲍君甫（杨登瀛）

鲍君甫，广东珠海前山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并且和国民党高官张道藩有私交，随后鲍君甫改名杨登瀛，并以此名在国民党中闻名。

鲍君甫成为国民党特工系统的高级干部之前，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陈养山发现，鲍对共产党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鲍君甫。鲍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后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市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都建立联系。在政治上，鲍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鲍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随着鲍君甫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鲍及其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鲍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截获叛徒戴冰石密告，有中共地下机关在某处活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鲍君甫前去，将其中7人抓获。后来，鲍君甫通知“特科”，使党得以铲除叛徒。又有一次，叛徒颜某正洽谈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情报为鲍君甫介绍给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员宋再生得知，颜某即被清除。

1929年初，叛徒陈慰年特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鲍得知后，先用两根金条稳住叛徒，随后通知中共中央将其惩办。当年8月，由于叛徒白鑫出卖同志，澎湃等人被捕。鲍得知后，仔细探悉了白鑫的行踪，得知他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他借送礼送行之名确认其出行时间，使“特科”在白鑫逃往意大利之前将其击毙。当时鲍君甫还准备安排“特科”去劫狱营救澎湃等同志，可惜功败垂成。这年11月，任弼时被捕，鲍君甫向巡捕房称，任弼时是其手下，属于误捕，后将其释放。

1930年，叛徒黄弟洪从苏联回国，组织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他竟致函蒋介石，意图“归顺”，并企图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鲍君甫及时通知中央，黄即被清除。这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鲍君甫前往会晤，鲍随即报告陈赓，陈赓派刘鼎以鲍君甫邀请专家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后，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并搜捕出绝密文件，因巡捕不识中文，鲍君甫就请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将其中秘密文件替换送出，几个月后，鲍君甫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关出狱后，进入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他熟知上海中共中央最高机密，当然也知道包括鲍君甫在内的几乎所有埋伏在国民党内的为中共提供情报的人员。顾顺章的电报从武汉发来后，首先由潜伏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的秘书、我地下党员钱壮飞译出，得知相关情报后，周恩来等得以从容脱身，而鲍君甫随即被捕。

1932年，在张道藩斡旋下鲍君甫被释放，1934年，国民党令鲍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鲍君甫再也不复当年。

“五重谍报王”袁殊

从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袁殊以多重身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达14年之久，朱德曾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提及潘汉年，必提袁殊，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所获的大量情报直接出自袁殊之手。

早在1931年底，潘汉年就将袁殊发展为中共党员。袁殊衔命打入CC的特工组织，又凭借精熟的日语与日本方面建立了情报关系并接受其津贴。1933年后，他还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了两年。1937年后，袁殊辗转投到杜月笙门下，国民党中统和军统都来拉他入伙。在潘汉年同意后，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一跃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因参与制定暗杀汪伪特工总部首脑李士群的计划，袁殊被捕，幸亏日本领事岩井英一的搭救才得免死。此后，袁殊就不仅是岩井的秘密情报人员，而且是岩井扶持的一名公开的“汉奸”了。这样袁殊成了罕见的兼具中统、军统、日本、汪伪、青帮背景的五面间谍，从各方内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情报。当然，他的这些交叉潜伏活动都有潘汉年在幕后指挥。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回忆：为掣肘汪伪汉奸势力，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作为麻痹消磨中国人民斗志的文化团体，加入到汪伪政府中去。袁殊根据岩井英一的要求，在地处上海宝山路的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了“兴亚建国委员会”的机构，并筹备出版《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拨给“兴亚”的20万军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也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据我党情报人员刘人寿等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调动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当然，这种多重角色不是那么容易扮演的，肖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一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潜伏在汪伪政权特务机关上海“76号”的关露

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一身。

1939年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张爱玲。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及《邓肯自传》等许多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但在这年年底，关露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当时已是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选择关露呢？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际，胡绣枫接纳了她，这让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鉴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关露接受命令后，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

严格执行党的指示，忍辱负重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一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就提前送到了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北平和平解放的隐蔽战士阎又文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又文在太原受到薄一波、程子华、彭雪枫的影响，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在延安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战工作。1938年，阎又文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才华出众，文笔锋锐，深得傅作义赏识和器重，1939年担任傅作义的机要秘书。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几乎和傅作义形影不离，被大家称为傅作义的左膀右臂，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话稿，都由阎又文起草。

1947年冬，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到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社会部。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剿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要求阎又文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

阎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园漪澜堂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会，其间将情报交与王玉。阎又文收集的情报包括作战部署如《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将领概况、傅蒋矛盾、傅之想法及思想斗争等，对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解放军一举攻克了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路线。1月10日，阎又文力劝傅跟共产党谈判。根据党的指示，阎又文对傅作义展开大力度攻心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经过多次谈判，1月21日，我党终于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开进北平，文化古都幸免于战火。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这样介绍阎又文的重要贡献：平津战役期间，阎又文根据上级指示，提供了大量关于华北“剿总”的情报，使党中央准确了解了傅作义情况，为制定北平和平解放方针奠定了基础。天津战役后，他及时掌握并向上级汇报傅作义的思想动态，积极施加影响，为最终促成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