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纪实

从7月3日开始，国家档案局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第一个公布供词的战犯叫铃木启久，侵华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从他的供词中截取一段，就足以骇人听闻：“只我个人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毁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1956年，铃木启久等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了正义的审判。这次审判，没有一名日本战犯被判死刑。另有1017名战犯免于起诉，释放回国。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日本战犯的表现：所有战犯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甘愿伏法，甚至主动要求以死谢罪。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全体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

1964年3月，全部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1000余名经新中国改造的日本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以罕见的勇气和坦诚，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在日本为“中日永不再战”奔走呼号。

当年关押、改造日本战犯的管理所，被他们称为“再生之地”。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豢养成的嗜血恶魔，在新中国找回了良知，一个个被战争机器扭曲的灵魂，回归人性。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苏联开来的闷罐列车驶入了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火车站。

通常，国际列车要在这座车站进行换轨。苏联铁路的轨道宽度为1520毫米，中国使用的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而这趟列车要交换的不是轨道，是“乘客”。密不透光的闷罐车中，装载着969名日本战犯。

中国的押运专列就停在站台另一侧的标准轨上，等待着把这批日本战犯运往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一下子抓了60多万日本俘虏。这些俘虏被悉数押到苏联境内。二战期间，苏联丧失了2000万人，日本俘虏们被用来填补劳动力的巨大缺口，多数送到了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后来，苏联逐渐遣返日本战俘。据苏联方面的统计，共有 577567 人被遣返回日本，另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日本战俘因为气候、疾病等原因死在了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商定，苏联将在押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按照新中国的法律进行处理，以宣示新中国主权国的地位和权威。

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是苏联方面认定的“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中苏双方的交接仪式在绥芬河镇(今改市)机关的会客厅进行。文件手续履行之后，中方宴请了苏联拘留管理局押送战犯的负责人。据中方接收代表之一、时任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科长董玉峰回忆，当时正是“中苏友好万岁”的时候，双方极为亲近，频频举杯，他很快就被苏联人灌倒了。而同行的干部记得，苏联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热时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

这样的评判，无论是一句酒话，还是出自他们关押日本战犯时的真实感受，都不会影响中国方面对待日本战犯的态度。中国方面接收日本战犯的要求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这是周恩来总理在布置接收工作时特意嘱咐的。

董玉峰负责监管，他接受任务时就对这个要求有顾虑，“一个不跑”容易，“一个不死”有难度。这些战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累累血债，他们自然会猜想中国人民惩治他们的下场，路上难免发生意外。

苏联方面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用一个谎言稳住了日本战犯——至少在交给中国之前能够稳住。不止一个日本战犯曾回忆道，苏联人将他们押送到闷罐车上时，给他们通知的是“途经中国返回日本”。

苏联闷罐车的车厢门在20日打开，押运人员点着名把日本战犯一个个提出。中方接收人员在站台另一侧重复着他们的名字，日本战犯一一应声，在荷枪实弹的中苏士兵警戒下，登上了中国的押运专列。

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赵毓英也在中国一侧的队伍中，注视着日本战犯惊恐、犹豫地走过几步之遥的站台。她回忆说，那些战犯们一个个缩头缩脑，要么低着头，要么四下张望，一看就是特别紧张、惊慌。再加上当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苏联闷罐车像桑拿房一样，这些日本战犯衣衫不整，汗流浃背，蓬头垢面，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只有几个穿着马靴的高级军官，还在腆胸叠肚地撑着门面，可是那身军服又脏又破，一块一块地印着汗渍，实在衬不起他们装出来的形象。

赵毓英出生于伪满洲国时期的沈阳，她说自己有一个“亡国奴童年”。看到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成了中国的阶下囚，“我心里那个解恨，你们也有今天！”

赵毓英那时候刚刚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毕业，而且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人生轨迹本该和监狱、囚犯没有任何交集。而在她毕业的前一天，学校通知她和另外两个品学兼优的同学一起去东北战犯管理所报到，临时执行3个月的秘密任务。到了管理所，她才知道这项秘密任务就是去接收日本战犯，当时也想不到，从此和日本战犯有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赵毓英等专业医护人员随行，只是中国接收日本战犯的安全准备之一。中国的接收人员已经给他们的行程做了周详准备。

接收日本战犯的火车是东北铁路局安排的专列，不是苏联所用的闷罐车，而选用了客车车厢，每个人都有座位，舒适得多。车厢窗户都被锁死，并且用报纸糊上。此举既是为防范战犯跳窗，也是为避免他们遭遇伤害——如果备受日本侵略荼毒的东北群众看出这列火车的“乘客”，很难保证不会有过激举动出现。

每节车厢有一名看守员值班，但不配备武器。车头到车尾的押运指挥所架上电话，以便处理意外情况。

给日本战犯准备的食物是在哈尔滨购买的几千斤白面包和几百斤香肠、咸鸭蛋。苏联的押运人员看到这些食物都眼馋，比他们吃的黑列巴好得多，交接完成后，直接张嘴用他们的咸鱼干换走了几箱面包。

在中国的火车上，日本战犯吃的第一餐是大米饭和东北大炖菜。赵毓英记得，那些日本人吃得狼吞虎咽，丝毫不顾形象。一个战犯告诉她：“已经五年没吃过这样的饭菜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苏联期间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的食物只有1斤黑面包加盐水汤。饥饿之下，他们吃过野菜、蛇，甚至老鼠。

可口的食物，中国看守人员严格却并不凶恶的态度，让日本战犯们心里安稳下来，一路上惟一的意外，是一名战犯突发急性阑尾炎。赵毓英等医护人员在牡丹江车站下车，将他送入医院及时救治。

两天一夜之后，专列于凌晨3时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已经作好接站准备，沿途所经路面实施短时间戒严，除将官级战犯和病号坐车以外，其他战犯集体步行押送监区。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两层高的主楼只是一个黑黢黢的轮廓。日本战犯行进的队列中忽然一阵骚动，有人认出了这座建筑，以及它曾经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森恐怖。

战犯管理所

矗立在日本战犯眼前的战犯管理所，在他们的口中原本叫做“抚顺典狱”，是1936年日本关东军修建的。14年前的监狱建造者，14年后沦为狱中囚，历史的巧合，像一个巨大讽刺。

更为巧合的是，这一行日本战犯中有个大村忍，曾在抚顺典狱担任了10年典狱长，对这里的恐怖与血腥再清楚不过。

抚顺战犯管理所保留着大村忍的笔供，里面记录着他担任典狱长时的所作所为：“我曾亲自审问，加以拷问，方法是戴手铐脚镣、用竹刀打等……”“1945年6到8月，病死五六名，当处理尸体时，没有将部下监督好，埋得很浅，尸体被狗拉出……”

依照大村忍的经验，凡是被关进这座铁牢的人，必然经历的是残酷折磨，最终结果多数是死亡。

即便是没有到过抚顺的日本战犯，也大多对这个伪满洲国时期重要的煤炭产地早有所闻。在苏联期间的几年苦役生涯让他们猜测：“完了，要在这里挖煤了却一生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刘家常告诉记者，很长时间以后，这些战犯才袒露了他们进入管理所时剧烈的心理波澜。“他们想得太多了。”刘家常笑着回忆，管理所选址在原抚顺典狱，既没有羞辱他们的意思，也没有让他们服苦役的想法，恰恰相反，这个选择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关押条件。

不过，若是对抚顺典狱寻根问源，这些日本战犯更要哭笑不得——日本人修建它的名目，就是关押违法的日本人。

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给了伪满洲国，并撤销了日本的治外法权。这不过是为了配合伪满洲国政权成立的一场表演，日本侵略者的戏倒是做得很足，抚顺典狱就是一个戏码——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犯了法，不再受治外法权庇护，也要进监狱。于是，日本侵略者建起了当时的“模范监狱”，建筑、牢房的标准比一般监狱要好很多。

典狱长大村忍最清楚，这座监狱关押过的数千人中，没有几个违法犯纪的“日本臣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抗日志士。“模范监狱”的外表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抚顺典狱原有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其中有1/3以上的建筑是用做刑讯的地方，仅刑具库就占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刑讯室、绞刑室、试验室、“镇静间”等，一个接一个。

在接收这批日本战犯之前，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万元对这座监狱进行了改建，给监房安暖气，扩大窗口，新建礼堂、医院和浴池等，彻底清除各种刑具和刑讯室，处决犯人的刑场被改建成运动场，用于折磨抗日军民的“镇静间”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狱中甚至还辟出了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进入修葺一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们依据职务被分派监舍。

狱内共有7栋监房，其中第五、第六栋监禁校佐级以上战犯，6人一个监舍；第三、四栋是尉官以下

战犯，12人一间；第七栋安排病患战犯；第一、二栋留给同样从苏联引渡回来的伪满洲国战犯。一个月之后，溥仪和他的“皇亲”、“大臣”们住进了那里。

除了这批苏联移交的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还收押了地方公安机关查补送监的4人、1956年在太原判刑转监的9人。与此同时，还有一百多名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抓获的日本战犯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新中国共收押了1113名日本战犯。

日本战犯在管理所的第一夜，夹杂着在长途行程后的疲惫和对陌生环境、未卜前途的惶恐，算是平静地过去了。等到第二天天亮，看清监舍墙上贴着的通告，一些日本战犯炸了窝。

战犯还是战俘？

通告的内容只是管理条例和活动时间表，不值得大惊小怪，让日本战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战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战犯”这两个汉字。从1945年被俘虏之后，他们都是被当做战俘关押、劳役。苏联在1949年组织了伯力审判，对12名实施细菌战的日本战犯审理宣判，并没有涉及到移交给中国的这批战犯。直到进入中国境内，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战俘。

战俘和战犯，是两个不能划等号的名词，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战俘无关犯罪，战争结束后就应该被释放、遣返，苏联人给过他们这样的承诺。战犯，意味着犯有战争罪行，要被审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一字之差，对这些日本战犯来说事关生死。一些人当即把公告扯碎，叫嚷着“抗议”。一些人暗中煽动，撩拨狂躁情绪。很快，日本战犯们骚动起来，监舍内聒噪一片，甚至有人开始绝食。

战犯管理所马上展开应对，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围墙内负责警戒的战士端起了长枪，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员的巡视变成了五分钟一次的高频率，特意穿上军靴，走路“咔咔”有声，造成威慑之势。其实，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做给日本战犯看，战士们的枪只在越狱或暴动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真正给他们的惩戒，只是减少自由活动时间，少数几个带头闹事分子被单独关押起来。

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但这些日本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自己的战犯身份。战犯和战俘不但区分着未来，还定义着过去：他们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战犯们对自己罪行的否认，心态不尽相同。有些人明确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但把这些罪行都推给国家和战争，试图以此开脱自己。更多的战犯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培植出来的恶之花，压根不认为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是犯罪。他们没有任何对罪行的悔恨，甚至对战俘身份都觉得羞愧，认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顶撞管教被当成了“勇武”。

闹监很快平息，但交锋没有停止。

一天，原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见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金源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给两人担任了翻译。

藤田茂不但是这批战犯中军衔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从苏联的战俘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和当过多年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战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说。

据金源回忆，藤田茂在进入管理所之后很长时间，都保留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标志性的仁丹胡。面见孙明斋时，藤田茂态度嚣张：“我要见你们的毛主席，请安排一下。”

孙明斋又好气又好笑，耐着性子说：“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藤田茂要说的，就是声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应该释放遣返回日本。

孙明斋明确告诉他：“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战犯。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

藤田茂当然不承认，两个人针锋相对。孙明斋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孙明斋站起身来，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读一读《帝国主义论》，搞明白帝国主义是个啥东西，对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战犯。”

藤田茂回去了，饭盛重任又来了。他担任过伪满洲国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权威”自居，满口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就是要证明他们是战俘而不是战犯。

日本战犯们不再大规模闹监，转而开始联名写《抗议书》，还要把《抗议书》递给联合国，声称自己受到“非法对待”。

刘家常说，日本战犯刚开始搬出“国际法”的概念时，管理所还真是有些挠头。那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国际法”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计找来了相关的资料，首先让管教干部学习。

“学了‘国际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气不打一处来。”刘家常说，“那些对战争罪、战犯的定义，条条款款都能套在这些日本战犯的头上，他们居然还敢谈国际法？”

既然日本战犯打出国际法的名义，那就用国际法来回击。管理所组织日本战犯集体学习，特别是二战后审判战犯时制定和应用的一系列法律条文。

从纽伦堡审判启用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的种类和等级，甲级战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战争策划者，日本的甲级战犯已经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得到了审判。关押在抚顺的这些战犯，属于乙级和丙级。

单就“战争罪”这一条，这批日本战犯就没有一个人能脱身罪名之外：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对所占领土或占领地的平民之谋杀、虐待，为奴隶劳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对战俘或海上人员的谋杀或虐待，劫掠公私财产，实施非军事需要的破坏……

其实，那几个搬弄国际法的日本战犯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的学习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但是对大多数特别是低级别日本战犯来说，他们原本也不知道国际法中对战争罪和战犯的定义。这样的学习让他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战犯成了无可推脱的身份。

接受战犯的身份，也就意味着认罪的开始。

以德报怨

日本战犯在战犯和战俘的身份上纠缠，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们则经历了另一番内心纠结：这些日本人是仇人还是犯人？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员，多为军人出身，很多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日军真刀真枪地生死相搏过。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副所长曲初都是老革命，孙明斋的舅舅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残疾就是拜日军所赐，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写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泪账”。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叫王兴的看守员，10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7位亲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杀。

即便是最年轻的赵毓英等人，也对日本侵略有切身体会。他们看待日本战犯的眼光，难以克制地带有仇恨。但是，作为管理所工作人员，个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所长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审判定罪前关押战犯的地方，是一个还不能叫做“监狱”的监狱。在人们的印象中，监狱意味着阴暗、冰冷、残酷、恐怖。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优待得多。

最初几天，管理所为战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粮、细粮搭配，以高粱饭、窝头为主。以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标准。不说别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的也是这些。

个别日本战犯却对这样的优待不领情，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把饭菜倒进马桶里，继而发展到绝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气，有人说：“他们不吃就是不饿。这顿不吃粗粮，下顿还这么做。”有人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看他们能挺几天。”

但是，连续几天，几个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绝进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战犯饿死了，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管理所赶快将情况向上级汇报。

很快东北公安部转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将战犯们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级，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具体的伙食标准列出来，让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这是什么概念？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要远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这样的“牢饭”恐怕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份。

日本战犯不但吃得好，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条纸烟；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接受体检；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施甚至超过当时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

赵毓英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还给她分配了新任务：“营养护士”，就是要给战犯调配食谱，保证营养均衡。

每天，赵毓英开出菜谱，负责后勤采购的高震照单采买。高震后来成了赵毓英的丈夫。“那时候我们俩可没少吵架拌嘴，他对我满腹牢骚。‘你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三九天哪里有西红柿卖？’‘指名要河鲫鱼，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鱼，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赵毓英笑着回忆。

抱怨归抱怨，高震还是会想方设法把菜谱上的东西购置齐全。炊事员也有情绪，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净就上锅。这个情况很快被发现，遭到了管理所领导的严厉批评，从此杜绝。

赵毓英说，每次大会小会，领导们都要强调一遍“三个保障”，严肃纪律。我们也逐渐理解，优待日本战犯，不但是实行人道主义，更是改造他们的方式。要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反省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拷问着日本战犯沉沦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说的是日本战犯的标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首要战犯。此人极端顽固，一直宣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帮助满洲国建设”。

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员。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释出狱，武部六藏四年不曾离床，却连褥疮都没有生过。

在接受审判前，武部六藏最终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顽石点头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安全起见，战犯管理所曾暂时迁往哈尔滨。1952年，管理所迁回抚顺后，中央发来了新的指示，对日本战犯要开展认罪悔罪教育。

其实，认罪悔罪教育从战犯们进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比如组织理论学习，认清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实质等等。而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发罪行，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具体罪行。

并不是每个日本战犯都能老老实实地坦白。他们或是怕供认罪行会招致严惩，或是仍没有褪掉军国主义的幽魂，有人推诿隐瞒，有人直接对抗。

为了打开局面，管理所把号称“大和魂榜样”的鹿毛繁太作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长，在其任内，制造无人区、抓捕残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进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规，不服管，挑衅看守，恐吓认罪的同监，闹监最凶。在一次公然辱骂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单独关押起来。

刘家常告诉记者，管理所如果只有优待怀柔政策，那些战犯中的死硬分子只会更嚣张。我们杜绝了所有的肉体刑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惩戒措施。单独关押就是一种惩戒，类似于关禁闭、关小号。

鹿毛繁太是单独关押的常客，起初并不当回事，以为关个两三天就会放他出来。但这次，放他出来的前提是写检讨，写认罪书。

单独关押两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来句话的检讨，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写。反反复复写了四遍，才算通过。而这还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体战犯面前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慌了神儿，请求管教允许他“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广播器里传出了鹿毛繁太忏悔的声音：“我检查我的错误和罪行……”

“大和魂榜样”成了认罪悔罪的榜样。

像这样通过惩戒手段才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润物无声的感化影响下，重新审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良知唤醒，邪恶褪去。

“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吧……”多年后，曾任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的岛村三郎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写道。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里，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些人的面容一次次浮现脑海，“想起了自己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枪杀30名抗联战士；想起了指挥活埋俘虏、亲手砍杀无辜百姓、甚至将其活活烧死时的惨叫声；想起了众多被塞进卡车送给731部队做活体实验的人们……”日本军国主义将他们变成战争机器和嗜血的魔鬼，鲜血和暴行是他们在战争中的兴奋剂。战争结束了，军国主义阴魂消散，一遍遍回想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

古海忠之，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被称为“二号太上皇”。武部六藏瘫痪后，他成了日本战犯中文职代表，“文看武部”变成了“文看古海”。而日本战犯看到的，是古海忠之发自内心的忏悔：“我过去完全是一个人面兽性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夺取千万中国人宝贵生命、掠夺中国亿万财富的重大责任的。”“我千死万死也洗不净自己的罪责。”

“武看藤田”的藤田茂也认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广岛，他知道原子弹在自己的家乡爆炸，而看到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惨景，却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电影《原子弹》。这个最顽固的日本战犯开始思考：“日本的悲惨现实是怎样造成的？中国以前的惨状又是谁造成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暴虐：“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 。‘刺杀比枪杀有效果’。”他给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

从1950年到1955年，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1113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他们每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最终的审判，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

一个不杀

用“罄竹难书”形容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日本战犯做出了“追究犯罪处分”的决定。此后两年时间里，700人组成的侦讯工作团分赴抚顺、太原两处战犯管理所，对全部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审查、侦讯、核实。

即便是把这一千多名战犯的罪行简单汇总，也足以让人瞠目：被他们直接杀害的中国平民和战俘有857000人，烧毁、破坏房屋78000处，掠夺粮食3700万吨，煤炭2.22亿吨……

曾经被视为“勇武”“忠勇”的行为，现在成了对良知的拷问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也觉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谢罪”，有28人向侦讯工作团递交了处决请罪书，主动申请死刑。

藤田茂是自认必死无疑的日本战犯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记录当时的内心活动：“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虏要被处以重刑。在国际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有1200多名日本军官因此被处决。而我自己，仅‘秀岭一号’作战一战，就杀害了86名俘虏。我明白，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死刑。”

血债血偿，于情于法都是这些日本战犯应得的下场。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依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采取了从宽处理的原则。最初给中央汇报的公诉方案中，绝大多数日本战犯被免于起诉，准备起诉的战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严重者足以被处以极刑。

这个已经是宽大处理的公诉方案却被中央否定了。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时作了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定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依据“不杀少判”的中央决策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斟酌缩减，最后确定的起诉人数只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了，铃木启久第一个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挥制造6起屠杀惨案，每次屠杀都几乎全村灭门，这些惨案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

当年7月1日，是岛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写道：“从开始悔罪时起，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

夏天闷热的法庭中虽然预备了冰块降温，但岛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严肃，从未动手擦去汗水。

审判长宣读完公诉书，轮到岛村三郎自我陈述，他忽然双膝跪地，泣不成声：“在镇压抗日行动中，我命令警察严刑拷问，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我当年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二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有几十个国际法庭、军事法庭，庭审数千次，从来没有过的一幕出现在了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45名战犯，对法庭指认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认，没有辩解，没有推脱。被告席上的很多战犯痛哭流涕，当庭下跪，跪向审判席，又跪向旁听的中国民众。

参加旁听的外国记者评论：“中国的审判，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的立场不同，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战犯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

到7月20日，设在沈阳和太原的两个特别法庭，分四次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宣判。出乎这些准备以死谢罪的战犯预料的是，中国法官没有判决一个人死刑。铃木启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更让战犯们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先后分两批释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后，被判刑的战犯被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这里从此改称抚顺战犯监狱。他们之中，武部六藏因为身患重病，在宣判后不久即假释回国。另有一人在狱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后3名战犯被提前释放。此时，他们被新中国关押改造的时间总共有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也是14年。

“中归联”的遗产

从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鹤港需要4天，这是日本战犯归国的航线。

1956年6月21日，1000余名日本战犯被新中国政府宣布免于起诉，他们分批登上了从日本开来的“兴安丸”客轮。4天的航程中，一个名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组织在回国日本战犯中产生。

“兴安丸”到达日本舞鹤港，很多人仍穿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统一分配的服装——那是一身中国样式的中山装。日本当地政府部门为他们送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没有一个人接受。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中归联”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文中写道：只要认识到本身所犯的错误，那么如何会再次地去犯错误呢？我们绝对反对战争，绝对反对把人们驱向战争道路的军国主义。

在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中，他们选择了文艺汇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东京千代田区公会堂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淹没。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被关押了十余年，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的标签。

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其实，最先对他们“洗脑”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洗去的是良知，灌输的是邪恶。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也可以说是“洗脑”，这一番洗去了邪恶，唤醒了良知。

为揭露战争罪行、保卫世界和平，“归还者”们还从他们在中国关押期间写作的《忏悔录》中精选了15篇文章，并配上15幅历史照片，编成《三光》一书出版，该书10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占战后日本书籍销售的第2位。

1963年，藤田茂获得新中国提前释放。他回到日本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时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帜。他不断带领会员奔波于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

“中归联”成立后便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他们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组织募捐，并护送这些遗骨回葬中国。藤田茂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返回中国，不停地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等人率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包括藤田茂在内的众多老兵已相继离世，亲人们捧着骨灰前来迎接，以了却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总理赠给他的中山装。

1988年，“中归联”会员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建立起一座洁白如玉的大理石谢罪碑，碑后用中日两国文字刻着这样的文字：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间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归还者”离开了人世。到2002年时，活着的“中归联”成员仅剩100余人，多数也已是风烛残年。这一年，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去世，“中归联”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命运。

实体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续。“中归联”宣布解散的当天，“抚顺奇迹继承会”宣告成立。它的成员是“中归联”会员的后代子女和一群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们继续记录侵略战争证词，编写季刊《中归联》，继承了反战老兵们的夙愿。

“抚顺奇迹继承会”在证明着，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遗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谢罪碑旁，一簇牵牛花爬满篱笆。

这些花的种子来自一个叫副岛进的战犯。在他获释回国前，中国管教员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告诉他说：“你来中国的时候拿着武器，回日本的时候带着这些花种。希望你再来中国的时候，手里拿着的是鲜花。”

回国后，副岛进把花种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并将结出的花籽分赠给邻居。2007年副岛进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牵牛花籽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日本战犯的谢罪碑旁，这些牵牛花旺盛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