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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9日，一位老挝代孕妈妈将甜甜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但此时，她的父母，已经去世将近五年了。

她的父母叫沈杰和刘曦，两人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他们计划在南京市鼓楼医院尝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结果，未等手术，两人发生车祸去世。冷冻在医院里的四枚胚胎，成为两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遗留。

双方父母到医院讨要胚胎未果，只好走司法渠道。2014年9月17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双方父母拥有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

在法院的判决中，法官充分考虑到了案件的伦理因素：“受精胚胎具有潜在的生命特质，不仅含有沈杰、刘曦的DNA等遗传物质，而且含有双方父母两个家族的遗传信息，双方父母与涉案胚胎亦具有生命伦理上的密切关联性。”

鼓楼医院曾以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反对双方父母诉求。根据这个规定，胚胎不能买卖、赠送，禁止实施代孕。对此，法官认为，这些规定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医疗机构和人员在从事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时的管理规定，南京鼓楼医院不得基于部门规章的行政管理规定，对抗当事人基于私法所享有的正当权利。

对中国代孕群体来说，这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判决。在之前十多年里，中国相关部门禁止代孕的依据，就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无锡中院不但强调了它只是行政管理规定，也强调了它的适用范围——对医疗机构和人员在从事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时的管理规定。

许多医生“是支持这件事的”

黑龙江人刘保君，找到了沈杰的父亲沈新南，表示愿意帮助老人，通过代孕的方式，给沈杰、刘曦留下一个后代。

由于前述管理办法限制，国内医疗机构无法提供代孕服务，他把沈新南儿子儿媳遗留下的胚胎送到老挝，移植到当地一名代孕母亲的子宫内，代母临产前，又把她接到了广州待产。

刘保君算是中国比较早做代孕服务的中介。2005年，大学毕业三年的刘保君，无意中发现了代孕市场的商机。他辞去银行工作，创建了名为“咿呀宝宝”的代孕网，为有代孕需求的客户和代孕妈妈牵线搭桥，并帮他们在国内寻找能够操作手术的医院。

很难确认是谁最早开展的这个业务，不过，确实有人比刘保君更早，比如，一直自诩是“中国代孕之父”的吕进峰。2004年1月，他在苏州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AA69”的代孕网站。此前一位广州中介接受采访时称，如今代孕圈内多数中介都复制了吕进峰的经营模式。

早在2001年，卫生部就出台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并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03年，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再次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

但刘保君告诉本刊，早年间，院方管理不严格，许多医生“是支持这件事的”，还是有不少医生瞒着医院实施代孕手术。刘保君强调自己多数时候只提供“信息平台”，但客户和代母经他牵线确定了合作意向之后，也都是找当地正规医院实施手术。

通常来说，这些医院，都是拥有试管婴儿资质的医院，从技术上，非常方便实施代孕手术。

2008年，有媒体调查北京地下代孕现象，代孕中介对记者称，北京当时有7家医院有资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中几家与自己有业务往来。不仅如此，几乎所有需求方和代母都向这名记者证实，手术是在知名医院操作的。

当时，社会舆论对这种现象也抱有很大误解。刘保君记得，2008年前后，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声讨代孕，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事物，把它与“卖淫”、“找小三”并论，新闻标题常夹以“冲击伦理道德”、“挑战底线”等字眼。

由于媒体大量曝光，医疗管理部门对医院违规开展代孕手术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这使得很多正规医院的医生不敢再顶风做代孕手术，反而，很多地下诊所开始出现。

2013年3月26日，深圳市区两级卫生部门联合公安部门，对一处涉嫌代孕和非法行医点进行突击查处，一个复式住宅单元里，6个房间住着5名女性（IC图）

“毁灭性”打击

4月底，上海已冒了些暑热，刘保君坐在记者面前，典型东北式大个子，上身绷了件黑色衬衫，纽扣扣到颔下，正经搭配上深色西裤、皮鞋，皮质公文包随身，一副商务人士的派头。

谈及沈新南事件，他坦言当时压力很大。双方谈好合作后，当时他决定把沈新南的胚胎由陆路从云南送到邻国老挝，由于胚胎难以从海关过境，刘保君找了云南当地人抄小路，用背篓把装有胚胎的液氮罐送到老挝境内。这期间，他一直担心，万一出了差错没让沈新南抱上孩子，“对整个行业也是毁灭性打击”。

这个说法未免夸张，代孕行业从诞生之日起，“毁灭性”打击就一直伴随左右，但到现在，代孕中介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依然屹立不倒。

比如吕进峰的代孕网站刚成立一年，就遭到江苏一家媒体曝光，随后又遭苏州市公安局查封。吕进峰事后曾回忆，因被怀疑组织卖淫嫖娼，他还挨了警察一顿打。以这次曝光为开端，以吕进峰为代表的“地下代孕”正式进入大众媒体视野。

“他的确做得比较早，每次打击，他都是在前头。”刘保君也听说过吕进峰的名头，据刘保君了解，吕进峰后来去了广州，悄悄与一些医院生殖科的医生牵线，继续开展业务。

结果，2009年，广州媒体暗访揭露广州地下代孕生态，吕进峰即是被曝光的中介之一，白云区计生委根据这一线索查抄了吕进峰的代母基地，据他说，自己因此赔了几百万。

但越打击，地下代孕的市场发展得越大。正规医院无法做代孕业务，医生们就利用空余时间到中介开设的地下生殖中心做手术，有的干脆辞职出来，承包一些医院的楼房，成立所谓“不孕不育科室”，替代孕中介实施代孕手术。

2009年10月，《长江商报》采访了一名有医学硕士文凭的医生，他在广州一家私人医院工作期间，就与常带客户来做手术的吕进峰相识，当年四月，他回武汉以“与医院合作”的方式成立“不孕不育专科”，吕进峰成了他的一大客源。

除了这种有专业生殖医师操持的科室外，不少中介口中的地下生殖中心更容易触发安全风险。体外受精以及胚胎培育对环境要求极高，但刘保君透露，很多生殖中心就直接开在租用的别墅民宅，卫生条件很难保证。不仅如此，由于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有的生殖中心干脆就由护士来取卵，卵巢被过度刺激很容易破裂，进而在就诊不连续的情况下遭到切除，仅刘保君知道的就有好几起。

屡禁不绝的野蛮生长，显然与巨大的需求有关。中国人口协会2013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国内不孕不育人数约占育龄人口的12.5%，这意味着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已超过4000万。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代孕就成为重要的一个机会。

最紧迫的事

考虑到如此庞大的不孕群体，无论学界还是民间，放开代孕的声音一直都存在。甚至官方，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2013年3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乔杰曾对媒体透露，卫生部正在向专家征集意见，此外还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代孕合法开展最快也需要5年到10年。

2015年，《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出台前，原本有禁止代孕的条款，但在最后一刻被删除。2016年3月，卫计委专门召开了代孕的法律问题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是与会者之一。他向本刊回忆，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场多数专家都呼吁“原则上禁止，对于确有需要的适当放开”。

之所以如此纠结，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问题过于复杂，牵涉到伦理、法律、社会观念，甚至孩子的成长等诸多问题。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反复提及，要用“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的向度来看待代孕，即必须从伦理、法律、社会影响上评估代孕放开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因而放开代孕绝不能急于一时。

完全放开，可以不急于一时，但如何管理这个问题，确实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纽约时报》2014年的一则报道指出，中国约有1000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20余家。这些代孕公司背后，存在着更为庞大的代孕群体。如果继续让他们脱离在法律规范之外，并非什么好事。

而且，随着中国放开二胎市场，代孕的需求变得更大了。吕进峰和刘保君都感到，来咨询生育二胎的客户数量显著增长。虽然他们都开通了国外的业务，但吕进峰发现，有实力又不怕麻烦到国外代孕的客户只有不到两成，中国大多数代孕的需求方，还是会选择国内。

（本刊记者陈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