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代孕真疯狂
2013年8月27日，三位印度代母，三个人从左至右，分别为37岁、23岁 和39岁（REUTERS图） 
九个月大的小浩习惯了吃药和去医院。两个月的时候，他被诊断为轻度脑萎缩和脑积水，有发育障碍。当同龄人在摇篮里玩耍时，小浩要每天去康复中心做各种基本动作训练，还要从头上注射药物。他的整体发育依然比同龄人晚半年，现在还不会爬。经检查排除了遗传因素影响，医生认为孩子的问题可能与生母怀孕期间营养不良有关。
小浩是位代孕宝宝，代母是一位柬埔寨女性。小浩的母亲林芳认为这是代孕中介的责任，她找中介理论时，“他说如果真的是我们的问题，我调查清楚，那么这个孩子你还给我，我重新给你做一个”。林芳瞪大眼睛喊，“对他们宝宝可能是商品，但他是我的命！”
代孕中介也不断寻找专家，试图将责任归于林芳。双方各执一词，无法协调。但因为国内法律严禁代孕，林芳很难通过法律解决这个问题。
即便在柬埔寨，她的这场代孕，也是非法进行的。
自2015年，泰国、尼泊尔等传统代孕大国纷纷出台禁止商业代孕的法规后，东南亚的代孕资源迅速向柬埔寨转移。到2016年10月，柬埔寨内政部官员称，国家再穷也不能靠代孕减少贫困，拒当“出售婴儿的工厂”，针对商业代孕的禁令随之发布。有些代孕中介转入地下，有些则流窜他国。
恰恰在这时候，林芳来到柬埔寨，开始了这场代孕的梦魇。
赶上末班车
林芳今年33岁，是贵州人，早年在上海打拼，靠洋酒销售等生意赚了些钱。事业蒸蒸日上时，一次腹痛检查改变了一切。 2013年10月，林芳在医院检查时得知自己的子宫先天性发育不良，且输卵管有扭曲。矫正手术后，医生告诉她，怀孕的几率只有25%，而且，这个几率之后还会加速下降，即使怀孕，也易流产。
林芳一直很孤单，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20岁时，因母亲出车祸离世，她患上抑郁症，并长期服药。她原本打算做试管婴儿，由于长期服药，不符合国内试管婴儿的药物管理要求。国内这条路，几乎堵死。她到泰国打算做试管婴儿，又因为身体状况没能成功。
在这期间，林芳的婚姻出现变故。她在泰国做治疗时，丈夫外遇并产下一子。亲友一直也向她灌输女人没孩子就一辈子被人看不起的观点。
诸多人生的困境，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林芳。孩子，成了她摆脱困境的一个解决办法。试管婴儿的路堵死后，林芳开始在网上查代孕的信息，加了二十多个qq群、微信群了解情况。
在她最绝望时，一位“病友”主动联系她，称自己也有类似病情，并热切地推荐林芳去一家叫神州中泰的代孕公司。正好当时还有一家在柬埔寨的中介多次联系她，林芳就和这位病友约着共赴当地考察。
从林芳查询东南亚各种代孕中介资料开始，东南亚各国政府也在想方设法遏制濒临失控的代孕产业。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代孕产业一直公开存在。当时泰国只有医学委员会的一项《行为准则》规定，允许精子或卵子来自代孕者亲属的代孕行为，禁止有偿代孕，但立法层面上，并未对代孕产业进行明确规范。监管不严时，泰国一度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代孕天堂”，直到弃儿事件曝光。
2014年，一位泰国代母为一对澳大利亚夫妇产下龙凤胎，但这对夫妇只带走了健康的女婴，遗弃了患有疾病的男婴，并拒付代孕费。当客户遗弃代孕宝宝时，这些孩子多被送到福利院。不久，媒体又曝出一日本富翁在东南亚多家机构代孕生了13个孩子的新闻。商业化的生育技术被如此滥用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代孕也加剧了跨国人口贩卖问题。2011年，泰国警方在曼谷一处别墅区发现13位被软禁的越南代母，其中有被诱骗、威胁而来的，也有人遭到强奸。
2015年，为根治代孕引发的伦理争议和法律纠纷，泰国、越南、尼泊尔先后颁布禁止商业代孕的法律法规，2016年，印度政府拟定以立法全面禁止商业代孕的草案。据联合国2012年一份报告显示，印度约有3000家生育中心，代孕产业每年创收约10亿美元。若施行，印度将失去大部分代孕市场。不过，到现在为止，这个法案都没有通过。
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代孕开始像游击战一般存在，泰国禁了，代孕中介就搬到越南，越南叫停之后，他们又转战柬埔寨。当东南亚和南亚对商业代孕的监管前所未有地严厉时，柬埔寨则成为地区最大的代孕市场。不过，这种代孕热，在柬埔寨并未持续太久，林芳遭遇了转折点。
2016年10月23日，林芳和家人来到柬埔寨。次日，当地政府就发布针对商业代孕的禁令，并组织多个部门开展大扫荡行动。
“我真的不想再等了”
林芳说，当时由于语言不通，也无人提醒，自己并不知道有禁令。邀自己来柬埔寨的那位病友并未出现，但神州中泰的工作人员倒很热情，请她去公司的医院看看。
一位主任医生现场让林芳做了检查，给出很乐观的分析，建议她试试自己怀孕。与之前国内医生的悲观预期不同，这位主任给了林芳信心。她当天就交了三千美金，决定在这里做试管或代孕。但真正接受促排等治疗后，另一位主任医生告诉林芳，据她卵子数量，自己做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基本没有，只能代孕。
求子心切的林芳，很快就同意了。11月2日，林芳签了45万元包成功套餐的合同。根据合同，有客户胚胎的前提下，两年内如果抱不到孩子，公司将退全款。
林芳回国后才通过新闻和群聊得知柬埔寨禁令的消息，她马上联系中介。“他们跟我说禁令不是问题，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因为我是‘包成功，包回国’套餐，公司在当地有关系，都能搞定。还说要真有这种问题，那这么多客户，大家都不做了吗？”
当时，做柬埔寨代孕的中介，确实也在观望。“（柬埔寨）禁令和儿戏一样。禁令一出很快就出台政策宽限期，限期到了又续宽限，因为没有强制性的法律出台，一直在讨论中。”环球代孕执行总裁刘保君说。2015年国内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他就开始开发泰国代孕市场。两年内，随着当地相关法规的完善，公司又将整套代孕服务转至柬埔寨。有外媒统计，全盛时期，柬埔寨的各国代孕中介多达50个。
林芳之前对东南亚地区暧昧的商业代孕法规有所了解，知道各国至少是不鼓励商业代孕的。这种情形下，自己签的合同是否受法律保障也是问题，但面对婚姻、身体条件等现实压力，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林芳说。采访中，她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没办法了”。
付款前，中介公司曾组织客户考察代母基地。七八个代母，林芳相中一位肤色较白，很爱笑的女性，但中介人员给她安排了另外一个人。她叫阿星，26岁，身材丰满。工作人员说，林芳是大客户，她们才安排这位最好的代母，她子宫内膜比较好。阿星是位离异女性，之前在餐馆洗碗打工，每个月赚50美金，经人介绍听说代孕可赚7500美金便来此工作。这也是当地代母的普遍经历。
据刘保君介绍，在柬埔寨，结婚时，由女方负责买房安家，当地的离异女性数量也多，这都导致女性经济压力较大。据统计，东南亚代母十个月的普遍收益在6000到1万美金，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五到九倍。代孕成了当地妇女赚钱的“捷径”。
26岁的越南人昆洁也是位代母，目前已怀孕四个月，她向本刊介绍，自己曾在柬埔寨的工厂、餐厅、理发店等地打工，收入只够自己吃喝，无法贴补家里。在一位当过代母的朋友介绍下开始做代母。她觉得，代孕既帮助别人，自己又能获得一笔满意的收益，可以用来还贷，做些小生意，是件好事，也获得了家人的理解。
合作前，准备代孕的妇女会做全套体检，排查传染病。公司对理想代母的要求是三十岁以下，最好生过一个孩子，这样不容易有生产的并发症。
“与美国、俄罗斯等国比，柬埔寨的代母是没什么选择权的。”刘保君说。
首次见到代母时，林芳和阿星也是在翻译的配合下，连比划带说才简单沟通几句。林芳知道阿星此前产过一子，是顺产。阿星对林芳的生活则一概不知。
看到代母身体健康，居住的环境干净整洁，林芳放心回国。11月底，公司发来报告，阿星成功怀孕。而这也是林芳和中介拉锯战的开始。
无奈去做偷渡客
与胎儿两地相隔，林芳总是不放心。据她介绍，公司起初定期发B超等产检报告，但迟迟不给孩子做合同里保证的四维排查，最后，她自己另出钱带着代母找医院做检查。而神州中泰则对本刊表示，公司严格按合同做了四维等产检，并称林芳在多个重要服务环节拖欠一两个月才支付款项。 由于当地的几家中国中介的代母基地都很近，林芳在别家中介人员协助下进入代母基地，做了个“突然袭击”。据她回忆，别墅里坐着二十多位代母，她用翻译软件和代母们简单沟通得知，她们六到八个人睡一间屋，快四十度的天气，只能开三小时空调，大多时候开电扇。冰箱里并没有之前中介展示过的丰富食材，菜板上也全是蚂蚁。
林芳雇了位翻译，找自己的代母阿星对质，得知她每天吃不到水果，主食就是米饭和干咸鱼。林芳每次送她的补品，阿星也要分给其他代母吃，一些车厘子和核桃还被中介人员克扣。中介则向本刊表示林女士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公司每位代母都有独立房间，饮食根据生殖专家、营养专家的建议而制定。代母饮食绝不可能出现被克扣的情况。
预产期间，产检发现代母有胎盘钙化的问题，缺氧。林芳称自己带着代母从别墅坐三轮车去医院吸氧，但中介认为缺氧的诊断是医院为骗钱编的，这样大热天来回折腾代母才容易出问题，让林芳后果自负。不过，中介还是按医生建议，为代母及时安排了缺氧治疗。
整个代孕后期，在质疑与对抗中，双方关系日益紧张。林芳试图自己为代母安排更好的生产医院，却又遭到中介的拒绝。双方不断发生冲突、对抗，直到孩子出生后，都没有得到缓解。
7月26日凌晨，宝宝降生。
中介方面声称，当时公司已按合同办理好了孩子的出生证、健康证明、回国手续等文件，准备交接，但林芳却以各种理由逃避支付10万尾款，在孩子出生四天后，私自带走孩子。而林芳认为，根据合同应先办完手续，确保孩子顺利出境才可付清全款，双方僵持不下。
林芳和丈夫尝试自行为孩子办理证明，却在去移民局盖出境章时被扣。工作人员说他们这是代孕，根据规定无法盖章。被扣留在当地两个多月后，10月9日，林芳和丈夫收到法院传票，称他们涉嫌贩卖人口。这期间，他们也结识了几位同样情况的中国夫妇，一行人最终先后偷渡回国。
回国后，林芳马上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不到三个月的小浩经常头后仰，全身肌肉僵直，脚后跟不会着地，也坐不住。他的新生儿评分不及格，医生给出的轻度脑萎缩诊断把林芳吓坏了。
2014年8月12日，泰国曼谷， 泰国皇家警察长官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日本男子泰国代孕案的进展，泰国警方认为，这名男子通过代孕一共获得13名婴幼儿（@视觉中国图） 
无法保护
就在林芳终于带着孩子回到中国后，柬埔寨政府在打击商业代孕问题上，似乎下了决心。去年11月，一位澳大利亚护士因从事非法代孕的中介服务在当地被捕，判处18个月监禁。不少中介也再次向其他国家转移。
“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刘保君说。政策缓冲期的不稳定性日益明显，刘保君也计划着更多开发俄罗斯和美国市场。
一个市场倒下，新的市场又在兴起。从今年初开始，老挝涌现多家代孕公司。4月，泰国警方就逮捕了一位准备将六瓶人体精液带入老挝的男子。
为躲避各国法令，东南亚的代孕中介会将代母多次转移，比如在法规松散的地方进行胚胎移植，之后，将代母安置在条件好的泰国度过整个孕期，临产时，公司再将代母转移回管理松散的地区，以便婴儿出境。
曾经为林芳服务过的中介，也撤出了在柬埔寨的代孕基地，市场转向美国和俄罗斯。谈到林芳的问题，他们拒绝承认是自己的责任，该公司发言人认为，林芳孩子的情况牵扯了很多因素，未及时治疗的黄疸和偷渡期间的不良环境都可能造成孩子生病。
林芳咨询的多位律师都称，因中国禁止商业代孕，她和中介签的合同不受国内法律保护，只能以诈骗等罪名打官司试试。目前，林芳从财力和精力上都疲于官司，回国不久，她也和丈夫离婚，一人往返于上海和贵阳为孩子看病。林芳原本想通过孩子解决人生问题，结果自己却又陷入更大的问题中。
“代孕这东西，没法律保护，你要是运气好，中介求财你求孩，大家相安无事。”林芳说，“一出问题，中介做的不是人做的事。只能这样，你说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