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局势已定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
蒋介石命运的转折,根源于他对中国命运的错误认识。1943年3月,蒋介石在自己声誉日隆之际授意陶希圣完成《中国之命运》一书,贯穿其中的两大论调,一是宣扬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要求人们回到“思不出位”的宗法社会;二是鼓吹国民党是抗战建国的希望所在,要求人们接受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被重庆舆论吹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最重要的书,不仅使用最好纸张印刷,而且第一次就印了20万册,到1943年底就重印了200多次。国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规定,从国民党军政人员到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再到普通老百姓,都必须认真学习这本书,然而效果却适得其反,引起各方批评。在中共看来,这无疑是一本“反共宣战书”。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说这是蒋介石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读后,坦言自己“感到十分骇然”:“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像得了寒热症一般,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导致蒋介石失去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对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为了挽救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蒋介石也做出反应。1946年11月,他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但这部《宪法》不仅规定实行总统独裁制,而且提出总统有权以法律限制人民的权利,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专制行为只会激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由于当时国民党军占据有利地位,所以蒋介石对社会上的反对浪潮不以为然。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攻入延安,他更是兴奋异常,在3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歼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战场形势变化是如此之快。胡宗南攻入延安仅仅3个月后,转战于陕北的毛泽东就命令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军则是不断失利,全面告急。军事上的失败让蒋介石没有了政治上一意孤行的资本。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1948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行“行宪国大”,4月19日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但蒋总统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与中共的战事日益吃紧,全国范围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民怨沸腾和社会骚乱。经过1948年秋冬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大势已定,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声明中表示建议和平谈判,中共方面同意和谈,但条件是蒋介石下台,国民党内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要求蒋介石下野。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叙谈,宣告“引退”。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写道:“蒋介石声音低沉地对大家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下野后的蒋介石与家人在老家溪口4月1日,南京大雨,但数百人聚集在机场,等待着给一个人送行,这个人就是张治中,他将带领国民党和平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谈判。两天前,他专程去了一趟溪口,向蒋介石汇报情况。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三月初去溪口,蒋介石一见我就大发雷霆,说我是来逼他出国的。这次,蒋介石的态度很平静。我把和谈方案给他看,他说我没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工作,一切要当心。”
也就在3月29日这天的日记中,蒋经国却这样写道:“父亲说张治中来不来无所谓,所以只邀请他看看风景,不愿意同他多谈。”国共两党进行了十多天的谈判,13日晚9时,张治中看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后,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口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不可能和的了。四天后,蒋介石在溪口见到草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共军不断推进的电报一封封来到溪口,蒋介石气的骂道:“敌军,敌军,为什么只报敌军进攻,不见国军抵抗?”在4月24日的日记中,蒋经国这样描述父子俩的心情:“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
兵败如山倒,渡江战役后,解放军开始了对全国的大进军,相继攻占上海、杭州、西安、武汉、长沙等大城市。
大西南防线崩溃 无奈退守台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之上用他浓郁的湖南口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此时,住在广州陈济棠公馆的蒋介石通过收音机得知了这条新闻。听到电波里传来的广场上数十万人的欢呼声,他的心中格外不是滋味,仰望窗外的漫天落叶,声声长叹,黯然神伤。当时国民党空军还掌握着制空权,蒋介石原本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准备好空袭中共开国大典的计划也正是出于这个顾虑。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空军的飞机带弹受阅,这在中外阅兵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到了10月1日早晨,周至柔几次来电话请示行动命令,蒋介石的回答却都是“再等等”。当周至柔最后一次来电的时候说:“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蒋介石却对着话筒说了四个字——“任务取消”。
1949年的10月1日也许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漫长、最难过的一天,在最后关头取消空袭计划,因为他心里明白,即使能把天安门炸掉,他也得不到这里,反而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遭到更多人的愤恨。对他来说,更重要的计划是“大西南防线”,这条蒋介石眼里的“中国马其诺防线”寄托着他残留的希望,争取东山再起的时间,重演抗日胜利的一幕。然而解放军按照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打大歼灭战的作战方针,于11月突破宋希濂防守的川湘鄂边防线和湘黔防线,“大西南防线”被拦腰斩断。
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带着从广州迁到重庆还不到50天的“国民政府”匆匆乘机,逃往成都。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政府”迁往台湾,12月10日,在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告别成都,飞往台湾,宣告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失败,难得作诗的蒋介石用“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记下了当时的心情。余生二十多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孤岛,在海峡彼岸遥望这片土地。尽管他制定的一个又一个“反攻大陆”计划都无疾而终,但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海峡两岸血脉相连,不能割断,这也正是他坚决反对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原因所在。到台湾后,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阳明山大会堂召开高级干部会,“共产党不是靠飞机大炮取得的江山,是他们以廉政换来的人心夺取的政权”。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任“中华民国总统”职务,此后又连任四届总统,同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之所以托住老弱之体,牢牢抓着党政大权,主要目的就是守住宝座,等待蒋经国积累足够的资力和威信,顺利接班。1972年7月,蒋介石因患感冒转为肺炎住进医院,病体尚未痊愈之际,又因一次意外车祸住进“荣民总院”,这一住便是一年有余。病中的蒋介石更加关切蒋经国的成长,在右手肌肉萎缩之前,他勉强用毛笔写下一幅字,赠给蒋经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蒋经国收到后立即让人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日夜审视体会。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对身边人这样阐释内在的深意:“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誌事。谨敢以此先君守墨十六字,敬布于实,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这十六个字是父亲送给儿子的箴言,亦是老“总统”寄予接班人的希望。
蒋介石与毛泽东,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人
蒋介石与李宗仁蒋介石的军人生活习惯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这天早晨,台北的天空异常晴朗,市郊的士林官邸更是鸟语花香,景色宜人。久卧病榻的蒋介石满脸笑容地坐在轮椅上,迎接前来请安的蒋经国,问他清明节和张伯苓百岁冥辰的安排。临别的时候,他还不忘嘱咐儿子“好好多休息”。当晚雷电交鸣,骤雨大作,89岁的蒋介石在昏迷中逝去。盖棺论定,蒋介石到底何许人也?基督徒、校长、委员长还是总统?或许喜欢一身戎装的他,军人这个身份最为贴切。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中)1910年与蒋介石和元配夫人毛福梅的合影
蒋介石与母亲王采玉
走下飞机的蒋氏夫妇,夫妻相随,笑容满面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儿时的性格脾气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蒋介石的军人性格或许就源于儿时的玩劣与母亲的管教。1887年10月30日,蒋介石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溪口镇有九百多户人家,蒋姓占绝大多数,为当地望族。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生财有道,家境富裕,先后娶了三房妻子。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为填房,生二子二女,长子即蒋介石,幼名瑞元。
蒋介石从小受到祖父蒋斯千的溺爱,性格玩劣异常,遇事爱出风头,好做孩子王,街坊邻居称之为“瑞元无赖”。这一点蒋介石也不掩饰,日后常说自己“六岁就学,玩劣益甚”。但好景不长,1894年和1895年,祖父和父亲先后撒手西归,分家之时,王采玉与蒋介石这对孤儿寡母没少受族人的欺负。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王采玉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虽然家中贫穷,但她坚持送蒋介石到一百华里之外的外祖父家中读书。望子成龙的王采玉平日里更是用铁一般的严规戒律管束蒋介石,从学业到做人毫不放松,如若违规就会棍棒伺候。这样的言传身教让蒋介石渐渐适应,养成习惯,日后投身军界可谓无缝对接,出现在外人面前的蒋介石从来都是正襟危坐,腰板挺直,不苟言笑,这让他的部下总是战战兢兢,无所适从。1943年1月26日,来到中国指挥中缅印战区对日作战的史迪威和蒋介石一起进餐,就领略了这种僵硬的气氛,他不仅在当天的日记中感慨道:“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天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寂寞一直延续到一颗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个鲁莽的外国人询问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从僵直的姿态和紧张的表情中可以想见,汗水正从这些家伙们的后背淌下,一旦最终开了腔,这一荣誉的接受者就会低声恭敬地做出明了的回答,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蒋介石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对部队的各方面细节也非常关注,他每次视察部队营房都要去厕所检查卫生。久而久之,在他到来之前,部队将领就会要求士兵把厕所打扫干净,而且视察结束之前谁都不能上厕所。类似这样的要求,其子蒋经国也不陌生,他在1956年所写的《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说:“有两件事让我难以忘怀,一是父亲教我挂衣服,一定要提着衣领挂起来,这样才不会没有头绪;二是父亲教我坐凳子,一定要坐在中间,偏坐就会翻倒。从这两件事中,我学会了什么叫‘提纲挈领’和‘把握要点’。”
对于蒋介石的军事化生活习惯,只有宋美龄是个例外。不论春夏秋冬,蒋介石每天凌晨5点准时起床,然后活动筋骨进行早读。但宋美龄是过惯夜生活的人,爱打麻将,爱看外国大片,即便到了老年,她依旧保持晚睡晚起的作息。有时候蒋介石穿着睡衣起床时,“夜猫子”宋美龄刚刚入睡。为了不打扰夫人休息,蒋介石总是拿着钢笔型的小手电筒,借着微弱的灯光,轻手轻脚摸索着进盥洗间洗漱。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意还表现在他常给宋美龄的画题字。俗话说,字如其人,由字见性格。与毛泽东喜好潇洒飘逸、不拘成法的行草不同,蒋介石喜欢有板有眼、不离法度、顿挫分明的楷体。即便是在书写习惯上,两人也有很大不同。毛泽东写字时喜欢头偏左侧,目光斜视书作,表情自然放松;蒋介石则正襟危坐,头部居中目光正视书作,表情严肃。对于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书《领袖们》中有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子上的样子,就像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像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蒋介石与宋美龄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送给儿子蒋经国的十六个字
蒋介石的书法笔直字方,一望成行1955年4月18日,68岁的蒋介石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在这张照片下面,没有标注蒋介石的头衔,没有添加任何说明文字,花白的头发和胡须似乎在告诉世人,饱经沧桑的蒋介石已经垂垂老矣,唯有身上的戎装依然衬托出他的不凡气质。
斗转星移,蒋介石已经离世整整四十年了。尽管他在台湾境遇不佳,其铜像屡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与之相反,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却趋于客观,社会上还出现了一股“蒋介石热”,有关蒋介石的著述和讨论越来越多。海峡两岸一冷一热,虽然不同,但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影响力的体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