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当代世界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7.006

图为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召开期间的国家大剧院夜色。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文化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正受到各国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复兴是多维度现象，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从文明史的视角审视中国复兴，可以做出四项重大判断，即中国复兴意味着中国核心价值理念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复兴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中国复兴意味着东方文明的复兴，中国复兴意味着人类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将重新进入平等状态。

中国复兴是举世关注的重大事件。观察和解读这一重大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比如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焦点和独特优势，当然也会有不同的盲点和劣势。通过不同的视角观察和解读所做出的判断和所得出的结论，也肯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时候甚至是南辕北辙。

本文拟从文明史的视角观察和解读中国复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类历史并不是人类这个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主体的自然史，而是一部文明史，即人类在其独有的“人文动机”支配下所进行的创造性、可积累的实践历程。人类文明史在总体上是不断进步、持续向上的，因而它也是日益趋近真、善、美的。各种文明体的诞生、成长和消亡，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相互激荡、相互借鉴，人类文明整体上的进步，勾勒出了这一复杂演化过程的基本轨迹。

具有5000多年文字记载史的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其内部呈现出多元共生、多元一体的复合状态。中国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并持续地向前发展，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因此在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文明的总体谱系中占据着十分独特的位置。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中指出：“‘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个‘天下’。它没有边界，可是周边对中央王朝有不同程度的归属……中国固然以儒家为思想主体，却同样有强大的佛教和道教影响，更别提还有许多地方性的信仰在发挥作用……因为有多元并存的空间，中国体系容易接纳外来因素，也因为没有阶级割裂，容许社会流动，易于进行内在调适。” 因此，从文明史的视角观察和解读中国这个伟大文明体的复兴，可以说适得其所。

从文明史的视角观察中国复兴，大体可以形成以下四个方面的判断。

中国复兴意味着中国核心价值理念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的历史并不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是一个文明体的历史，因为主权意义上的中国只是晚近出现的一种国际关系事实，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接触之后在政治层面上的一种反应，是中国文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形态。基辛格在引起广泛关注的《论中国》一书中就写道：“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中国文明经过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其间虽然经历了内外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甚至遭遇过来自外部世界的重大屈辱，但它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深深植根于广袤的中国大地，又不断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塑造了自己宽和包容的品格。对于这一点，中外众多史学家在相关著述中都有细致的描述。在漫长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进程中，的确有冲突、有矛盾、有疑惑、有拒绝——我们无须回避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但更多的是学习、是消化、是融合、是创新——这也是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大力弘扬的，否则，我们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文明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人们提出了许多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持久生命力的理念，比如“贵和谐，尚中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害”“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等。中国先人们也在社会实践中切实践行了这些理念。

考古学发现，早在史前时期，中国地区的五六种文化系统，包括红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同时并存，各擅其场。它们彼此接触，有相当可观的商业交换与文化交流”。正是在这种交换和交流的过程中，共同体观念得以形成，身份认同意识得以确立，中国雏形得以出现。即使是被普遍视为闭关锁国始作俑者的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还曾使用过“华夷无间”这样的字眼；永乐皇帝朱棣则走得更远，提出并实施了“无间内外，均视一体”的政策。这种对待其他文明体的正确态度和恰当做法，正是中国文明生生不息并不断跃上新台阶、开拓新境界的巨大精神源泉。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在中国对外开放达到历史新高度但也面临复杂新局面的今天，重温这些理念，创造性地发展和持续性地坚守这些理念，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我与他”“中与外”的关系，抵御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的诱惑，消除形形色色的误解，化解各种各样的敌意，构建良好的内外环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复兴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

社会主义是理论、运动和制度的复合体，是人类在发展方式领域对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普遍价值的重要探索，因而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已经具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数百年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威尔· 杜兰特（Will Durant）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就曾用公元前2100年苏美尔的史实论证过这一观点。社会主义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并在实践中取得过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卓越表现，曾让最为保守的欧美政治家也不得不公开赞叹。很多不怀偏见的欧美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苏联的顽强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将难以预料。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上自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一度接近70个。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所幸，中国这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顶住了空前巨大的外部压力，稳住了自己的阵脚，确认了前进的方向，坚持了自己选择的道路，并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成为牵动国际形势发展、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关于中国复兴对于世界格局、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学术界已有较为丰富和深入的阐释。事实上，中国复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同样是巨大的、深远的。从空间范围看，当下的中国文明涵盖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其中，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港澳台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无论从人口、幅员还是发展潜力，抑或国际承认、国际影响来看，大陆都是中国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也是国际法意义上的中国代表。因此，大陆的方向，就是中国文明的方向；大陆的未来，就是中国文明的未来。而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之后的近40年间，大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越来越稳健，越来越自信，由此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深刻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格局，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的面貌。不仅如此，大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还将深刻影响世界上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这将极大地提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心，因为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震撼性，是任何有正常理性的人都无法忽视的。而这两点对于世界的整体发展、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都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威尔·杜兰特也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则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将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复兴社会主义，使世界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有效。

中国复兴意味着东方文明的复兴

即使是最为粗略的类型学划分，世界文明至少也有东西之别。在东方文明中，中国文明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这一点已经为学术界所公认。深谙世界历史进程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曾写道：“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标志。哪怕是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和外来征服者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华文明，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通常是走向被中国同化的第一步）。”

中国文明也曾经因为自身的璀璨夺目和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得到过西方世界众多哲人的持续赞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就说过：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这个民族已有高度的文明了”“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伏尔泰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莱布尼茨、孟德斯鸠、黑格尔也有类似的论述。但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迅猛崛起以及强大的对外扩张态势，也由于东方国家陆续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的光芒一度被严重遮蔽，东方文明的价值被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在一段并不算短的时间内，似乎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是先进的、方向性的，那就是以希腊文明为源头、以基督教为信仰、以市场体制为经济基础和以代议制为政治基础的西方文明——欧洲文明是主体，美国文明是它的衍生态。一切以西方文明为尺度，一元化的历史哲学和单向度的历史思维大行其道。但人类文明的现实进程有力地证伪了这一错误观念。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国文明再度复兴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作为东方文明另一大代表的印度也已进入发展快车道，印度文明也已呈现出复兴的巨大可能性。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交相辉映的局面将再次呈现。由此，东方文明将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自信和尊严，它不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被动追随者，而日益成为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个主动创造者。

中国复兴意味着人类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将重新进入平等状态

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的差异化发展是一种客观现象，是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基础，也是文明持续进步的动力源泉，但差异化、多样性绝不意味着文明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对于这一点，当代中国领导人曾经反复强调过。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郑重指出：“各种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然而，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刻意抬高自己所在文明的价值和地位，以十分傲慢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其他文明，以十分粗暴的方式处理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这也是引发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广阔空间、庞大人口的中国复兴，意味着人类文明将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日益趋近平等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文明的相互激荡难以避免，但也会因此进一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相互成就。东方文明将在中国复兴的过程中重拾失落已久的自信，获得更多尊重；西方文明也将因自身的相对衰落而不得不采取谦逊姿态，践行其所宣示的多元主义理念。由此，人类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将重构，实现各种文明体之间平等相处、和谐共存、携手并进的目标离我们又近了一步。

总之，从文明史的视角看，中国复兴是有雄厚历史基础、真切现实依据的。它将为人类对更为美好生活的探索提供积极启示和可供参照的现实路径，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也将为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提供可靠的新动能。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