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执行院长
随着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秩序，不断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公共外交中话语表达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作为国际二战类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断创新对外交流形式，运用人性、和平、记忆、艺术等“世界语”开展“广场外交”“展厅外交”“智库外交”，以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取得一定成效，也为纪念馆在国家公共外交中如何创造性发挥作用做了有益的探索。
一、“广场外交”：以和平共绘愿景
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基于这样的指导精神，纪念馆开展公共外交，着眼点和立足点都不限于纪念馆，也不限于南京和江苏，而是紧紧贴近国家的大方向，以小的耕耘服务国家大的格局。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此后每年12月13日党和国家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国家公祭仪式会场设在纪念馆的集会广场。从本质上说，国家公祭是国之祭，是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但是在实际筹备过程中，纪念馆承担了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在外事领域，除了国外驻华使领馆的使节外，国际上同类型场馆、为中国抗战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及后裔等代表，均是由纪念馆主责邀请。纪念馆充分利用这一平台，邀请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美国珍珠港战役纪念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欧洲被害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纽伦堡审判纪念馆等国际同类型场馆的代表来宁参加国家公祭仪式。虽然多年来与这些场馆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也曾与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一道发起建立国际二战博物馆联盟，但是多年来的交流表明，许多国家对于纳粹屠犹有着很深的认同感，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程度远远不够。纪念馆通过国家公祭开展“广场外交”，把“和平”作为“世界语”的关键词，让国际上的二战类博物馆、纪念馆了解到中国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主要是为了拒绝遗忘、守护真相，保存人类关于战争与灾难的一份记忆，最终目的是为了开创和平的未来。
赵启正曾表示，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更有效地展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①如果说集会广场的公共外交是国家搭台、纪念馆唱戏，那么雕塑广场的“紫金草大型手绘”活动就是纪念馆受“广场外交”启发创新的公共外交形式。2016年3月底，纪念馆在场馆入口处的雕塑广场，历时三天举行了“紫金草大型手绘”。紫金草的故事是源于南京大屠杀的反战故事，因而一经开始就吸引了日本、美国、德国、卢旺达、南京欧盟商会等众多外国团体和个人的参与。正是在一笔一笔的描绘中，在直接的参与中，外籍人士通过纪念馆的这场活动，体悟到如何一起凝聚起来打破国界致力于和平建设，影响了其对中国的认知。对于纪念馆而言，通过这样的活动推出了一个“紫金花”标识，并将之应用于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东盟议长等多个外事团体的仪式化体验活动，将“紫金花”打造成具有世界性辨识度的和平符号。纪念馆在“广场外交”的过程中，注意将单个的、分散的“文化活动”整合成有规模、成系列、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提高每次活动的效率与影响力，增强了外交推进的广度、深度与精度、力度。
纪念馆的“广场外交”不仅仅局限于馆区之内。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壮大，当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全员参与的“新闻广场”。在这个“广场”中，公民通过对外交事件的讨论评价等方式发声，从而对外交的环境、政策实施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公众借助传媒的参与，使得外交工作的“路线图”由传统的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两点一线”转化为“多点多维”，也即借助媒体的“广场效应”，两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群体、个体等等都能围绕外交的不同层面进行“全通式”的互动。②基于这样的认识，2016年4月14日日本熊本县发生大地震之后，纪念馆当天晚上通过官方微博向熊本县的友好团体和人士发出了问候。由于1937年冬天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正是熊本师团，因而由纪念馆发出这样的问候显得格外敏感且意味深长。微博一经发出，立刻引起大规模的阅读和转发，阅读量近800万，转发超过4万次，点赞2万多次。新浪微博舆情观察中心关于此条微博的大数据分析显示，超过95%的网民对此高度认可。重要的是日本方面，较为主流的媒体都对此条微博作了正面报道。
近年来，由于日本媒体提供的“拟态环境”很差，很多日本人因为信息歪曲而对中国存在一种被操纵的恶意。因为崛起中的中国难免会影响到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利益，因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总是不由自主地使用放大镜来观察。中国的一些平常的举动，往往也会带来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外交的开展尤其要慎之又慎，既要服从策略，又要讲究技巧，既要保障利益，又要释放善意。纪念馆巧妙地通过这条微博，释放出了来自纪念馆、来自中国的宽容情怀和人道关怀。
二、“展厅外交”：以人性共生记忆
展厅是纪念馆的话语和思想的表达主体，利用展厅空间将带有充分信息的展览“请进来、走出去”，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外交，是纪念馆的长处。基于这样的定位和判断，纪念馆准确把握好“世界语”，不断地“引进来”并“走出去”。
中国是二战的东方主战场，为了取得这场胜利，曾经浴血奋战14年，付出了军民3500万死伤的巨大代价。但是对于这样的历史，西方国家知晓度并不高。2015年秋天，法国油画家帕赫访问南京并偶然间参观了纪念馆，被南京大屠杀历史深深震撼。在参观之前画家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毫不知情，也不曾听周围朋友说起。回国后，帕赫心头对这段历史挥之不去，花费数月时间创作了南京大屠杀巨幅主题油画《暴行》，通过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领事馆联系，于当年12月在纪念馆展厅内完成了作品的捐赠仪式。通过这次“展厅外交”，通过画家帕赫和他的创作，南京大屠杀历史在法国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对此，南京市政府向画家颁发了荣誉市民的称号。此事也成为一次因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交流活动而成就的公共外交案例。
该幅油画的风格迥异于中国画家类似主题的作品，显示了法国人对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别样理解。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展览之所以“走出去”的时候十分艰难，不在于主题不好，而是因为表达的视角和叙述的方式不适合国外受众的特点。这一段关乎人类文明的惨案，在国际社会传播时应当使用国际社会广为接受的话语体系，不仅仅是揭露和控诉，应当通过这段历史恰当地展示人性。
考虑到南京大屠杀历史在法国的认知度需要提升，纪念馆与法国冈城二战纪念馆协商，于2016年10月22日在法举办南京大屠杀主题展。这次展览在内容选取、展示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注重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叙述这段历史，将灾难性的主题实现人性化的展示，与法国观众形成了共鸣。展览展出后，法新社等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获得了法国民众情感、历史等方面的认可。当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纪念馆“展厅外交”的长处就在于将各国民众视为带有情感的客体。当我们的展览进入他国的展厅时，展示的不仅是一段历史，还有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态度。真正好的展览是自解释的，观众看完展览之后，自然而然地明白展览主办者的目的，从而在观展后完成一次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认识、对本国和他国的双重认识，将人类认识中存在的许多隔阂通过展览中的“世界语”逐步打通。
纪念馆“展厅外交”的世界语就是人性。在对外展览交流中，始终坚持让人性在场，以人性化的客观语气叙述，更让不曾有相同情感的人觉得可接受，更能自觉不自觉地认可并融入到“展厅外交”中。
三、“智库外交”：以友好共铸未来
美国学者曾把公共外交分为五个方面：信息获取、观点表达、文化交流、人员交流和媒体传播。按照这个划分，公共外交涉及的面便非常广，要求非常高。纪念馆想凭一己之力做好出色的公共外交，显然非常困难。为此，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纪念馆与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大学共建了江苏省新型重点高端智库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院成立后，不囿于传统智库的思想产品生产方式，而是以智库为载体在新的平台上凝聚智慧，挖掘渠道，通过建立短期、中期和长期公共外交发展计划，加强公共外交规律和方法的研究，学习先进的国际经验和做法，积极主动地开展“智库外交”。
由于智库运作方式的特殊性，研究院的首要工作就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个级别的官员数次到访纪念馆，现场查看南京大屠杀的遗址、文物、影像、照片等等。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织，该组织内从业人员的身份和工作具备影响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群的态度，并具备能使他们个人的经验变为群体经验的能力。因而在代表们参观过程中，智库通过精通历史与外语的专家与之对话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来龙去脉，澄清真相，厘清细节。通过这样的“智库外交”，让代表们进一步理解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发生的人类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残杀的悲剧，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极大的警示和反思作用，值得全世界认真吸取教训。在这样的意义上，为了避免人类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南京大屠杀应当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这样的阐释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们的认同。
“智库外交”的另一项工作是对中日民间交流保持高度关注。为了了解中日民间交流的真实现状，破解中日民间交流日趋严重的“空心化”现象，2016年8月，智库派遣精通日语、常年从事对日交流的专家赴日进行实地走访。专家组先后走访了东京都、山梨县、爱知县、大阪府等地，拜访了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石子顺夫妇、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笠原十九司、日本“东京审判法庭”民间研究家春日恒男等多名中日友好人士和“南京悲剧不再”、两尊观音思考会、日本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铭心会南京”等多家和平友好组织，送去纪念馆的关心，倾听他们内心深处关于中日关系、中日友好、民间友好的认识和体会。一些专家认为，最佳的公共外交总是开始于倾听，可以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外国舆论。④通过这次“智库外交”，倾听了日方的意见和建议，传递了中方对于中日外交的坚定信心等重要信息。
这次“智库外交”的另一重要收获即发现日本方面从事中日友好的人士年长者居多，且在经济方面较为拮据。年轻人由于历史认知、生活压力等方面的原因，对于中日友好事业并不关心。日本出现的这种和平事业后继乏人、经济支持乏力的现象引发纪念馆的新思考。如果说国际关系学是人学在国际层面的体现，那么公共外交就是国际关系的人性回归。⑤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之间的友好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友好，人民之间的友好是国家之间友好的基础。这次日本实地调研之后，纪念馆拟将下设的南京国际和平学校打造成接待国外青少年的重要基地，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完成国外青年对华观念的互动构建，培育未来友好的增量。
余论
从国际范围看，博物馆或纪念馆即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客厅，是公共外交的第三力量。质而言之，纪念馆本身就是一个国际通用语言，利用纪念馆身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共鸣性很强，更容易沟通和取得共识，思想交流也更容易绕过因为偏见或误解形成的沟沟坎坎。在公共外交这份答卷上，纪念馆主动做思考题和附加题，不畏难、能创新，正走出一条实践驱动型的公共外交之路，实现基于渠道的公共外交向基于影响的公共外交的转型。
「注释」
①韩光明：《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特点分析》，中国网2013年2月28日。ht t p:// 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2/28。
②叶皓：《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
③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尼古拉斯·卡尔：《公共外交：以史为鉴的七条法则》，《国际新闻界》2010年7月。
⑤王义桅：《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声”境界》，《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春季号，总第13期。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