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当前困境与世界秩序未来走向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6.016
在德国德累斯顿，“反伊斯兰化”运动（PLEGIDA）成员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移民政治和社会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但塑造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秩序的发展变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体系遭遇重大危机，世界秩序也面临一系列困境。我们需要深入认识资本主义塑造世界秩序的内在机理，系统剖析当前资本主义困境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思考引领世界秩序发展走向的理念和举措。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塑造
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主要经历了自由竞争和垄断两大阶段。其中，垄断资本主义又可细分为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以及跨国垄断等不同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的变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升，其对秩序的塑造作用逐步由国家向地区、由地区向全球扩展。
16世纪至19世纪中后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确立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家主要在国家内部自由竞争，他们的生产力和财富积累还不足以大规模向外扩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尚未发展完善，对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还相对有限。此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1]
第一阶段大致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地理范围大致包括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体系。这一时期，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发展成熟，努力争取有利于自身财富积累的制度体系。为从传统政治势力那里争取权力，他们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自由主义塑造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强调市场可以带来自由、福利、秩序、安全，拒绝传统政治权力干预经济，建立起一套有利于自由竞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此同时，英国将国内实践带到国外，不但要求欧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推动建设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并利用自身贸易优势地位确立了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制度。这些安排帮助英国不断维护和强化自身优势，最终创造了“日不落帝国神话”。
第二阶段大致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后期，地理范围大致包括资本主义阵营及其辐射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资本主义逐步由私人垄断阶段进入国家垄断阶段。在国内，资产阶级彻底打败传统势力，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在国外，自由竞争已无法满足生产集中以及新一轮工业化需要，导致帝国主义政治军事竞争代替了自由经济竞争。罗斯福遵循凯恩斯主义，把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改造为国家干预的福利国家模式，使市场成为有管理的市场。国内改革必然折射到国际经济秩序之中。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既打破了经济民族主义的阻隔，也为国家防范外部市场冲击预留了制度回旋空间。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发放救济借款，国家保留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权，关贸总协定中列出一些例外保障条款等。美国还通过经济援助、军事援助、跨国公司等，将一些新兴民族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推动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阶段大致指冷战结束以来，地理范围基本涵盖全球。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进入跨国垄断阶段，真正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开始形成。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各国比较优势进行生产要素配置，形成跨国生产链。国家为吸引资本竞相放松管制，逐步放弃福利国家时代对资本的节制措施。企业为提升竞争力也竞相降低成本，将生产线更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自由和成本竞争，导致工人阶级权益受到削弱，国家从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型。新自由主义成为支撑这一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内涵就是保障自由，宣扬国家干预对个人的危害，强调自由是恢复增长和效率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秩序也向着全球统一自由市场转型，放松管制、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成为新阶段的主要特征。这些逻辑反映到世界秩序上，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朝着加大自由贸易力度、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放松管制、放任自由的方向发展。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遭遇的困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饱受质疑。2017年上半年，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英国政府开启与欧盟“分家谈判”程序。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推动者和引领者，美英两国的选择表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遭遇重大困局。
第一，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第五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5%猛增至21%，国际贸易占全球GDP比重从39%上升到59%，生活居住在非出生国的人口增长了25%以上。但是，金融危机以来，除了人口跨国流动仍在继续之外，其他两项指标都黯然失色。2008年国际资本流动雪崩式下降到全球产出的4%，到2015年更是降至2.6%。国际贸易也从占全球GDP的60%下降到58%。[2]资本流和贸易流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持续低于经济发展速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要素全球化遭遇了一股强劲“逆风”。
第二，与经济社会数据变化相伴随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美国和欧洲民众对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态度就是典型体现。全球网上市场调查机构舆观（Yougov）的一项调查显示，2014年有将近55%的德国民众支持TTIP，但2016年下降到17%。美国的情况很相似，早在2015年TPP宣布达成时，亚特兰大街头就出现了游行示威，反对可能损害普通民众利益的TPP。“国际自由贸易”过去几十年曾是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高举的价值观大旗，但TPP和TTIP遇冷表明，这一理念似乎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
第三，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已反映到发达国家政治局势之中。在美国，特朗普靠安抚中下层白人难以言说的愤懑和不满赢得大选，当选后即抛出“美国优先”论，保护主义、排外主义色彩明显。在英国，公投使“脱欧”由思潮变为现实。在德国，默克尔政府接收难民的政策导致主张恢复边境管制、脱离欧元区的“另择党”异军突起。在法国，玛丽娜•勒庞虽未赢得大选，但其领导的“国民阵线”所造声势近年来对传统主流政党已经构成严重挑战。在意大利，持反移民、反欧盟立场的“五星运动”不仅在地方选举中成功拿下罗马、都灵等地区，而且民调支持率持续高企。此外，荷兰极右翼势力虽未赢得大选，但已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西班牙“我们能”党、奥地利自由党等也都成为各自国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第四，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色彩上升。自2008年以来，主要大国外交风格都趋于务实，世界似乎正在重回现实主义政治时代。中国外交更加积极进取，强调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上频出实招，在与美欧博弈中屡得先手；特朗普看似不惜挑战西方传统价值观底线，实则始终坚持“美国利益优先”原则，自我揭露西方传统价值观的脆弱和虚伪；埃尔多安继“转任”总统后又完成对土耳其政权体系的改造，长期执政几成定局；塞西领导下的埃及正努力走出新自由主义的空洞说辞，寻求更有实效的政治体制；莫迪和安倍也都显示了各自强烈的民族主义风格。《金融时报》刊文称，这些铁腕人物都是民族主义者而非国际主义者，世界正在重返权力政治时代。这些观点无疑反映了国际政治自由主义色彩淡化、现实主义色彩上升的事实。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困局的根源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遇到问题，主要是因为人类对全球化进程的管理出了问题、利益分配出了问题、对全球化速度和方向的把控出了问题。
首先，从大历史视野看，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做大全球经济“蛋糕”的难度加大。科技和产业革命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能，会带来经济大发展，但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初期，世界经济往往会经历一些阵痛。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发生的，2008年金融危机则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之后发生的。重大技术革命不但改变着生产消费“函数”，而且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刻影响。如果这些物质层面的新趋势得不到制度理念层面的积极适应，经济社会的潜在危机风险就会加大。往往在这个时候，全球经济会出现动力不足等各类“不适应症”。总之，动力转换期往往也是矛盾多发期和问题集中暴露期，全球化遇到一些问题有其必然性。
其次，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下降，并将其归咎于全球化进程。随着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的“金字塔”结构正在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Milanovic）在其新书《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方法》中强调说，其实在全球化深入推进过程中，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呈持续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降低。这表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正在不断弱化。这一趋势对西方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这会从总体上削弱其享受了几十年的高品质生活，那种传统的低劳动强度、高收入、高社会保障、舒适、安逸、静谧、悠闲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整个国家的“精气神”和“心气儿”不断下降。为转移矛盾，这些国家将责任归咎于全球化进程，进而激起民众对全球化的反弹情绪。
第三，在国家之间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同时，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则在持续上升，民众不满情绪不断积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3]以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等人都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在日益加剧。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美国已经变成1%所有、1%所治、1%所享的国家。中产阶级所占比重明显萎缩，中下层民众的“被剥夺感”“被打扰感”“失去感”日益上升。位于金字塔下层的90%民众的收入，已经停滞了三分之一世纪之久。全职男性工人的真实中位数收入比40多年前还要低。在社会底层，实际工资基本维持在60年前的水平。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主要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变革抱有强烈反对情绪[4]，但他在最近出版的《重构美国经济的规则》一书中则强调新的不满情绪传导到了发达经济体身上，数以万计的发达国家民众加入到反全球化队伍当中。[5]其实，他没有指出的另外一点是，在本轮反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民众表现得甚至比发展中国家民众更为强烈。
第四，货物、服务、资本的跨国流动必然带来人员跨国流动，带来利益分配、移民融入、文明融合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难题。一方面，人员跨国流动会挤占东道国的就业机会，难民移民的大量涌入会给当地带来经济社会负担，使“原住民”的生活受到冲击和干扰；另一方面，人员跨国流动会冲击东道国的社会秩序，带来移民融入和民族融合的问题。2015年，全球有2.5亿移民和6500万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欧洲接受的移民最多，高达7600万，而欧洲大陆也是对移民问题感到最焦虑的地区。这种焦虑感有时比经济议题更能影响投票倾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表示，“移民是全球化的最终表现形式。它之所以被视为具有侵略性和颠覆性，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民众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这些外国人相貌不同，口音不同，生活习俗也不同。这些都可能引发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当然，这些反应并不全都是有害的，但必须认识到，变化的脚步如果太快，社会就难以及时消化”。美欧民众在该问题上的怨气积蓄已久，近两年的难民问题成为民粹主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修墙”的思维已在欧美各国普遍酝酿。
积极引领世界秩序发展走向
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进程遇到了诸多问题。不过，人类互通有无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信息科技大幅降低人类交往成本的趋势也是不可逆的。彻底抵制全球化进程或彻底放任全球化进程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既要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同时也要让全球化变得更为均衡、包容、普惠，不断“驯服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主动作为的空间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呼吁超越新自由主义思维局限，在国家、地区、全球之间寻找平衡点，把控好全球化的方向和节奏。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或不同群体的收益情况相去甚远。同时，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全球化之路不可能永远平坦笔直。在全球化进入崎岖曲折路段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深刻理解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可能衍生的负面结果。忽视国家利益未必有利于地区合作和全球化进程，寻找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世界利益的平衡点更有助于推动国际经济合作进展。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所言，“自由贸易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强动力。当今领袖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既要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又要让贸易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原动力”。[6]
二是通过推动国内改革发展，进一步增强发展道路的吸引力。“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折射的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的加剧。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我们国家也一定程度存在。不过，相对于西方国家，我们采取的措施也更加务实前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施精准扶贫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关注人民群众利益，最大程度推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确保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重要举措和理念，也都体现着协调处理公平与效率的战略思路。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就一定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示范意义。
三是精准研判全球化发展趋势，积极提供“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公共产品”。纵观世界大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引领新一轮不同于西方的全球化之路。“一带一路”就是一项重要探索。首先，“一带一路”不谋求建立约束性制度机制，不墨守传统经济合作套路，而是以“互联互通”为核心，寻求制度建设与务实合作的“双轮驱动”，有助于缓解全球化和国际制度“非中性”的问题。其次，“一带一路”超越重贸易、轻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不仅包括贸易合作，而且强调“五通”建设协调推进，注重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能够帮助亚欧大陆腹地国家不断培育产业链条、产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提升自身经济发展能力。第三，“一带一路”强调金融应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亚投行、丝路基金都聚焦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主题，此举有助于防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有助于防范大规模金融泡沫的产生。第四，“一带一路”强调开放包容原则，更注重在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国际经济合作之间疏通经络、搭建桥梁，解决了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之间的逻辑矛盾，能够推动二者彼此包容、相互促进。
四是坚持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安全的思路。具体讲，需坚持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国际发展观，推动国际社会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推动各国普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减少贫困，努力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赖以滋生的土壤，积极促成发展与安全相互助力的良好态势。同时，需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努力消解和融合西方安全体系，与世界主要大国加强沟通，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批准号：2015MZD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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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大致采用了李滨教授的阶段划分法，但每一阶段的具体名称则借鉴了李强教授、庞中英教授等的提法。具体见李滨：《无政府下的世界秩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7期，第4-20页；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6月；庞中英：《脱离一种世界秩序比加入它更困难》，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2期，第50-51页。
[2] 张宇燕：《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世界经济的视角》，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第51-54页。
[3]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
[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
[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重构美国经济的规则》，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1月。
[6] 张宇燕：《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世界经济的视角》，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第5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