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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营造法式》版门、牙头护缝软门、合版软门、格子门图样门在中国古典建筑中角色多样，既可以是单体建筑的构成部分，也可以作为独立建筑而存在。门在沟通空间的同时又分隔空间，功能微妙，汉代至宋金时期的“半启门”图像，形为一妇人轻启门扇、露出半身，凸显了这种特殊意义，引发后人种种猜想。在崇尚礼制的中国古代，作为独立建筑的门又往往被赋予功能之外的意义，在限定空间、引导仪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 密锢深宅

古典建筑格局幽深内敛，十分重视空间的私密性，因而封闭性好、不开孔洞的“版门”使用广泛且历史悠久、形制稳定。“版”意指门扇为厚木板，由数块拼合。按《营造法式 》记述，近轴一边木板最厚、最长，上下加门轴，称为肘版；远轴一边稍薄，略短，称为副肘版；二者间的版最薄且短，称为身口版。各版以背面平行的若干横木连接，称为楅，楅与版之间用门钉固定（图1左1）。门钉造型凸起如螺，同样有“密闭”的寓意。《营造法式 》引《风俗通义 》云：“昔公输般之水，见蠡，曰‘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遂施之于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门有四框，上者曰额，下者曰地栿，今俗称门槛，两侧曰立颊。门轴须上下固定，上者即鸡栖木，置于门额内侧，状为横置方木，两端下面有孔以安门轴，外侧以门簪固定；下者即门砧，穿于地栿内外，内侧上面有孔以安门轴。图2 秦汉骊山汤遗址出土版门（唐华清宫考古队《秦汉骊山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1期）

图3 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汉代陶楼局部最早的版门实物见于陕西临潼“骊山汤”遗址一组倒塌的木构残馀中，门扇系数块板材拼成，背面由平行的数道“楅”连接，并有门轴存留。门扇高 1.82 米、宽 0.79 米、厚 4-5厘米，其旁还发现了门框和门闩关木遗存（参唐华清宫考古队《秦汉骊山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11期），为一小型建筑之门（图2）。“事死如生”的汉代墓葬中也往往布置有形如生前建筑的墓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后室与前室门洞上有汉白玉石版门，双开门扇高宽比约 2:1，装有铺首，铺首约当门扇宽的1:7，与后世存世木构建筑铺首比例近同。墓主推测为汉哀帝母丁太后的山东定陶黄肠题凑大墓亦装有木版门，双开门扇高宽比约 3:1，亦有额、立颊，门上铺首已毁失。汉画像砖石与建筑明器上也大量出现了门的形象，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一陶楼双开之门上不但表现了门扇由数块木板拼合的做法，还在门上绘出精致的木纹，地栿上有三个矩形凸起，居中者在当时称为“闑”，类于后世的“将军石”（图3 上）。河南博物院藏一汉代陶楼，门框上表现出精致的线脚（图3下）。内蒙古出土一汉墓壁画上绘有版门之立颊、门额，门额上还描绘了鸡栖木，极为写实。唐代较完整的木质版门可见于近年蒙古国布尔干省发现的 7世纪贵族墓葬内壁龛门，与生人所用之门几无二致，门上安门钉、铺首，四周并带有门额、立颊、门簪等（图 4）。时代相近的贞顺皇后敬陵石椁上也精致地雕出了带六排门钉的门版、立颊、门额、门砧。从壁画等图像上观察，唐时尚延续古风，不但城门、宫门以至院门用版门，屋门也多用版门。图4 蒙古国布尔干省7世纪墓葬壁龛门

图5 南京独龙阜南朝残石塔（左）、咸阳马跑泉唐墓（右）

图6 唐李寿墓石门至宋代，屋门开始普遍使用透光性好且开合轻便的格子门。这种上半部“开窗”的格子门始见于南京独龙阜出土南朝石塔残件（图 5左），其门每扇上半各开一直棂窗，咸阳马跑泉一唐代墓葬也有一例（图5右）。格子门与版门的重要区别是门扇上半部带格眼。《营造法式》记载，格子门门扇四边有框名“桯”，中部横方木一至两道名“串”，如有两道，则腰串间版名曰“腰华版”，下半部之版则名“障水版”（图1 右）。其“格子”形式基本构图为“四直方格眼”与“四斜毬文”两种，匠人由此演化细节，使格子门艺术造型变化万端。

《营造法式》还列有两种“软门”，即“牙头护缝软门”（图1 左 2）和“合版软门” （图1 左 3）。陕西三原李寿墓石门有边框及腰串，腰串及上、下桯上还各有一排门钉，类于前者（图 6）。此类门形出现甚早，扶风出土西周蹲兽方鬲及兽足方鬲上所见双扇门即属此类，故宫藏时代稍晚的战国采桑狩猎纹铜钫上一重楼建筑图像之门、曾侯乙漆棺侧面所绘双开门、临淄郎家庄齐墓出土战国漆盘上之三间单层建筑图像之门形式均不出其外，应是当时流行于列国的宫室屋门常用形式。近年临淄齐故城 10 号建筑遗址中出土了珍贵的彩绘木门实物遗存，双开，存一扇，门高 2.78 米（不含门轴）、宽1.55米、厚约0.1 米（图7）。彩绘图案分为边框、门板两部分：边框宽约0.2 米，白地红彩，纹饰为两行相对的卷云纹；门板饰黑红相间纹饰。木门上、下各发现宽 21 厘米的大型铜铺首一件（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淄齐国故城 10 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 年第 8 期）。该门形式与上述铜器、漆器图像所见略同，其高、宽比例为9:5，尺度按齐地 1尺为 31厘米（参张良皋《匠学七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则为高 9尺、宽 5尺，这一比例合于古人所推崇的“九五”天数，比照该建筑遗址位于齐宫城之内、其门又近台基中轴线北端、门上彩绘繁复华丽、门上铺首体型巨大而雕饰精致等特征，可见其所属建筑等级颇高。与之相关的是，两千馀里之外的周原凤雏二号建筑中阳门道及主室后连廊均广约 3.1 米，秦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主室三门亦均宽 3.1-3.2 米，与临淄由木门尺度推得的门洞尺度一致，故此门当为这一宫殿北端的正门，并可知周代以来的宫门尺度或有通制存在。图7 临淄齐故城10号建筑遗址出土木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淄齐国故城10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8期）

图8 西周蹲兽方鬲及兽足方鬲、刖人守门方鼎局部

图9 日本奈良法隆寺藏“竹厨子”早期还有以密排楞木代木板制作的门，如周原岐山董家村出土一刖人守门方鼎即有表现（图8），与之对应的实物可见于日本奈良法隆寺旧藏 8 世纪一小柜，名曰“竹厨子”（图 9），柜门双开，以立排竹材构成门扇，并有两道腰串，饰以花形铜钉，形如李寿墓门。

图10 临淄齐故城10号建筑遗址出土铺首（左）、汉武帝茂陵陵园出土铺首（右）二 宝饰琳琅

就装饰意义而言，古建筑门扇上最显著的构件就是铺首。因取守护之义，铺首多作凶恶狞厉的兽首形，清黄生《字诂》云：“门户铺首，以铜为兽面，衔环着于门上，所以辟不祥、示守御之义。”又谓铺首乃龙之第九子“椒图”，清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云：“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关于“铺”字的含义，明杨慎《丹铅馀录》则解释说：“铺，亦古器名，有公刘铺，有天君养铺，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铺圆耳。汉门有铺首，正象其形，乃铺陈之义，又按铺字从金，宫门铜环所谓金铺也。其制不始于汉，三代以来有之，或以苇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铜，各随其所王之德，今俗岁节以苇索门，亦古意也。”铺首兽首口衔圆环以挂锁，叩门亦常用之，司马相如《长门赋》有“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描绘的就是叩击西汉长门宫宫门上铺首的情形。汉画像石上往往夸张地将铺首布满整个门扇，以显示其作为“门”的标识符号意义。

扶风出土西周蹲兽方鬲左扇上有插门闩所用的关口，所饰兽钮已有后世铺首的雏形。战国则普遍使用铺首，尤以宫殿铺首体量巨大、雕饰精致。典型如临淄齐故城10 号建筑遗址出土宽21厘米的蟠龙螭兽面铺首（图10左），又如燕下都“老姆台”高台建筑遗址附近出土青铜立凤蟠龙纹透雕铺首，宽达36.8厘米，以此推测宫门单扇门宽约2.7米，整个门口宽约5.4 米，当为宫城大型宫门所用。铺首多为铜质，豪华者饰以金银，或鎏或错，如延安官庄乡原村出土汉代铺首为鎏金，美国史密森学会所藏战国铺首为错金。也有金银质铺首，银质如墓主可能为秦夏太后的陕西西安南郊神禾塬大墓出土者，金质则见于《洛阳伽蓝记》所云永宁寺塔诸门“复有金环铺首”。汉武帝茂陵陵园还发现了一件罕见的青玉铺首（图10右），兽面之上又附云龙数条，宽35.6厘米，与燕下都所见尺度相近，其出土地近陵庙，当为庙门所用，并具有特殊的礼制内涵。汉代重要的礼制建筑，铺首造型可能按“四象”造型设计：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秋九月……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后汉书·哀帝纪》）。“龟蛇”即“玄武”。图11 大同出土北魏铺首（左）、固原出土北魏铺首（右）（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图12 北魏宋绍祖石椁石门南北朝早期，铺首风格大致继承汉代遒劲抽象的兽面造型，但细节内容也悄然变化。如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的铺首与此前兽首周边多用龙凤、蟠螭、卷云等不同，其兽首顶部用植物或童子、力士等装饰造型（图11 左）。北魏宋绍祖屋形石椁有四个门扇，每扇上皆夸张地雕饰了上下分布的大型铺首两个（图12），铺首兽首上或用卷草，或用菱叶，或用力士力擎兽角，变化颇多而不拘一格，这些铺首位置已脱离了原位而成为纯粹的装饰，展现了北魏人对铺首特殊的喜爱之情。固原一北魏墓中亦有造型独特的透雕铜铺首一对，兽首上部有双龙蟠绕，双龙之间为一仙佛类人物（图11 右）。当时佛教在东亚渐趋繁盛，铺首之上出现新的造型艺术元素，当与佛教影响有关。

南北朝后期，铺首的兽面逐渐趋向圆润写实的造型，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有一组时代约在隋唐之际的石墓门，门上雕有铺首一对，兽面狞厉，额头还有卷草形装饰，有北魏馀绪，兽面四周则满布形如火焰的须髯，堪称精巧。这种风格逐渐定型于隋唐。隋代铺首典型当为扬州隋炀帝墓所见四件宽 26厘米的大型鎏金铺首，兽面之外，其他如龙凤、植物、人物装饰皆无，明显趋向简化。衔环处由下垂变为外凸是其与此前铺首另一显著不同之处，并与前述蒙古国唐墓所见木门铺首相同。由于体量巨大，这四件铺首被认为有可能是隋江都宫宫门所用，后陪葬炀帝墓中，如其属实，则铺首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身份象征意义，以至作为陪葬之物（图13左）。唐大明宫所出鎏金铺首已完全脱离了汉代至北魏早期偏于方形的设计，兽面被完全包围于圆形轮廓之中，并环绕一圈北朝以来流行的联珠纹（图13 右）。此后直至明清，这种兽面铺首造型再未出现大的变化，只将所衔环之装饰踵事增华，如明清紫禁城宫门铺首，其环变线为面，饰以云龙，极尽繁复。图13 隋炀帝墓出土铺首（左）、大明宫出土铺首（右）

图14 北魏洛阳太极殿东阁门附近出土饰件（郭晓涛等《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门钉是连接固定版门上“版”与“楅”的部件，也是铺首之外的重要装饰，又名“浮沤”，宋程大昌《演繁露》引《义训》云“门饰金谓之铺，铺谓之 ， 音欧，今俗谓之浮沤，钉也。案此沤者，水上浮沤状，亦类蠡也，《南史 》人借雀以行嘲谑，曰‘谁家屋门头，铺首浪游逸’”，是为另一种解释。汉代版门图像中罕见门钉，可能因其钉帽尚未夸张为装饰构件，故被省略。至南北朝以后，门钉的装饰性增强，较早实例见于大同宋绍祖石椁上，时属北魏早期，共有三排，同时期的北魏平城遗址也发现了大量门钉遗物；《洛阳伽蓝记 》则云永宁寺塔诸门“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北魏洛阳太极殿东阁门附近出土一中心有孔的莲花形金属饰件（图14），或为门钉遗存；九原岗北齐墓壁画所绘府邸门扇有四排门钉；西安北周安伽墓则表现了三排门钉；蒙古国初唐墓壁龛门钉亦有三排；西安盛唐贞顺皇后敬陵石椁则有六排门钉；山西晚唐佛光寺东大殿殿门门钉为五排，但非原貌；洛阳孟津新庄晚唐五代墓门门钉残馀三排，推测原为六排，钉形如宝相花（图15），与北魏东阁门附近所出者意匠相近。门钉行数取决于“楅”数，“楅”数则与门高直接相关，《营造法式 》记载“用楅之数”源于门的尺度大小：“若门高七尺以下用五楅，高八尺至一丈三尺用七楅，高一丈四尺至一丈九尺用九楅，高二丈至二丈二尺用十一楅，高二丈三尺至二丈四尺用十三楅。”《清会典》关于王府建筑的规定有“门钉纵九横七”，可知当时对门钉的使用有着明确而严格的制度规范。

高等级建筑的门角部还包以金属角叶，以防磨损。东周时已出现角叶，大英博物馆藏沂南汉画像石墓一门阙图像上即绘有包于门轴附近的角叶，满城汉墓亦出土有与门轴合体的鎏银铜角叶，蒙古国唐墓壁龛门上则有鎏金角叶，已成为华丽的门饰之一。大型宫殿、庙宇的格子门亦包角叶，如明清紫禁城内所见，且皆有雕饰，极尽精致。图15 新庄晚唐五代墓门钉（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三 重门皇皇

屋门之外，中国古代还存在大量作为独立建筑的门，其数量、方位、造型往往是建筑群空间礼制等级的重要象征。数量上，帝王宫室多附会古典文献“三朝五门”制度。“五门”，曰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但与历代宫室宫门如何对应已无法廓清。方位上，亦以四向皆设门为最尊，如帝王宫殿、坛庙大多皆四向四门，以隐喻其所处国家空间中心。庶民则仅可单向设门。

造型是作为单体建筑的门体现内涵与等级最为重要的属性。造型最尊者为“阙门”，即两阙夹门，王者使用，具有隆重的礼制意义，并逐渐成为宫室的代称，臣子前往皇宫朝见皇帝往往被称为“诣阙”。关于门前立阙的功能，《梁书·何胤传》云：“阙者，谓之象魏。悬象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即阙为张挂朝廷告示所依。迄今所见最早使用阙门的实例，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宫城之门。周代阙门的迹象见于西周镐京五号建筑遗址，平面呈“工”字形，中央为门道，两翼有建筑。秦汉时阙门逐渐定型，秦始皇陵内城东、西二门外及西汉未央宫东门外皆有明显的阙址，西汉阳陵、杜陵陵门的考古发掘则展现了当时陵墓阙门独特的形制——两侧为夯土墩台，向外呈三级内收，内侧有门塾以为守卫人员驻地，中央为门道，这种两阙间连门的形制可能是文献中所谓的“台门”。汉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形制为两阙相夹，宫门在后，之前以墙相连，总而围合成一半开敞的空间。其阙向东西两侧及后方各有凸出，呈“二出”形制，这座阙门筑成于曹魏时期，为西晋、北魏沿用。东魏北齐邺城正门朱明门亦有双阙相连，或因其门为内城正门而非宫门，故仅为单出。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亦相当于宫室阙门，只因其龙首塬头的地势限制而改门为殿，两侧出阙名曰翔鸾阁、栖凤阁，形如三出阙，故大明宫在当时也被称为“北阙”，李华《含元殿赋 》云“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阙而为翼”。唐洛阳宫正门应天门亦带双阙，考古发现其为双侧三出阙形制。唐宋以后，宫殿阙门又被称为“五凤楼”，“五凤”大致指一门楼、两角楼、两阙楼，共五楼，平面则为城门两侧两阙前凸如凤翼，宋元时宫门皆为此制（图16）。直至紫禁城午门，亦为“五凤楼”形制，只是城门台与阙连为一体，失去三出之形。除却宫门，两阙还可独立存在而自成“门”意。如东汉出现的小型墓阙、庙阙，阙间皆无门，突出了阙更为纯粹的入口标识功能。甚至自然之山亦可被赋予“门阙”的意义，如《史记 》云秦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至曹魏营洛阳宫殿时，更强化了阊阖门直对宣阳门的中轴线，中轴线所对的万安山的阙形山峰因而也有了“阙”的意象。至晋室南迁后所营建康城，亦以牛首山作为“天阙”：“世传晋室欲立阙，王丞相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梁书·何胤传》）隋唐承之，隋东都以中轴线直对伊阙，唐帝陵更自内而外设门阙、乳阙、鹊台以象征宫门、城门、郭门，隐喻着帝都的三重空间，延续着“阙”的独特象征意义。

图16 元人《宦迹图》中的阙门形象规模下阙门一等者则为无阙之宫、城门，亦往往作楼观形，下层筑台，上起门楼，或可作为“台门”的另一种解释，今日仍可见到的大量明清时期城门即属此类，其等级与门道数量有关。早期“台门”门道为两侧密排“排插柱”承托上部横梁（图17），梁上早期还置叉手。砖券的拱门在元明以后方普遍使用，但最早的砖券式城门却可追溯至邺北城南城墙发现的“潜伏城门”，乃是罕见的特例。台上一般起单层楼，也有多层之例。魏晋南北朝时，此类“台门”上即多起重楼。洛阳北魏宫城太极殿前的三重“台门”——止车门、端门、阊阖门，其底层柱网纵向较密，具有一定的“排插柱”特点，是当时宫门独有的做法，其上即有重楼。及至隋东都诸城门甚至坊门营建，亦倾慕旧南朝都城而多于其上作重楼：“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并为重楼。”近年隋唐洛阳城定鼎门内宁人坊、明教坊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隋唐坊门的形制是两侧设夯土墩台、中开门道，有如微型城门，则知其上部为重楼的可能性甚高。

较“台门”规模小者为屋宇式门，外观与屋宇并无分别，屋盖可四阿、可歇山、可悬山，有低矮台基。只是柱网多为“分心槽”，即前后方向三排柱网，居中一排开门，前后开敞。其开间则可七间、可五间、可三间，亦可一间，随等级及位置而定。近年汉魏洛阳宫城太极殿东侧发现于夯土墙上开一口、前后各有二柱的形制，即是一间之门，称为“閤门”，即宫中小门，又称“闼”“闱”，古人多以“黄闼”“省闼”“禁闼”代指宫中。 图17 宋张泽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形象

图18 清定妃园寝中的随墙门

图19 唐李寿墓壁画与《营造法式》图样中的乌头门形象明清时还有于两侧起砖垛、上架木梁后起屋面的小型院门，多作宫殿及陵寝的内院之门，因表面多贴琉璃饰物，故被称为“琉璃花门”。此类院门规模缩小、装饰简化后，至今仍是北方民居传统院门的常用形式。更为简单的则是于墙上开门洞形成的“随墙门”（图18），门上如出挑屋檐则是为较精致的做法，若简单则设木梁即可。园林之中的“随墙门”形式自由，方形之外也有圆形、宝瓶形等，不拘规制。

此外还有一种规模小而独立的门，名曰“乌头门”，形式为两侧立柱，柱头套瓦头名为“乌头”，柱间横楣连接，安上半为棂子的门扇。乌头门使用范围广泛，无论等级，既多见于陵墓、庙宇等礼仪性场所，也可在一般建筑中使用，且出现甚早，《洛阳伽蓝记 》载永宁寺北门即为乌头门形制，陕西三原唐李寿墓壁画中佛寺寺门（图19）、马厩门皆是其形象的较早实例。乌头门在后世又称为“棂星门”，明清陵寝明楼五供之前即设乌头门一道，坛庙祭坛四面亦多设四座乌头门。

明清北京还流行一种形制独特的门，名曰“垂花门”，一间，中部两柱支承，上起悬山顶，前后各有两柱不落地而悬于檐下梁上，柱下端雕为花形，多为一般殷实士民宅院或寺观别院所用。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